尴尬的中国大学校长（转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社）
“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16位政协委员做了主题发言，痛批大学衙门化。听听代表们的呼声，再看看中国的大学和大学校长，我们有何感想？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创造和保存人类文明的场所，是培养全面客观地了解和研究世界智者的地方，是追求高深学问的所在。它是一个真正的象牙塔，而非为官场。
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到现在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广泛采用。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是一个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教学相长，教研结合，严格独立于行政和商业之外，具有高度自治与自由的特殊机构。
与此相应，校长又应该是什么？校长应该是一个秉持大学理念、保证人类文明得以传承、使学子能以其自身兴趣学有所长、学有所乐、学有所成的管理者。校长作为大学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员，自然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教育者，而不应当是身兼数职的长官式领导。
世界通例，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民国时期也有先例。1919年6月15日，因为政府的行政权力对北大的过度干涉，蔡元培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他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斩钉切铁地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为什么呢？他发挥道：“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容不得强权干涉。1940年代后期，胡适任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先后请他做考试院长，兼职国府委员，他坚辞。他说：“依据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自己解释国府委员不是官而不辞北大校长”。抗战结束，西南联大将要北上的时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傅斯年马上指出，蒋须立即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在面对政治权力和大学理念时，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做出了相当决绝的选择。
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都宣称要建世界一流大学，这自然要求对西方现代大学理念的秉承。而在中国，政府干预教育，教育惟命权贵并不自今日始。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以官阶高低看待任何机构，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高校自然不例外。规定各高校不同的行政级别，就是这种惯性思维使然。某校部级，某校副部级，某校正厅级，于是，各种有高校校长出席的会议，参与的校长在人们的眼里，不再是教学科研机构的领头人，而是大大小小的一批官员。
官场上，讲究的是服从与权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而校园里，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高校附庸于权贵，必是大学的衰败与没落。大学衙门化，严重挤压了自由平等的学术研究和讨论空间；教学科研人员自由平等的学术论争就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职衔高的说话分量就足，而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似乎也从行政地位中自然地获得了衡定学术是非的权威。
当今，在中国大学严重依附国家行政机关的背景下，校长由政府任命，一跃成为部级、副部级长官。李炜光先生在《寻找大学校长》一文中写道：“今天的中国，没有大学校长，只有大学官长。”
在中国大学缺乏自主性的现在，在面对中国大学机构行政化的现实与现代大学理念的要求的双重撕扯，大学校长们地位确实很尴尬！（原文见《沉淀》第6期高校纵横版 文\崔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