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土家

大夏大学（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是由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抗战期间曾西迁贵阳，与复旦大学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光复后迁回上海。1951年10月，在原校址与光华大学相关合并后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


1924年，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由于学潮离校奔赴上海，当时刚卸任的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共同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成为当时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学校设五个学院以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理学院：数理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师范专修科：国学组、英文组、史地组、数理组；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 　　大夏大学当时的校董有：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甚至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良好的办学实力，使得大夏大学获享“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从1929年3月起，大夏陆续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旁购地近三百亩（现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址）。当年夏天，由前校长马君武、欧元怀、王毓祥先生率领几位华侨同学去南洋一带募集建设新校舍的经费。王伯群校长则以六万七千余两银子（合当时11万余元）资助建筑教学大楼，并以中山路地产为抵押，向建筑费32万元。1930年初，中山路校舍开始动工，同年9月一期建筑完工，包括：教学大楼“群贤堂”，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群策斋”、“群力斋”两栋男生宿舍以及女生宿舍“群英斋”，3栋宿舍各可容700人；此外，还有教职员宿舍12幢，以及学生浴室、饭厅等。于是，大夏大学随即迁入，将胶州路校舍交给大夏附中使用。接着，在新校址上又继续兴建理科实验室、体育馆、医疗室、大礼堂、东西大楼教职员宿舍以及各类运动场，至1932年大体完工，此外，在学校西南部，另有四百亩土地，辟为大夏新村，为教职员自建住宅之用（抗日战争前已建成30余所）；还有荣宗敬捐赠丽娃栗妲河蜿蜒秀丽，更为校园增添了美景。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尤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著称。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大夏被迫内迁。最初与同为私立大学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迁到贵阳，两校之间的联合解体。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最初假当地讲武堂上课，嗣后打算兴建校舍，1939年贵州省政府曾拨贵阳花溪公地，加上当地人士的捐赠，共有一千亩左右。1940年8月，新校舍开工建筑，但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需要一提的是，1942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遂奔走各方与各校董商议，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仍得保存原名与维持其私立性质。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孙科在重庆召开校董会，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1945年3月，大夏师生和公物到达赤水，赤水地方人士与教育界同仁热情赞助，立即让出文昌宫大庙给大夏作校本部，还有贵州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县立女子中学都分别借给大夏一部分校舍，首先安置好教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办公室和厨房、饭厅、学生宿舍，在短短一个月内便正式上课。

解放以后，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夏大学文、理科相关院系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而在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校址上与光华大学相关院系建立华东师大时，由大夏移交给华东师大的校舍，共计建筑面积17606平米。大夏是一所私立大学，其经费来源只能是学生缴纳的学费，这就决定了学校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很宽裕，特别是创办之初，应当说是相当窘困的，所以很难以高薪去聘请教授，一些名教授之所以愿来大夏授课，在相当程度上是看到大夏那种兢兢业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诗人宋琳在离开华东师大，与美丽的法国妻子一起定居巴黎数年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那就是师大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我进入了这个园子，去看望这条被目为天堂的小河。路上人影稀少，路旁的草早已枯了，露出黑黄的泥土；没有闻到夹竹桃和丁香的香气，这是上海一个平常的冬天的下午，空气里开始飘着雪花的味道。法国梧桐干枯的枝丫醒目。编辑本段绿色的丽娃河波光动人
　　风扑过水面，丽娃河的波光依旧动人，诱惑着柳枝一直拂到水面，矮个子的棕榈树向她微倾着半个身子。绿色的丽娃河，淌了多少年，学生中大概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确数。不过，几十年前茅盾先生在病中写成的《子夜》中，有四处提到了丽娃丽妲这个地名。《子夜》中写到，不少正值青春妙龄的姑娘，享受着五四以后新得到的自由，跳着独步舞、探戈舞，唱着丽娃丽妲歌。
丽娃的传说
　　据老校友回忆，就是现在的华东师大的校址，不过，那时叫大夏大学。更早一点，大约是个教会学校。 　　更早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一位名叫何塞马利奥。费尔南德斯的西班牙侨民，以极为低廉的地价将这里买下，造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郊野度假村。往来的多是富裕阔绰的欧美侨民。这座园子不久就成了一位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白俄贵族的私人花园。这位贵族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丽娃。丽娃爱上了一位中国小伙子，一位穷书生，遭到了父亲彼得罗维奇的极力阻挠。最后，在一个下雨的春夜，她跳进了这条河里。

恩施土家

光华大学（Kwang Hua University ）是1925年6月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建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建校26载，培养了大批有为人才。1951年，除商、法和土木等系外，其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学校的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光华附中则和大夏附中合并成为华东师大附中。1938年，上海光华大学在抗战烽火中入川设成都分校，后改名成华大学，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前身之一。

恩施土家

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1928年初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同时向他发出聘请。论条件，当时的大夏大学还在艰苦创业之中，无法与早已是名校的清华大学相比，但大夏师生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使他深为感动，因而宁愿选择在大夏。不久，燕京大学又以相当可观的待遇为条件，两次邀聘吴先生，吴先生以“我应当帮助大夏”作答。在大夏期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社会学方面的课程，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社会学的论著、译著和教材。抗战军兴，他随同大夏师生内迁，曾任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的教务长，继而又至贵州任贵阳大夏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和社会研究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组织学生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分布、民族习俗和民族关系，将调查所得材料写成民族学的论著，还为大夏建立起“民族文物陈列室”。吴泽霖先生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学者，至1941年，他才离开大夏至西南联大任教。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后,社会学系仍由吴泽霖1教授主持,于1938年春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附属于文学院,亦由吴泽霖主持。一年后,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研究内容和设备,将该室改名为社会研究部,“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抗战期间在贵州的调查研究活动十分活跃。他们编辑了以《贵州晨报》副刊出版的《社会旬刊》,每旬出版,共出40期,后因日本空袭、报社被毁而停刊。继而又假《贵州日报》出版《社会研究》半月刊,出55期之后,又转到《时事导报》出版。他们还将有关论文编成《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两书,公开出版。一、对贵州仲家生活:食俗的调查研究仲家是贵州的一个民族名称,解放后改称为布依族。吴泽霖教授在《社会研究》1940年第13期发表了《贵州仲家生活的一角——食俗》一文,他明确指出:“贵州的仲家(汉人称为夷家或夷族)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从事农业。他们的生产技能较落后,所以生活习惯相当简陋。

详见：《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 聂蒲生 《民俗研究》2008年第04期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MSYA200804009.htm

恩施土家

谢六逸（1898－1945），我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同时也以其在神话学方面的工作，成为中国民俗学史上的重要学者。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教授。号光燊，字六逸，笔名宏徒、鲁愚。1898年8月12日生于贵阳一个仕宦之家。1917年以官费生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22年毕业归国，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30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又创设后来闻名于海内的新闻系，任主任。在复旦教书期间，于1928年7月中旬写完《神话学ABC》一书，于1928年问世。 作为20世纪初就登上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翻译家和理论家，谢六逸在1922年所写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中就已表达了神话是小说的渊源的观点，到《神话学ABC》，不仅在这个初始观点上与前著一脉相承，而且把世界神话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现状做了全面的探讨和描述，成为当时全面介绍外国神话学的著作。 谢六逸把神话学看作一门独立的科学，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地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谢六逸对儿童文学、农民文学也有深入研究。谢六逸一生著译颇丰。仅文学方面的著作,就有日本文学史五种,译著等多种,儿童文学六七种,另有《水沫集》、《茶话集》、《文坛逸话》、《西洋小说发达史》、《农民文学ABC》、《神话学ABC》、《日本文学史》等。作为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谢六逸还著有《新闻学概论》、《实用新闻学》等新闻学作品多种。译有《伊利亚特的故事》、《希腊传说》等。郑振铎编《文学大纲》，其中日本文学多为谢氏手笔。

      

1945年8月8日，谢六逸因病不治，逝世于贵阳师院寓所，年仅47岁，谢六逸先生葬于贵阳市黔灵公园关刀岩，与梅光迪先生之墓比邻！

详见：《論神話研究的民俗學路徑》 田兆元  http://www.doc88.com/p-912958730600.html

恩施土家

此外，大夏时期一起参与民族调查的还有陈国钧、张少微、岑家梧等先生。他们的个人资料不详，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可参看刘锡诚先生论文里的一段，表述十分详细：

    在贵阳，有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社会学部及吴泽霖（1898～1990）和他的同事、学生陈国钧、李植人、张少微等，以及他们在《贵州日报》办的副刊《社会研究》、在《贵州晨报》办的副刊《社会旬刊》等。原本在上海的谢六逸，也回到家乡贵阳，在大夏大学文学院任院长。他们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和民间文学采录，其成绩甚为可观。多年前，笔者在编纂《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所撰序言中说过：“社会学家们不仅在搜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歌谣方面作出了成绩，在考察神话、传说的社会文化背景方面迈出了扎实的一步，而且对神话、传说的母题的考察和社会文化功能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讨。继民族学家芮逸夫在《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1938）中提出‘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的地理分布大约北自中国北部，南至南洋群岛，西起印度中部，东迄台湾岛，并且进一步论证了所谓东南亚文化区，从地理上察看，其中心当在中国本部的西南，从而推论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或即起源于中国的西南，由此而传播到四方。吴泽霖和陈国钧进而就兄妹配偶型洪水故事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探讨性见解。如关于神话中透视出的苗民（生苗、花苗、鸦雀苗等他们曾亲自调查过的地区）对于血亲婚的观念，说明禁止血亲婚，优生的事实在他们的神话时代已被重视。”[16]与我国传统的国学和儒家思想不同，也与“五四”之后兴起的新文学理论不同，吴泽霖受博厄斯理论的影响，特别重视神话传说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考察，他对八寨苗民神话的考察研究后，提出那些神话传说并非开天辟地之后的第一代始祖的故事，而是人类遇灾后“民族复兴的神话”；根据神话中关于火的起源，提出了苗族关于撞击生火的说法，打破了美国人类学家关于摩擦生火的单一见解，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们对神话、传说和歌谣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社会学—民族学的色彩。在大夏大学社会学部里，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国钧在民间文学的调查和研究上成绩最为显著，他先后出版过《炉山黑苗的生活》（与吴泽霖合作）、《贵州苗夷歌谣》等书[17]，而且还发表了不少文章（有时用赤子的笔名）。张小微在为《贵州苗夷歌谣》写的序里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社会—民族学派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理念：“人类社会文化有了种族性和地方性的区别，学术上的研究便不能够一概而论，除非个别的加以分析之外，结果一定难望深刻彻底。个别研究的途径固然很多，但是利用歌谣来作分析的资料，实不失为犀利的工具之一，倘若所研究的社会文化是属于缺乏文献的落后民族，则这种工具尤擅重要。因歌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附产品，可以反映出来各种族和各区域的特有形态。不过歌谣的研究系客观研究的性质，必须首先从事于多量歌谣的汇集，否则便无法着手研究。是以汇集歌谣乃是以分析歌谣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途径的初步工作。”[18] 这个申明，即把歌谣作为研究人类文化、尤其是缺乏文献的民族的文化的“工具”，与文学派、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甚至与民俗学派等的学术理念，存在着显然的差异，甚至恰恰是反过来，文学派的研究者是强调把与歌谣产生与流传相关的社会文化事象（如民俗、传统等）来作为解读歌谣的资料。

详见：《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社会-民族学派》刘锡诚  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2159&pagecount=1

恩施土家

岑家梧，是中国当代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研究原始社会史和文化史。l931年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系读书，1934年赴日留学，研究人类学和考古学。在研究中，岑家梧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如《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等。在他所涉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为学界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抗战期间，他曾在贵州大学和贵阳大夏大学社会系任教授，并到西南民族地区做民族调查研究工作。这期间，他撰写了《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中国图腾制及研究史略》、《西南宗教及其文化》、《中国民俗艺术概说》、《海南岛土戏之研究》等一系列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论文。1949年以后，岑家梧出版了《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艺术论集》等专著，并发表了有关西南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和民俗方面的学术论文数十篇。l984年，岑家梧的遗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由他的亲属增补未完成的章节后出版。

     

恩施土家

      


    罗永麟(1914—2012)，四川重庆人，著名民间文学理论家。早年在重庆、上海上学，1933年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农业经济科。1951年进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在华东师大的教书、为学生涯。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国仙话研究》、《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等著作。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2007年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成就奖)。

    在中国民间文学界，罗永麟先生素以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研究专家而著称。这是他进入华东师大工作后所开创的第一个研究领域。《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是中国历史悠久、流传最广、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对中国普通百姓的影响极为深远。五十年代中期，罗永麟先生率先提出了“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概念，并开始了研究工作，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该项研究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文革”期间被迫中断了研究)，共发表《试论〈牛郎织女〉》、《论孟姜女故事》、《〈孟姜女〉的社会性与文学性》、《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梁祝故事构成的文化因素》、《论〈白蛇传〉》、《〈白蛇传〉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中央民族学院民俗学讲习班的讲话》、《〈白蛇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及其悲剧价值》、《〈白蛇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讲课提纲》、《关于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改编和再创作问题》等主要论文十篇，于1986年汇集出版了专著《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罗永麟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界对这四个民间故事均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为四大民间故事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学界所广泛引用。正如刘锡诚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所评述的：“罗永麟自80年代以来，专注于四大传说的研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研究四大传说故事的论文，……他走出了论者大多停留在文学价值与戏曲的关系阐述的局限，而着眼于从传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方面去挖掘传说的精神实质。”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罗永麟先生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仙话。中国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基本上沿袭了国外的分类法，散文类作品分为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这种世界通用的分类法，在某些领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在道家思想和道教信仰影响下产生的仙话，国外是没有的，笼统地归入神话或故事，都不太合适。罗永麟在研究的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大胆地提出应打破原来的分类法，提出“仙话”、“鬼话”、“怪话”应单独分类，并对仙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先生在仙话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了九篇主要的文章：《论仙话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仙话与神话的关系及其异同》、《神仙思想与乱世哲学》、《屈原与神仙思想》、《仙话与秦汉文化》、《〈淮南子〉中的道论、神仙思想和仙话》、《神仙思想与魏晋名士及其文学》、《八仙故事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影响》、《〈封神演义〉与神仙、道教思想》，最后汇集为《中国仙话研究》一书，于199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九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从上古时期的神话到至今仍流传于民间的八仙故事，显现了作者渊博的知识和广博的学术视野。正如刘东远在《为“仙话”立言——罗永麟著〈中国仙话研究〉》一文中所说：“这本书……从总体到细目对中国固有的仙话作了全面考察和论析，提出了为仙话立言的新见解，也即是在中国民间文学分类上予仙话以地位，列为一个品种。这是一个富有学术性的创见。” 任继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中也认为：“罗氏《中国仙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尽管这是一部论文集，但彼此之间却有较密切的内在联系。首篇《论仙话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视为全书的绪论，以下诸篇以仙话为主干，通过横向的比较与纵向的历史透视，比较客观地阐释仙话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影响。” 通过罗永麟先生对仙话的系统研究，基本构建了仙话研究的框架，推动了仙话的研究工作，姜彬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 中专列仙话栏目，正式确立了仙话在中国民间文学分类中的地位，其他学者也纷纷加入了仙话研究的行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年龄的关系，罗永麟几乎不再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正当中国民间文学界同仁以为他已在家颐养天年的时候，2003年4月，罗永麟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著作——《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让中国民间文学界同仁感到了惊喜、惊讶、惊叹。这距离他出版的第二部著作(《中国仙话研究》)正好十年，可谓真正是“十年磨一剑”。出版此书时罗永麟已九十高龄，既显现了他对学术的不懈追求，也突出展示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力。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对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关系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理论著作。对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逐一进行理论梳理，探寻民众智慧、民众思想是如何对先秦诸子产生深刻影响的；先秦诸子又是如何吸收民间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并把它升华到哲学高度、从而构架各自的哲学体系框架的。在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超越了一般的从表象到表象、从事项到事项的比较，而是从哲学思想的高度进行挖掘，提出了许多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本书不仅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且颇多学术创见，发前人所未发，是一部颇见功底的理论著作。
　　罗永麟先生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开拓，勇于创新，为中国特色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而不懈努力。

（作者：郑土有；原载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1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