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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三江访谈”

                     宁波帮是中国近代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商帮

                          ——著名民俗专家顾希佳访谈

                              本报记者   陈晓旻


人物名片：

    顾希佳，1941年生，浙江嘉善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浙江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96篇，出版各种著作43种，主持或参与国家级课题7项。其中《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获鲁迅文学艺术奖，《东南蚕桑文化》获杭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合作）。

   2月7日，他应邀在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做了《非遗视野下的宁波商贸习俗》的讲座。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商帮中，商贸习俗最有典型意义的在宁波，为什么？它有什么明显特色呢？

    顾希佳：历史上中国有名的商帮有宁波帮、山西帮、安徽帮、广东帮，其中做得最大的当数宁波帮。自古以来就有“无宁不成市”的说法，比如近代上海就是以宁波帮唱主角的，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史上创下了许多“第一”。宁波帮不仅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是惟一一个实现了集团性或群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商帮，是中国近代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商帮，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而且从地域角度来说宁波还仅仅是一个地区呢。
    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这种商贸习俗是怎么创立和延续下来的？如今对宁波帮的商贸习俗研究还太少，通常局限在经济史范畴的研究。而对于徽商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徽学”，对晋商也有了一定的研究，还产生了众多的文学和电视剧作品。所以目前急需发掘整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与“宁波帮”有关的文献资料与实物史料，收藏在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及图书馆中的大量与“宁波帮”相关的史料也急需整理汇编。这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宝贵的精神财富。
    宁波商业界前辈的行为规范有哪些？从习俗的角度可以归纳为集市、行商、坐商、行业公会习俗和行业信仰、行业秘密语和市声等方面。其实我对于宁波的商贸习俗也没有完整地做过田野调查。从目前我所了解的看来，最有特色的和最值得总结的是宁波的行业习俗，这在全国是率先做出榜样的。
    从明朝后期，鄞县的药商在北京建立了“鄞县会馆”，这是宁波商人建立的最早的商业会馆。而在过去会馆主要是读书人建的。清初，慈溪的成衣商在北京建立了“浙慈会馆”，也是开创性的。最著名的是成立于上海的“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参加和负责的都是宁波商人。



    记者：能举例给我们讲述宁波的行业公会习俗吗？

    顾希佳：比如“四明公所”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旅沪宁波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首先它的组织非常严密，有公信力的会长、理事等台柱子，所属的同乡同业组织有80个左右，这些同乡小团体组织都有自己的章程规则、选举理事，小事一般自己解决，大事则由四明公所来解决。
    他们作为商人自治的团体，主要为了保护宁波同乡，有明确的“公约”，内容涉及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包括生老病死、孩子读书、祭祀行业神等，据1928年的资料统计，成立于1911年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短短几年就在上海创办了10所子弟小学。当时寓居上海的宁波人，多数还是生活贫寒的学徒工匠、负贩帮佣，要独自运送灵枢返乡十分困难，按中国人的传统和习俗，死者必须入土为安，有能力者更须叶落归根，将死者的灵枢运回家乡祖坟下葬。据1861年提供的资料表明：“四明公所义冢中埋有万余具宁波同乡棺椁”。
    当然还有对于行业的保护和要求，比如公约中规定必须诚信，不得欺诈，对于价格、选址等都有要求，甚至规定同一条街上一定要隔10个以上的店铺才能开同类的店等。
    更重要的，这些同乡公所会馆已经不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乡情亲情的代表。无论关系亲疏、贫富差异、熟识与否，行业异同，均能够在他乡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共御风险，防范异乡人、外国人的欺凌。它仿佛是个温暖的家园，使得他乡的宁波人没有“走西口”的惶恐，没有“闯关东”的悲凉。
    这些行业习俗和传统美德都是我们值得研究的，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宁波商人建的会馆？现在还有多少遗址获得保存？它们本身就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




    记者：宁波商贸习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呢？

    顾希佳：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依次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来排等级的，商人在最下面。明朝甚至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的衣服。所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总是倍受欺负，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同时走南闯北本身就是充满风险的，所以他们更需要同乡之间的帮助。我们知道，人际关系有“血缘、地缘、业缘”等不同类型，行业公会就是以业缘为纽带，将人们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形成了行业公会习俗。
    宁波的商贸习俗真正的形成应该是在宋朝。那时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宁波因地理优势也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因为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对商贸的社会需求增加，商人队伍急剧扩大，许多农民、手工业者或其他人也纷纷经商，包括很多读书人。毕竟中举者只是凤毛麟角，而饭不能不吃，不少读书人为生计所迫，也不得不做商人，商人的势力日益壮大，商贸习俗也逐渐形成和完善。对于当时的商贸习俗，宋代的笔记小说中就有生动的描写。
   


    记者：宁波帮是其中最有代表的一支。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能谈谈您的观点吗？

    顾希佳：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民俗学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主要以研究人的行为规律为主；它不像“文化哲学”，以研究精神内涵为主。所以对于“宁波帮”的分析只是自己的一点小体会。那就是受海洋文明影响，宁波商人具有很强的开拓精神，而且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那种。宁波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之一，从唐朝就开始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船王包玉刚就是很好的例子。即使像手工缝纫店，都能够走出宁波，在北方的哈尔滨、中南的武汉等全国各地开分店。
    很多大老板都是从做小学徒出身，以前拜师学手艺可是非常讲究的，有很多规矩，必须经受师傅的种种考验和锻炼，所以特别脚踏实地，吃苦耐劳、诚信为人。
    还有精明和节俭。你无论走到哪儿，总能听到有人说“江浙一带的商人精明。”精明其实是商贸习俗的升华，也是一种传统美德。很多人就是靠节俭和精明才一步步做大的。商贸习俗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势必受其影响。假如你到了西北和东北，会发现他们很好客，但是只是跟你喝酒，交朋友，做生意肯定没有南方人厉害。就是因为没有受那么多商贸习俗的影响，不太计算成本与利润。有的人倒是会为朋友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两肋插刀。



    记者：除了宁波帮，北方有著名的晋商，中部有徽商，南部有粤商，如果南北对比，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差异的呢？

    顾希佳：我觉得他们都有共性，那就是穷则思变。都是在人口密集而又地少人多的地方，容纳不下那么多人的生存，为了生计他们必须走出去。比如像杭嘉湖地区这样的“鱼米之乡”，人们就容易选择安逸的生活。四川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容易滋生懒散的生活习惯。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方式影响到了人的精神文化。



    记者：有人说：宁波人的优点是务实，缺点是过于务实，您的看法呢？

    顾希佳：说宁波人务实看从哪个角度说，如果从做事情的态度看当然需要务实，总不能只会吆喝夸奖，而商品和服务很差吧。如果从注重物质的角度看，赢利确实是商人的目的，也是商业文化的象征。换个角度看，我觉得也有很多宁波人很“务虚”，比如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王阳明，近代的政治人物蒋介石，而且宁波还是“院士之乡”，出了那么多著名的科学家。



    记者：商贸习俗如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该怎么去保护它呢？

    顾希佳：商贸习俗这种非物质文化与纯艺术类的非物质文化又有不同。比如古琴和昆曲，已经有了一定的程式，而且集中在少数人的传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主要是记录整理资料和传承人的工作。而民俗是社会上千百万普通民众的行为习惯，而且随着时代进步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商贸习俗的变异性很大，它是活态的，所以整理和保护起来更难一些。不过我们在变化中仍然可以发现传承的脉络。



    记者：提到“非遗”，中国已经有四项获得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去年又有中国蚕桑丝织、龙泉青瓷等一批项目申报，您曾经写过一本专著《东南蚕桑文化》，能谈谈有关的情况吗？

    顾希佳：是的，中国目前拥有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蒙古族长调民歌等4项世界非遗代表作，一跃而成为代表作数量最多的国家，荣居世界第一的地位。去年9月，我国文化部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了一批世界非遗代表作项目，“中国蚕桑丝织”是其中之一。大概要到今年9月间，才能正式公布。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包括生产技艺、民俗、民间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民众世代相传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财富，亟待认真保护和发扬光大。




    记者：如今是全球化的商业社会，很多商业规则正在被重新认识，商贸习俗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

    顾希佳：恩格斯说过，没有法律的时代，人们是用民俗来规范生活，形成秩序的。通常称为“习惯法”、“民间法”。中国古代《周礼》、《礼记》等，也可以说是我国早期汉族习惯法的汇编。商业也一样，历史上有许多习俗，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虽然有的商贸习俗至今不能上升为法律，但可以成为章程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作为，从而达到行业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很多习俗对于今天依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比如诚信，过去，如果为商不诚信，是要罚跪在祖师爷前被众人讨伐的，师傅或者商会同人会用约定俗成的手段严惩他。诚信对于今天的商业社会来说更加需要，因为我们的任何消费都必须通过商业来实现，任何一种商品的质量问题都可以影响或危害我们每个人。
    还有竞争。过去商业行会有行业的价格自律和一些竞争规则，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使得竞争更甚，比如中国同行内部的恶意低价竞争往往会导致外国的“反倾销”。
    所以，商贸习俗中真的有很多内容可以值得我们挖掘、整理、借鉴和吸收，当然它也可能有一些陋习，必须革除。但是不能否认，商贸习俗文化留下了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丰富遗产。如今其他的商帮已经衰落了，而“宁波帮”依然勃勃生机，这又值得我们思考和分析，为什么宁波的商贸习俗文化会有这样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