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谭其骧
解放日报 2011-2-25 07:23
谭其骧先生铜像。 刘畅 摄
本报记者 彭德倩 梁建刚
今天，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其实，说著名，现今国人可能知先生名者不多。论及其人，他的经历很简单，几乎一生未离开过学校，从20岁登上讲台，就是上课与做研究;现今时常用以衡量学者价值的著作多寡，他亦非等身，他一生最重要的论著《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他一生都在穿越千年的时光，触摸祖国的山川河流。历时30年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每一个研究中国史学的人都绕不开的鸿篇巨制，是中国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对今天的生态环境、防灾减灾、国土整治、经济开发等，仍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说关系国家利益与未来，亦未尝不可。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但先生的工作与研究方法，对现今学界，对我们，仍不乏意义。”谭其骧先生的弟子、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说。
“绕不开”的人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在谭其骧先生的纪念网站上，这句话一直写在最前。若对历史地理学科不甚了解的人，读来也能感知一二。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自然与人文的各个方面，研究历史地理变化的原因与规律，比如中国从何而来，中国的环境如何变迁……”葛剑雄说，“说来专业有些偏，但对当下、对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历来成果皆为人关注。”
此言不虚。
“去年我去比利时布鲁塞尔演讲，有人还提起西藏的历史版图问题，我当即拿出了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向大家展示讲解了唐代吐蕃极盛时疆域地图与沿革等，这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由来已久。”葛剑雄说，“先生当年实事求是，坚持画出藏族历史疆域地图，为今天谈及各种历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史证。”
汶川地震后，“有媒体曾问我对汶川地震的看法，我将四川当地上百年的地震历史一一道来，记者惊讶，其实，这些早已在先生画好的有关中国地震地图集上，我们只需按图索骥，就可以有防患之功。后来，地图也在一次国际级学术会议上展示，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葛剑雄说。
以识为器，历尽所知，心怀天下，这正是谭其骧一生的写照。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可以说，“谭其骧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想学习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将离不开他的著作，都是他贡献的受益者。”以葛剑雄的说法，但凡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政区沿革、人口迁移、民族分布，乃至黄河和长江的历史变迁、上海沿江历史等等，谭其骧都是“绕不开”的。
这一点，不论当下，乃至今后，皆是如此。“1992年，我在处理先生来信时，见到一封发自美国传记研究所通知他已入选 《500位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的信，当《文汇报》刊出消息时，大多读者都感到意外：编一本书就有这么重大的影响和贡献吗?”葛剑雄说，“虽然先生的重要著述远不止这一本，但已足够了。”
求是先求真
“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学问的人，年逾七十，为什么此前从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才是第一部呢?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比写书更迫切需要应付的业务……”在谭其骧《长水集》自序中，他这样总结道。
一生忙于学问，而不忙写书出书，这与当下似乎迥异。“多少年来，我读季龙师的文章，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可写可不写的文章，先生从来不写;没有充分把握的问题，先生也从来不写，写文章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一位学者回忆说。
寥寥几言，一位求真求实的学者之风跃然。
正如谭其骧自己所说：“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
“先生治学，是一向主张求实求真的。”葛剑雄说，“在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他更是坚持这种精神，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从1955年起，前后历经30年。“在‘文革’期间，难免受到‘左’的影响，他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坚持画一幅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地图，有人生怕地图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争论一直打到了胡乔木那里，再请示才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
“先生治学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有他匡正旧说、提出新见，突破前人的创新精神。”葛剑雄说，“他说，不创新学术如何进步?他曾对我们说，我要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要超过我。”
这种超越，是在尊重而不迷信权威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以先生研究黄河最为明显。”葛剑雄说，过去学者皆认为黄河在东汉后长期安流是东汉水利家王景治河的结果，但谭先生却在综合考察历史文献后，全新论证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恢复天然植被。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有关环境保护的案例之一。
“先生对集体优势很是强调与重视。”葛剑雄说，为了研究，谭其骧曾几年没有一篇论文发表，我们劝先生写点东西，他却不以为然。自己不写书，但他看一篇博士论文要看几个星期。“如此治学态度，在我们面对当下的重大学术问题时，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
两万元“巨款”
葛剑雄记得先生生前与自己最后一次通话，“先生打算捐两万元积蓄，作为历史地理学界鼓励研究的奖励基金，我已把文件准备好，中午电话里他还与我约好来签字，谁知话筒搁下没多久，他就倒下了，就此缠绵病榻，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在上世纪90年代，两万元不是笔小数目。谭其骧作为大学教授，当时月薪302.5元，还要拿出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奉养母亲，资助曾经供养他读书的姑妈、经济困难的三哥和妻兄，以及其他有急难的亲友。“文革”中他得知一位老友“煤米维艰”，立即寄去20元，“区区仅表心意”，因为这钱“乃私房钱所积，小金库无多也”。
曾有一次，谭其骧跟助手说起螃蟹太贵，想吃也吃不起，助手说，“螃蟹再贵，你想吃总可以买一两只吧。”他还是摇头。原来谭先生家里一起吃饭的人大小9口，单独“开小灶”，他是断然不愿的，但要9个人一起吃，他的确花不起这个钱。由于住房逼仄，书籍资料横向铺展不开，只能往高处层层堆积，习惯于半夜工作的老先生要找啥材料又不愿意麻烦旁人，只能拖着因中风行动不便的身体，颤巍巍踩上小凳子、伸长手臂翻找，还曾为了取书不慎从高处摔下受伤。
在最后的通话后，谭其骧虽然没能亲笔签字，但他的家人还是尊重其遗愿，捐出了老人积攒下的两万元“巨款”。今年，以他名字命名的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著基金已颁至第四届。
学问上严谨老成，谭先生在生活、处世上却有些“生疏”。1982年他去昆明参加《肇域志》整理工作会议，地方上相当重视，开幕那晚专门为他安排了电影招待会。当天下午会议结束后，谭其骧跟老友叙旧忘了时间，赶到影院已是晚上8点，等他在第一排沙发坐定，电影立刻开始了。老先生感叹“还好没有迟到”。边上人提醒：“今天你再晚也不会迟到，你不来，电影是不会放的。”他还奇怪，“有这样的事吗?”
闲暇时，老先生爱看昆剧、京剧，也会看看电视连续剧，可看了总说“没有意思”，有时就在椅子上睡着了。当然也有例外，那时每天播放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老人就常看得津津有味。这样的先生，也很可爱。
“争中见真”
几十年前谭其骧先生还在求学时，曾与他的老师顾颉刚留下一段“争中见真”的佳话。当时顾老已是历史学、民俗学领域的权威，在对一个问题发表看法后，谭其骧当即向老师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顾先生不生气也不急争论，让谭其骧回去把自己的想法详详细细写出来，谭其骧回去一写千余言，把自己考证的史料、前人注释一一列明，没想到顾先生看后亦回了几千字的长信，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谭其骧再查资料再写。顾教授最后将两人讨论的书信与相关资料印成讲义发给同学，肯定这一问题 “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清楚了”。
对学生的爱护，对学问的坚持，就这样丝丝浸润，无声传承。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入学考试，谭其骧先生身体不适，招收研究生的面试是在龙华医院进行的。到当年10月，周振鹤、周曙、杨正泰、顾承甫和葛剑雄等5位弟子入学时，谭其骧还住在医院，不过已从龙华转到了华东。但他依然坚持要给学生讲课，第一堂课就是在华东医院的大厅中讲的。几个旧沙发一围，就成了临时课堂。由于厅堂高大宽敞，来往人多，声音嘈杂，他讲得很累。这样坚持了两次实在吃不消了，从第三次起，才在友人的帮助下，借到一间医院附近的房屋作为课堂。
除了上课，他还在病床上接待学生的单独问学，审阅、修改年轻人的习作。葛剑雄回忆，当时自己写了一篇关于清初地图测绘的文章送到龙华医院他的病房时，先生正在接受头针治疗，“见到他头上插着好几根银针，我放下稿子就告辞了，他却留住我，仔细地问了有关情况。我不忍看着他那样多说话，再次告辞，他又挽留。”先生当时的话，葛剑雄至今记忆犹新：“你别看我头上扎着针，其实没什么不舒服，反正又不能做其他事，正好跟你谈谈。”后来葛剑雄要做移民史，老先生把自己当年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的手稿赠与了他，希望对学生有所帮助。
今天，在谭其骧先生离去近20年的岁月里，他对历史地理学科的寄望正在一步步实现——浸淫几代学者心血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已基本完成，可以动态显示历史信息的历史地理地图信息系统也已完成。一批批年轻学子，正在大师风范的引领下艰苦跋涉，继续前行。
本文栏目：上海 作者：彭德倩/梁建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