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恩典——赫兹菲尔德教授的人类学之旅
2014年9月1日 00:10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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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人类学家，其个人经往往历就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志，其生命体验与学术经历已经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迈克尔·赫兹菲尔德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类学家。2014年6月4日晚，他在哈佛上海中心举行了题为“我的人类学之路”的主题演讲，拉开了2014年复旦大学FIST课程之“21世纪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序幕。格尔兹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一书中写到：人类学家作为“在那里”的作者，应将自身显现在文本中的关注里。因此，了解赫兹菲尔德教授的人生经历，同样也是我们走进他的民族志作品世界最好的入口。
人生迷茫的磨砺
赫兹菲尔德教授在剑桥大学的考古学专业度过了他的本科生涯，但是他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在他看来，学习考古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也承认，从那时起，他陷入了人生中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不知以后究竟要做什么。此时，他的父母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他摆脱了迷茫，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就是人类学。
值得一提的是，赫兹菲尔德的父母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受到纳粹的迫害而逃难至英国，并从此定居在了英国。他的母亲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在那时的女性中，可谓凤毛麟角；而他的父亲则是一名律师。虽然他们并不清楚人类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但是他们却理解和支持赫兹菲尔德专注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
除了父母之外，赫兹菲尔德人生中另外一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就是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约翰·坎贝尔就在希腊开展了田野调查。他对赫兹菲尔德后来的人生经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塞浦路斯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赫兹菲尔德认识了约翰·坎贝尔。在取得伯明翰大学硕士学位后，赫兹菲尔德就投入了约翰·坎贝尔的门下，开始了他的人类学的学术道路。
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虽然年轻时候的迷茫给他带来了痛苦，但是却在有意无意间帮助了自己，对自己的人类学专业能力的训练起到了一定作用。他提出，如果有人类学专业的学术目前与他一样，有着同样迷茫的经历；那么，则无需担心，因为这些经历都会对人类学研究提供帮助。他也认为，许多想成为人类学家的人，其实很多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且有着被其实的经历；这些人往往有着“创造怀疑”的能力，这往往起到“磨砺”的作用。这对从事人类学研究很有帮助。一旦遇到迷茫与不适，就应更好地加以利用，不能投降，然后就会对世界有着更多的了解。
此外，赫兹菲尔德教授也给我们提了一个小建议：一旦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迷茫阶段，事事不顺，同时也身在一个“错误”的环境与位置时，一定要及时地告诉别人，寻求对策，以尽快摆脱这种不利的境地。
田野调查经历：从雅典卫城到泰国金山寺
赫兹菲尔德教授阅历丰富，涉猎甚广，在世界地图上留下了他广阔的足迹。同时他也是语言奇才，通宵多国语言。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对于某地语言的熟练掌握也是在当地顺利开展田野调查的必要条件。同时，田野调查经历不可能完全按事先的计划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在田野调查的经历中，往往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遇。赫兹菲尔德教授以其开朗热情的个性和广博远大的胸怀，从而能够做到对任何意外的顺利应对。
位于希腊克里特岛东北部的Rhodes村是赫兹菲尔德教授第一个开展田野调查的地方，那时的希腊正处于军事动荡期。在Rhodes村进行了半年的田野调查后，赫兹菲尔德回到英国，并完成了婚礼，这一人生中最终重要的生命仪式之一。此后，他带着妻子，又回到了Rhodes村。但是，此次的田野调查并不十分顺利。回到希腊后的第九天，希腊当局政府变勒令赫兹菲尔德夫妇在六日内离开希腊。无奈之下，他们只得搬到罗马，继续观望希腊的局面。而在他们离开仅三天后，希腊军政府便垮台了，他们得以重回希腊。不幸的是，在旅途过程中，赫兹菲尔德夫人的手提包失窃，包括护照在内的许多重要物件都遗失了。但是，赫兹菲尔德夫妇确认为，这才是婚姻的真正开始，这样才使得生活和工作可以融为一天。今年是赫兹菲尔德夫妇结婚的第四十个年头，他们仍然感情融洽、夫唱妇随。在那时，赫兹菲尔德夫妇在新婚燕尔之时，之所以要重回希腊，因为田野调查至少需要前后持续一年。离开Rhodes村之后，赫兹菲尔德教授又来到了Rethemno这一城镇，进行历史遗产保护与民众权益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这希腊的这两个城镇，赫兹菲尔德教授与当地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与关系。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而言，与当地人如何建立关系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之后开展的调查研究。
完成希腊的田野调查之后，赫兹菲尔德教授在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Vassar College找到了第一份教职，
两年后，他投奔了印第安纳大学，并在那里先后担任了语言与符号研究中副主任及人类学系主任职务。1991年，赫兹菲尔德教授又转道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取得了终身教授的教职，并在哈佛大学工作至今，已经历时23年。1997年，赫兹菲尔德教授被选举为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学院（AAAS）院士。
同年，赫兹菲尔德教去香港出席会议，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在这一年，应朋友之邀，他去泰国讲课，这是他第一次去到泰国。在泰国时，赫兹菲尔德教授觉得，当周围的人都在说泰语时，自己却不会，这种感觉很奇怪。因此，这次的泰国之行，让赫兹菲尔德萌生了学习泰语的想法。
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通过人类学研究，使得他结交了很多朋友。而最终选择人类学研究这条道路，则离不开家庭、亲友、同事等多方面的因素。
我们的认知：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应当铭记：我们所有的知识凭借我们的身体获得，因而这些必然是并不完美的。而且我们要尝试占有我们的灵魂。从另一个方面讲，他在攻击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观点。对赫兹菲尔德教授而言，他的启发在于，帮助我认识到我们的认识是有“条件性”和局限性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很长时间，赫兹菲尔德教授的听力和视力非常糟，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他几乎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将会中途夭折。幸运的是，2009年凭借（先进的医疗）技术，进行了几次手术。他恢复了视听能力。
这一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无论一个人多想有意识的凭借我们的物质实体（身体）来获取知识，甚至使用抽象的理性思维（这都是有局限的）。而理性思维本身有由文化决定，所以没有绝对的理性（不同于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
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根据我们做人类学的经验，我们见过很多不同的理性思维。从田野中教会我的理性思维是什么呢？当地人告诉他一件事时，他问他们其原因，他们用“当然……”来回答赫兹菲尔德教授。他们所用的“当然”一词。正是我们人类学者想去了解的，他们使用了另一种的理性思维。
然而那些声称理性是普遍的人会为之争辩，认为当地人只是不理解事情的真相，并认为这些人不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意识。而且确实，赫兹菲尔德教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他们的理性充分体现在使用“当然是朋友”这样的话语中，来发现谁是最可靠的朋友。这才是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且这是对理性完美的解释。为了弄明白它，赫兹菲尔德教授花了16个月进行田野调查，这是很值得的。
作为过程的文化：赫兹菲尔德教授明确表达了他的“文化观”，文化是一种表现，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并非一个静止的物体——因此“这种文化”、“几个文化”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这种表现体现在我们说话方式，修辞运用，以及我们的肢体表达，还有音乐等其他形式。对赫兹菲尔德教授而言，语言认知是具有局限性的。在语言中，没有什么是“真”的真实。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这并不是说一点儿真实都没有，他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他所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并非完美的认知方式来更好的认识世界。
理论观点和研究主题
赫兹菲尔德教授一生博览群书，他的研究也烙下了不少理论家的印记，他列举了一些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其中包括：维科（G.B.Vico）、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J.R.Campbell（同时也是他的导师）、约翰·奥斯汀（J.L. Austin）等。
在此次讲座的最后部分，赫兹菲尔德教授概括性的介绍了他毕生研究的几个关键概念和主题（这些也分别是赫兹菲尔德教授系列讲座的主题），结合他的个人经历和研究经历，阐释了他对一个优秀的民族志必备因素的看法。
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
赫兹菲尔德教授提出“有担当的人类学”
（Engaged anthropology）这一概念，试图与我们所熟知的“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加以区分：赫兹菲尔德教授指出，应用人类学往往是一些机构(如政府、或者博物馆)要求人类学家按照他们的目标去解决问题，政府需要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增加投资贷款，博物馆需要保护文化遗产等。而“有担当的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当地的文化环境、权力结构中去发现有利于当地人的资源，把学术和现实结合起来。
全球价值等级（The 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
这个概念由赫兹菲尔德教授首创，在其进行“批判性的文化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y）时提出。它由一系列包括对好的、正确的、合适的、体面的、道德的等等进行界定的价值判断理念构成，这套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主导的价值评价体系至今还以各种方式延续着作用，这些个极少数的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强行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它本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但如果仔细看一下由他们选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就会发现百分之七十的文化遗产来自欧洲国家。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文化阶层和等级的影响至关重要，其评判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念的指导，不过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已经是全球性的理念，这就使得问题变得十分的复杂。
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
赫兹菲尔德教授强调，对文化亲密性的把握并不是跑到某地去获得当地知识这么简单。人类学家必须在与当地人结为朋友之后，才能把握那些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人类学家经常做的事情——这些可不是观光客就能理解的。赫兹菲尔德提及其老师坎贝尔曾戏称人类学家有点像文化间谍（Cultural Spies）。人类学家应当尊重让当地人（the natives）敏感的话题和事情，并寻找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社会诗性（Social poetics）
社会诗性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维柯有关“诗性智慧”的认识，二是雅各布森“诗性功能”的论述，雅各布森所语言学帝国则是一个更加包容的动态系统，他将诗性功能看做语言六大功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将索绪尔研究之外的语言学的部分囊括了进来。赫兹菲尔德而用“社会诗性”来理解人们在与社会传统互动中的张力（the tension between convention and invention），意义不在于词语本身，而蕴含在当地人遣词造句的过程之中。
（Meaning is not the word, but the way you play the word.），人们在遵循社会传统的同时，也会改变传统。诗性是关乎自我的，也包含了本地人在地方性知识指导之下日常话语实践中的智慧与创造，而这种非国家官方话语的地方表达往往又是充满隐喻与戏谑的。
思考与讨论
最后，赫兹菲尔德教授留下了一些问题供我们讨论和思考：
人类学究竟可以对这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帮助边缘群体、体层人民“发声”吗？我们是否与之相关？
文化相对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存在怎样的缺陷？面对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偏见，人类学家又能做出怎样的努力？
最后，作为人类学家，我们所做的一切，又与我们个人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人类学家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究竟如何体现在这其中？
以上问题引起了现场听众的深思和热议，也是我们今后从事人类学研究绕不开的问题。赫兹菲尔德教授以其风趣幽默又富有哲理的演讲感染征服了我们，他似是娓娓道来人生小品，却又含义隽永，意蕴深长。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铱涵 黄彦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