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理论与研究范式
——关于《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几点评述
【内容摘要】：中国边疆民族史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以族群边缘研究为视角，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借用历史记忆与失忆的概念，对华夏以及华夏边缘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也是对西方人类学界族群理论所作的一个本土话语应对。其崭新的研究取向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给以启发反思以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族群边缘；历史人类学；认同；历史记忆；新清史
引言
族群研究是今年来人类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热衷讨论的议题。西方的族群理论层出不穷，以族群问题为主题的著作犹如汗牛充栋。然而，西方的族群理论是否能照搬过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族群问题呢？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可谓是针对西方族群理论的本土话语应对，其在书中运用大量历史、考古资料，借助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族群边缘研究为视角，借助历史记忆与失忆的概念，对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自称是“中国人”进行了解答。
一、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
（一）理论：工具论和根基论之间的调和
在本书的序论中，王明珂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理论取向：介于工具论和根基论（原生论）之间。全书第一部分对作者自己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概述和提炼，并单独开辟一个章节来系统梳理族群理论，这无疑有助于读者在后面具体的论述中把握到作者的核心思想。王明珂首先否定了族群的客观特征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说”，它是一种较为古典的族群理论，至今也是我国“民族”理论界中的主流话语。[1] 他以羌族的语言、服饰、宗教信仰为例，说明客观文化特征定义一个族群的困境。对此困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客观文化特征不仅在界定过程中面对众多模糊性和不确定因素难以作为划分标准，同时客观特征也是会被主观建构的：“一群人扩大本族与他族‘体制外貌’上的差别，以此强化族群边界”（P17）。后者即带有“工具论”的色彩，说明“体质和文化特征并不是定义一个人群的客观条件，而是人群用来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P17）因此，当代人类学正在经历着由客观分类到注重土著本身的人群分类体系的研究转向，也就是马文·哈里斯所说的“主位”研究取向。
王明珂指出，工具论和根基论都具有明显的缺失：工具论强调资源竞争与族群边界的关系，强调认同的场景性与变迁，但并不能区分出族群认同与其他人类社会认同的差别。根基论的原生情感之说恰能解释这种差别：族群认同的特殊力量是其可作为工具的情感依据。作者接着引入“结构性失忆”和“集体记忆”两个概念，社会群体依赖集体记忆得以凝聚和延续。“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P253），“记忆”是相当多元易变的综合体，“失忆”与“记忆”这两者是可以作为族群内部精英人士应对场景的选择，在民族建构与整合中发挥作用的。
在本书后三部分的史料引证中，作者的这种调和的理论取向是一以贯之的。以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华北地区的人类资源竞争入手分析经济生态和社会政治变迁以及造成的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出现，即是工具论的立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的反映。四方异族的意象和自我意象的形成，是华夏以及华夏边缘形成的关键，建立在人们对其具有共同世系或起源的信念之上。总而言之，作者由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以及历史记忆与记忆，来说明以华夏边缘界定的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
（二）视角：以族群边缘研究族群内涵
强调族群边缘的研究取向，可以追溯到F·巴特（Fredric Barth）著名的族界理论，巴特在论文集《族群以及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的导论中指出，调查族群的“首要焦点变成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它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虽然也有相应的地理边界，无疑我们更应注重的是社会边界。”[2]
王明珂认为巴特不但改变以为的客观文化特征论，集主观论之大成，更重要的是强调族群边界的研究，开启了族群研究新的里程碑。在肯定巴特贡献的基础之上，作者加以借鉴吸收与创新，采用了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国人‘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来解答‘什么是中国人’”（P3），王明珂采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P3）。王明珂认为族群是由族群边界来维持的，而非是具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以此视角出发，作者目的是要研究中国人，研究对象却是“中国边缘的人”，即以边缘为切入点，达到对核心人群的认知。族群边缘又是多重的，易变的，因此本书主要内容即在阐述华夏边缘界定的认同如何形成、扩张与变迁。
（三）范式：历史人类学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王明珂自我定位采用了一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中介点的研究范式。他尤其注重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是对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文献分析与考古资料的结合)的应招，同时也有所区别。传统的史学界把历史资料当做是一种客观存在以考据，而王明珂认识到资料的主观性，因此引入了关于“历史记忆”与“失忆”的研究。这一点无疑是颇具人类学色彩的。同时，区别于传统的史学关注宏观正史的取向，王明珂也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历史，如对个人生活史的记述和解读，恰是反映了当代“新史学”的旨趣：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路径转向。
同时，王明珂提出了这样一个特别而鲜明的观点：“现实生活中的族群现象，与历史上的族群现象是一体的”（P56），因此人类学与历史学存在一个诠释的中接口（interpretive interface）。作者打开了这样一种思路：“将历史记载当做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姿态进入史料世界之中。”（P56）。换句话说，古人可作为今人之证，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田野存在，以对“过去”的新诠释来理解当代。
二、新清史学派——作为《华夏边缘》例证的补充
（一）清朝民族政策研究的缺失
在第一部分进行理论阐述外，《华夏边缘》一书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三个部分，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始于新石器时代直至近代中国的族群关系进行分析和论证。然而，满清王朝的族群关系与认同是作者忽视的一个特例。作者在文中主要只以汉代为例仔细论证了华夏边缘的维持，清朝民族政策的研究恰是被忽略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其采取的策略是否像汉人在处理与戎、羌关系所采取的策略一样，选择有利于建构其正统地位的历史记忆以及选择性地失忆？
（二）何罗论战与新清史学派的借鉴意义
世纪末美国清史学界出现的著名论战，以及在此背景下衍生的新清史流派，有助于我们对满清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认同、国族构建获得新视角下的理解，并作为《华夏边缘》一书的补充与话语应对。
首先要不得不提起那场发生于何炳棣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之间的著名论辩了。争辩源头为以下三篇文章：何炳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1967)；罗友枝的主席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96)；何炳棣《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朝》 (1998)[3]。何炳棣通过四点论证了清王朝的重要意义，在第三点中指出“清王朝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族早期的全面汉化政策。因此清朝提供了一个绝佳研究案例：复杂的文化同化进程反过来有助于形塑我们关于传统中国制度和文化内在机制的观点。”[4] 即肯定了满清通过汉化加强族群认同与国族建构。而罗友枝则反对清王朝的汉化说，在文中直接否定了何文“清王朝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族早期的全面汉化政策”这一观点：“最新的学术成果表明恰恰相反，至少就帝国构建而言，清王朝成功的关键在于用文化纽带联系内亚非汉族群体以及对于非汉族地区和前明地区的区别管理的能力。”[5] 她认为清王朝之所以取得长久稳定的统治，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满清在确认自身认同的同时，对汉地以外地区采取的政策和管理制度，即满族是如何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分道而治的。罗友枝强调了满文资料在解决以上问题中的重要性。接着，何炳棣撰写了更长的一文《捍卫汉化：驳罗友枝的再观清朝》，对罗友枝进行了全面的反击。何文的核心即强调汉化的重要性，追溯了汉化在整个前近代中国史的意义。他指出，罗友枝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错误的两分法，所以她建立在未充分认识其观点基础之上的解读和回应是片面的：“她（罗友枝）仅仅考虑到我的五个基本观点中的三个……更为惊讶地是，她居然没有领会到我的五个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早期满族统治者实际上对于统一和多民族的中华帝国的形成发挥了深远的作用。”[6]也就是说，何炳棣在强调汉化重要性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满族自身认同以及清王朝的多民族性，而罗友枝则在回应中明显忽视了后两点，仅仅无限放大了何炳棣关于汉化的论点，加以严厉抨击。
这场论战之后，美国的新清史学派也逐渐形成。新清史研究特色之一在于，“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族人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非常强调对满族人的族群认同和中国各民族地区历史的研究。后者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中国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研究各少数民族的族群性和宗教等；二是强调从以“非汉人”或“边疆文化”角度，尤其是从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清史。”[7]
如果我们借鉴此视角和成果，认识到清王朝相较于周代、汉代等汉人王朝，在民族政策上具有汉化与保持自我认同的双重取向，同时关注满清以同属于少数民族的身份，对待蒙古族、藏族、准噶尔等采取何种政策，作为对《华夏边缘》一书例证的补充，将会给我们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变迁与建构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三、反思与启示：
在肯定王明珂一书的卓越贡献与崭新视角的同时，仅以我个人的看法，仍有一些地方值得我们共同探讨以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关于史料的运用，王明珂对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态度是模糊而暧昧的。一方面，他认为史料包含了人的主观认识与建构，是历史记忆的折射，因此借用文本阐释的方法来削弱文献史料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它的论述又是依赖于大量考古史料得证。比如第二部分描绘的华夏边缘得以形成的资源竞争和分配的生态场景对人类生态考古知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第二，王明珂把“历史记载当做田野报告人的陈述”的观点值得商榷。他“将历史记载视为人类资源情境下社会结群的一种表征”（P258），但是却忽略了历史记载中的权力关系问题：究竟是谁记载了历史？反映的又是谁的历史记忆？被历史代表和表述的大多数人的记忆又在哪里得以被发掘？所以说，即使王明珂做出创举，超越田野的时空性，但是历史记载始终是无法与田野报告人的陈述等同起来的。对于这点，王明珂在其后来更为系统化并获得更为广泛的作品《羌在汉藏之间》之中，对文献解读和田野工作进行了更为恰当和完善的结合。
第三，王明珂以古说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族群现象，也曾发生在古人身上”（P56）。我们的确不能否认历史对于认知当代，启发未来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过分强调过去与当代的一体性，可以简单地认为这两者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四，本书工具论的痕迹很重，过于强调资源竞争、冲突与分配，却忽略了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和同状态，比如历朝历代的和亲、封贡、互市、会盟等等。华夏边缘的认同、形成与变迁不仅仅是对于竞争场景的工具性应对，也发生于这样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仅以个人愚见，本书有以上四点值得再探讨和商榷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王明珂对史料的重新阐释与重构的方法，无疑给人类学的族群关于与认同研究注入了一笔新意，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结束语
如何借助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理解中国社会是当今人类学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作出了这样一种大胆的运用。除了西学“中国化”的尝试外，王明珂还采用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理解历史书写背后的资源情境、社会认同与个人情感，不仅具有打开新的研究思路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反思当代社会在处理族群关系时的资源分配争端问题，调整政策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以及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潘蛟编著：《族群认同与民族主义理论（讲义提纲）》，2002年3月。
3．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4．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pp. 189-195
5．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pp. 829-850.
6．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Feb., 1998), pp. 123-155
7．[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周大鸣/校、李远龙/复校：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8．贾建飞. 美国的新清史研究： 强调清朝多元文化与满族人的民族认同. 中国民族报(2010.3.19)
[1] 关于“文化论”的界说具体可参见潘蛟编著：《族群认同与民族主义理论（讲义提纲）》，2002
年3
月：P19
[2] [
挪威]
弗里德里克•巴斯/
著、高崇/
译周大鸣/
校、李远龙/
复校：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3] Translated from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pp. 189-195.;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pp. 829-850.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Feb., 1998), pp. 123-155
[4] Translated from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pp. 189-195.
[5] Translated from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pp. 829-850.
[6] Translated from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Feb., 1998), pp. 123-155
[7]贾建飞.
美国的新清史研究： 强调清朝多元文化与满族人的民族认同.
中国民族报(2010.3.19)
注：作者李铱涵系复旦大学11级人类学硕士研究生，此文为其大三时“族群理论与民族主义”课程习作，删减后发表“王明珂的贡献与不足——读《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10日）
本文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07b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