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与社会组织的重构——现代旅游的民俗学研究
作者姓名:于凤贵
培养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专业名称:中国民间文学
指导教师:刘铁梁
摘要:在当代社会,旅游己逐渐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其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产业领域,创设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启动社会组织的再建构,成为旅游影响社会整体生态的主要内涵。因此,针对旅游的旅游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代学术的显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与民俗旅游学是当前旅游研究的主体学科,但不同学科研究都有各自的不足。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失于学术研究的化约化、集权化,而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则倾向于认为旅游本身乃是“社会不同人群的互动建构”,体现了学术进路的深化。但在面对现代旅游所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时,旅游社会学与旅游人类学却无法提供合适的、对当下旅游关系缔结契约的建构资源。因此,亟需发展出超越传统旅游经济学、地理学以及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以对旅游交往中“约定俗成”关系的深入研究为核心,建构旅游学与民俗学相交融的“旅游民俗学”。这样一方面实现对现代旅游之人际交往属性的确认,为旅游交往提供合适的契约结构;另一方面推动传统民俗学与时俱进、学科拓展。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中西旅游发展史考察、旅游活动的深度阐释、旅游交往关系的模式建构与典型旅游个案解读是四个主要的研究主题。
人类旅游活动存在古代与现代的差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古代旅游的社会特征是作为“神圣旅程”而引导人们通过旅游实现人格的升华与信仰的皈依。不过,古代旅游对“祌圣”的追求与现代旅游对“自由”的向往,所包含的心理机制是相同的,这是古代旅游本身蕴含的向现代旅游转向的内在契机。现代旅游产生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经济结构的改变。产业革命为现代旅游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结构、交通设施、可支配收入以及需求机制。就需求产生而言,现代产业革命所产生的异化劳动,使现代旅游成为人们可以暂时脱离现实秩序的一种“脱序”行为。而且,伴随产业革命所造成的人性异化日益深刻,现代人的“脱序”欲望也日益普遍、常态化,越来越多“在路上”的游客群体在失去对现实世界的美好期望后,倾向于借助日益发达的旅游基础设施与日益主流化的休闲价值观而构建具有自组织性的旅游社会认同,出现了现代旅游的社会自组织化特征。而旅游社会组织化的展开,是旅游休闲时代到来的显著特征。中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两者在进入休闲时代的节点时刻、发生契机等方面都是同中有异。
现代旅游作为社会自组织行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构建方式有别,其核心组织方式是游客群作为“陌生人”与其他“陌生人”相遇。旅游人群在不可预测的旅游境遇中通过“约定俗成”的契约方式实现当下建构,在此意义上,现代旅游本身即是一种民俗。现代旅游的社会自组织形式,通过“约定俗成”的形式缔结了稳定的交际交往结构——“游缘”,其是现代旅游民俗化的典型形态。旅游的“游缘”交往结构包含六大交往主体要素和六大交往模式。旅游的“游缘”交往关系无法在既有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得到安置,“约定俗成”的民俗交往模式才是容纳“游缘”的合适框架。“游缘”发生的内在逻辑包含三个顺次发生的阶段,即“游而匿名”、"因游生缘”与“因缘饰游”。“游缘”发生的外在契机是旅游活动中各种“中介”要素的存在,比如旅游活动中的特别人群、特定事象等。“游缘”最后所呈现出的民俗事象,与传统民俗事象在样态上呈现出“表演性模仿关系”。“游缘”人际关系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培养公民平等、合作的意识并重塑和谐人际关系的天然优势,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优化社会结构、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现代旅游的“旅缘”交往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因此,现代旅游产业展开的关键,应是充分幵发旅游活动中丰富的交际内容,而在可作为旅游幵发资源的各种传统资源中,民俗传统的交际交往内容最为丰富,最适合将之加以旅游开发,所以,从“旅游本身即是一种民俗”到“民俗适合导向旅游开发”的转变是自然而然的。山东省旅游局推动开展的“好客山东贺年会”即是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而其成功的关键,正在于通过精心设计而释放了人们在年节中通过年俗旅游而发生的交往需求,在传统深厚的年俗基础上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旅游游俗。激荡在年俗旅游中的丰富游缘使“贺年会”变成了游客与当代民众“共在”的体验盛宴,在对游客群体产生强烈吸引力的同时,也使得参与其中的游客群体成为了年节传统传承的活的个体,实现了旅游产业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的同时发生。
要之,现代旅游影响力的核心和内在逻辑,在于通过旅游创设全新的交际交往模式(“旅缘”)来引导人们实现最终认同,在此意义上,旅游本身是一种包含公共交往理性的现代仪式,这是旅游民俗学研究的最终指向。
关键词:人际交往;社会自组织;陌生人;游缘;旅游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