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德国科学的崛起
李斌
搜狐文化 2008年09月01日15:02 本文来源： 《世界博览》2008年17期
在17、18世纪世俗文化的影响下，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削弱，德国的大学成为世俗政府的管理下的国家机构。在“普法战争”失利后创建的柏林大学遵照着“教学和研究合一”的理念，先后为普鲁士和全德国的大学作出了榜样，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德国拥有的科学家数量和科研成果数量已经超越了英国和法国。
“科学家”的出现
19世纪被誉为科学的世纪。经过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洗礼，自然科学在19世纪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学科门类相继成熟起来，形成了空前严密和可靠的自然知识体系。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赫尔曼•外尔在1946年说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19世纪羡慕不已，那种确定性的感觉，那种对科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最高价值的称赞的力量，以及精神上对真理和光明的了解和追求。”
17世纪和18世纪的学术社团通常代表着所有科学门类，到19世纪，专门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新型学术机构增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也趋向专一。科学的专业化导致各门分科学会纷纷建立，例如，伦敦地质学会（1807年），皇家天文学会（1831年）和伦敦化学会（1841年）。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也大量成立，上面刊载的大多数是首次发表的原始科学论文，与原来传统的科学学会所出版的综合性期刊形成竞争。与此同时，代表科学家利益的职业性团体也开始出现，例如，德国自然科学家协会（1822年），英国科学促进会（1831年）和美国科学促进会（1847年）。英语中的“scientist”（科学家）一词就是在1840年出现的。“科学家”一词的出现，反映了科学和科学研究人员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独立的职业身份，在19世纪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许可。
分科学会和专业期刊的建立以及科学家职业身份的认同是科学体制化进程的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然而，19世纪科学机构方面最为重要的创新就是德国的大学体制改革。19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法国科学很快走向衰落，其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政府资助的高度集中的法国科学失去了活力。与英国科学的多中心不同，中央集权的法国主要的科学活动都集中在巴黎进行，致使巴黎之外的科研环境很差，学术交流难以进行。高度集中的科学管理阻碍了法国科学的发展，例如，由于居维叶在担任教育部长和法国科学院的常务秘书期间对进化论持否定态度，因而压制了进化论在法国的发展。19世纪初，英国的科学生活与古老学府牛津和剑桥的关系相当松散，由于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冷漠，英国科学丧失了曾经拥有的优势。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基本在皇家学会和皇家研究院，法国则集中在科学院，而德国一流的头脑在大学之内。英国诗人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考察德国大学之后，深有感处地说，“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德国大学则兼有自由和科学。”正是由于德国的大学体制改革，为德国科学在19世纪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制度基础，也为德国的大学和科学赢得了整个世界的赞誉。
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德国大学的传统与大多数欧洲大学一样，源于1119年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和1253年成立的巴黎大学。德语区的第一所大学于1348年在布拉格建立，之后不久，1385年在维也纳也建立了一所大学。中世纪大学大多受制于教会，并拥有罗马教皇赋予的各种特权。校长和大学的管理委员会由教授和学生选举，最早期的校长不一定是教授，也可能是学生。教师们组成了四个教授会——神学、法律、医学和“基本技艺”，“基本技艺”具有预备知识的特征，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哲学教授会，或者说哲学院。学生按照国别形成团体。教学由讲课和辩论组成。学生在完成“基本技艺”的训练之后，可以进入到另三个更专业的教授会之一去学习。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和学位受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承认，不受任何国别的限制。在中世纪大学里，真理被视为上帝一劳永逸的赐予，大学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教学传承真理。
在17世纪和18世纪世俗化的影响下，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得到削弱而世俗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德国的大学成为国家的机构。18世纪初，在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哲学以及沃尔夫个人的影响下，1694年建立的哈雷大学的哲学院，成为了物理学、数学、古典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自由研究中心。1706年，经过莱布尼兹的介绍，沃尔夫在建校12年的哈雷大学谋得了一个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职位。沃尔夫进一步扩展了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倾向，主张哲学应以理性为基础，应自由探索真理而不应受到神学的束缚，显然哲学对神学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当其他三个教授会仍然把培养牧师、医生、法官和律师当作首要目标的时候，哲学院已不再为它们的目标服务了。它从助手的地位一跃而变得具有指导作用，成为很多职业都要依靠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知识的基地与源泉。此时，独立研究以及为此而进行的训练是它的主要任务。沃尔夫从其专业出发，把哲学建立在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尝试拆除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间的障碍。随着人们接受沃尔夫的唯理主义哲学，德国的大学在国家的智力生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
尽管哲学院开始在哈雷大学取得平等地位，但是神学仍然在四个学院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1737年成立的哥廷根大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所拥有广泛教学与科研自由并且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的现代大学。建校一开始，哥廷根的哲学院就与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并列为四大学院之一。1737年颁布的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章程规定：“所有教授，只要不涉及损害宗教、国家和道德的学说，都应享有教学和思想自由这种责任攸关的权利；关于课程中使用的教材及讨论的各家学说，应由他们自己选择决定。”教授拥有教学的自由和不受检查的权利，这种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极大促进了学术探索和研究。哥廷根大学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广泛声誉，成为当时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
哲学院的研究范围涵盖古典学、历史学、语言学、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逐渐地，独立研究的精神从哲学院扩展到其它学院。真理不再是上帝一劳永逸的赐予，而是需要去探索的某种东西。教授除了讲解教科书上的知识，更应让学生获得发现新真理的技艺。哈雷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尽管哈雷与哥廷根的改革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德国大学的落后状况，但是它对于最终的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的诞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哈雷和哥廷根开始的尝试，最终由柏林大学完成。1806年，由于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普鲁士失去了包括哈雷大学在内的许多地方。战争的失败激起了德国人的创造力，他们奋发要求自己创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军事系统和一种新的教育。德国著名学者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14次公开演讲，呼吁国家当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务，要振兴德意志，必须通过普及教育唤醒民族精神。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也表示“朕谨誓以最大的热忱，特别注意与我国民公共教育的事务……国家所有从物质力量失去的，必须从精神力量补回。”在这种背景下，1809年，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上书普鲁士国王，提议创建柏林大学。在普鲁士王国处于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由于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坚信创办柏林大学的主旨是用脑力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他仍然答应了洪堡的请求，每年为大学拨款15万塔勒，并选址在华丽的王子宫殿建立了柏林大学。
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柏林大学起初名为腓特烈•威廉大学，1949年改名为目前的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大学是依据“教学与研究合一”的理念来设计和创建的。根据洪堡的理念，现代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教育与研究同时在大学内进行，而且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和学术为最终目的，而非培养政府所需的实用人才。洪堡提出的学院自治、科研与教学统一、教与学的自由这些大原则，可以看成是他在哥廷根学习的经验总结。这种大学理念也包括了柏林大学其他创建者如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人的思想，同时也受到了莱布尼兹、康德和歌德等人的影响。
洪堡既想保持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统一，又想让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他的备忘录记载到，“科学是一种基础性的事物；她是那样的纯洁无瑕，人们会全力并真挚地追求她，尽管有时会脱离常规。孤独和自由是科学王国中盛行的原则。”后来，当洪堡坚定地提倡在大学中进行科学研究而不是将其交给科学院的时候，他评论说：“听众当中总有相当数量的独立思考者，在他们面前无拘无束的口头讲演，在鼓舞起听讲者的热情方面，肯定不会比孤零零的阅读或学术界的松散联系差。”
洪堡将科学研究视为培养“有修养的人”的重要手段，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育出“有修养的人”，这唯有依靠能够源于内心并能在内心之中栽培起来的科学。教师所传授的应该是有教养的全面的知识，而不是种种具体技能。从1892-1919年柏林大学哲学系课程设置来看，课程内容不仅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等知识，还引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目。这81门课程，几乎囊括了除法、医、神等专业课程之外所有的高级学问。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反对科研的应用性和功利性，并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验为依据，以培养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为目标。
（插排图）1892-1919年柏林大学哲学系课程没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欧洲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近代艺术 有机化学
古典语言学 比较语言学 民族学、历史地理 药物化学
德语 历史学 民族学 工业化学
英语 古代史 历史、地理 工程化学
拉丁语 中世纪和近代史 美洲民族学 法医化学
斯拉夫语 中世纪史 伦理学和民族学 植物学
德国文学 近代史 哲学、教育学、心理学 动物学
近代文学 近代德国和普鲁士史 哲学 植物解剖、生理学
法国文学 欧洲和东方史 哲学和教育学 植物地理学
地中海语言学 国家、经济、国家学说 试验心理学和教育学 伦理学
拜占庭语言学 人类学 数学 细菌学
欧洲以外语言学 统计学 高等数学 地质学和古生物学
埃及文学 国民经济学 数学和哲学 地质学
印度文学 艺术学、古典、考古学 物理学 古生物学
汉学、日本学 艺术史 理论物理学 地理学、测量学
梵语 音乐学 实验物理学 地理学
藏语、蒙古语 德国考古学 气象学 测量学
比较语言学 史前学、考古学 地球物理学 测量学和航海学
物理学和气象学 东方考古学 天体物理学 矿物学和岩石金属学
印度、日耳曼语言学 古代东方艺术 化学 矿物学 天文学
柏林大学最初就把致力于专门科学研究作为其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教授首先把自己视为一名科学研究者，只有学术研究才能造就他的名声。大学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而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为了引导和训练学术从事研究，柏林大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大学研讨班(Seminar)。在讨论班里，学生是活跃的合作者，实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教与学的直接接触。在这种形式下,学生不仅可以和教授共享研究结果,而且可以共享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使学生一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到科学研究的前沿。通常,学生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这种研讨班产生的带有独创性的研究为基础的。
在推崇学术自由和把科研作为教授首要任务的革新过程中，德国大学出现了大学实验室这样融科研与教学为一体的科研机构。1820年，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在吉森大学建立了化学实验室。他打破了传统的自然哲学教学方式，编制了新的教学大纲，创造性地使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使学生在实验室中受到系统的训练，然后转入独立的研究阶段。这种将现代试验组织和教育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很快在其它实验科学中得到推广。从而涌现出一大批将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的实验室，例如，柏林大学的物理实验室、莱比锡大学的生理学实验室和心理学实验室等等。在大学实验室里名师和他指导的学生共同致力于研究，有意识地进行科学信息的交流，逐步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络，导致了一系列科学学派的出现，如李比希学派。科学学派的出现开辟了一个能在某个领域中审慎调配和加强力量，从而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时代。
洪堡的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也积极地提倡自然科学的研究。1828年，作为当时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名誉教授，亚历山大极力提倡研究自然科学，为此，他特意把巨著《宇宙》整理出版。并在柏林洪堡大学作了著名的名为《宇宙》的学术报告，从而使柏林洪堡大学出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高潮。洪堡兄弟既是他们所从事领域的著名学者，又是具有广泛影响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赫尔曼•外尔曾将他们归于杰斐逊式的人物。
柏林大学先是为普鲁士的大学，而后为德国所有的大学树立了榜样，当时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德国大学形成的这种创造性研究模式不仅被公认为19世纪“生产”职业科学家的最成功的范式。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得到推广。一些新大学相继建立，如布雷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年）和慕尼黑大学（1826年）；同时，一些传统大学进行得到了改造，如莱比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制度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事科学研究，这是研究型大学引以自豪和获得声誉的根基。
教与学的自由
与英法的科学（Science）相比，德国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意义更为广泛，它意指最崇高的意义上的知识，即热情地、有条不紊地、独立地追求一切形式的真理，而完全不计功利。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没有礼拜堂，也没有运动场，体育在这里没有位置。因为研究型大学的目的是追求最高层次上的理论知识，而不是教授诸如工程和贸易等方面的实用知识。德国人专门为工程、农业、贸易、林业、矿业和音乐设立了高等学府。Wissenschaft在德国是一种具有伦理价值的理想追求，而实现这种理想的条件就是学术自由，即研究、教学（Lehrfreiheit）和学习（Lernfreiheit）的自由。Lehrfreiheit意指教师的教学自由，可以讲授自己选择的东西。Lernfreiheit意指学生可以摆脱一切强制和必修的训练、背诵、提问、测验。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博士写道：“德国的大学教师追求走他自己的路，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他在课程的选择、讲课方式、讨论班的组成和生活道路方面是完全自由的。不论是教授会还是教育部都不能来监督指导他：他有一种尊严，从事智力活动的人都有这种尊严，他不靠任何人的命令办事。”有三种教育形式被普遍采用：讲大课，实验室实践和讨论班。柏林大学的一名数学教授讲授高等代数课时，有四、五百个学生听讲。但是，教授们在自己的身边也会聚集一些有学术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学生，形成一个学派，教授与门生之间都有比较密切的互动。许多重要的美国数学家都能记住他们在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blert）学派度过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无薪讲师制度是德国大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在德国要当一所大学的教师的关键取决于这所大学本身，不受大学教学人员之外的国家或者政府官员的管辖。无薪讲师不是国家任命的，因此没有工资。他的收入来自于选修他的课程的学生所交的听课费。无薪讲师可以通过教授会组织的考试得到讲课的权力，但是他没有任何义务。无薪讲师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在年轻的时候负担最轻的教学任务，从而可以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但是这种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经济上没有保障。
德国大学里的学生享受着完全的自由，只对自己负责。一旦被大学录取，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教师并挑选想听的课程、想参加的实习和讨论班。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无须参加考试。通常上，他有一到两次机会更换所就读的大学，吸引学生到某所大学就读的往往是有名望的优秀教师或杰出科学家。学生可以听从教师的忠告，也可以不去理会而自担风险。大学不会控制学生的私人生活，不进行任何惩罚。如果学生不喜欢某位教师，他可以选择其他教师的课程；如果他不喜欢某所大学，他可以去上其它大学；他可以不住校园的集体宿舍而在大学城里租房，他可以在家里做饭也可以去饭馆吃饭。这与英国和美国实行的学院制迥然不同。另外，德国大学里的学生无须付学费，他只需要为他听的每一门课付适量的费用，这只是使学生不缺课的一种外在约束。在注册听某门课和付费之前，学生们有两、三或四周的时间作出决定；他可以先去到处试听，为自己寻找一名喜欢的教师。
尽管德国的大学教育系统肯定存在危险，不过这个体系在其能力范围内运行得非常好；就为科学和研究服务而言，它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这就是：可以从年轻的优秀储备人才中选出那些大有前途的适合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这些储备人才在学习中已感受到研究的精神，并因此得到了表现自己的进取精神的机会。这就是德国科学研究获得成功和高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
学术自治的实现
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尽管保留了四个学院的分法，但已完全改变了哲学院的性质；尽管它已成为国家的机构，但作为一个有特权的团体，仍保持了大部分自治权。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和大学管理委员会成员是从教授中选举出来的，通常上任期为一年。在所有社会活动中，如在各类典礼和庆祝会上，在贵客招待会上，代表大学的是校长或本校某位学者，而不是国家相关部门的主管或官员。大学中的主要事务都是由各个学院中的学者自己管理，不受行政官员的干扰。
新增教授的任命程序是先由教授会提出三个候选者并排好次序递交教育部。教育部可以不接受这些提议并要求教授会重新推荐，但是通常上教育部都会提名一位候选者晋升为教授，而且多半是排序第一的候选者。洪堡主张除了提供必须的手段并在选择与任命教授方面进行合作之外，国家对大学没有其它责任。“国家应该时刻铭记，”他说，“自己不应该去做也不可能去做她（大学）的事，一旦去干涉就必然会妨碍她。”在纳粹时期之前，德国政府整体上一直遵循着洪堡的忠告。与美国总统和其在高等学术机构内的受托人相比，德国政府对大学内部事物的影响要小得多。
德国大学所实现的学术自治是实现教与学的自由的前提。19世纪的科学研究进入了大学，成为与传统的神学、法学、医学相并列的第四大部门，并借助大学传统上享有的自治地位而获得了自治的地位，科学为真理而自治的传统得以确立。科学的自治在西方的科学共同体中深入人心，科学共同体的各种机构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西方有大学法或大学组织法，大学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例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成立之初就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各种社会团体也享有立法上的保障，例如伦敦皇家学会在成立之初就享有国王颁布的特许状，享有自治权。耶鲁大学校长金曼•小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 Jr.）这样谈大学的自治权利：“最终一般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也正是耶鲁的真正完整精神所在。”
弗莱克斯纳博士关于德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有如下说法：“根据1914年的资料，德国人有他们的国家垄断法，其中大学是（与政府）同等地位的法律上的合作者，德国人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各自国内的机构干得好；他们的大学发展程度和自治程度更高，赢得的尊重和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从1820年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柯克兰（Kirkland）的评语：“没有任何政府能像普鲁士那样清楚如何创办大学和中学”，到弗莱克斯纳博士1930年的断言：“德国的大学，作为精心设计的、承担特定而又艰难的任务的机构，其机制比其他任何国家业已创造出来的机制都要好”，德国大学的体制得到了广泛的称赞。
世界科学的中心
19世纪的德国，除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还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创新得以建立：专业研究机构、专业科学刊物、导师终身教席制以及科学与工业的结合。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德国大学体系与工业界的研究实验室之间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德国产业革命得以加速推进。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德国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水平都超过了法国。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在客观上更促进了科学和技术在德国的迅猛发展。德国高等教育这种比教学本身更看重科学和科学家的倾向，随着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化学工业、电工技术和精密光学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德国这种研究型大学的模式不久就传到国外，例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就是仿效了这种模式。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德国所拥有的科学家的人数和科技成果数开始超过英国和法国。根据汤浅光朝的《科学文化史年表》统计（以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医学和技术为对象），从柏林大学的创立（1809年）开始到德国失去科学中心地位（1920年）期间，德国所拥有的科学家人数为200人，科技成果数更是达到279项之多，差不多是同期的英国（科学家人数为122人，科技成果数为174项）和法国（科学家人数为88人，科技成果数为107项）之和。而在1700-1810年间，德国总共才出现17位科学家和18项科学成果。上述统计结果显示，德国在19世纪拥有如此之多的科学家和科技成果与德国大学的科学教育革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德国大学科学建制的创新为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打下了牢固的智力基础。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楷模，并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李斌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师，科学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