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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揭牌 暨“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上）

苗书梅（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参加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河南大学共建“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揭牌暨“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我是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苗书梅，作为本次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的主持人，我感到十分荣幸。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莅临此次活动的领导与嘉宾。他们是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教授，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研究员，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信息技术处处长王学文，河南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副处长张永俊……下面我们首先请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教授致欢迎词。


张宝明（河南大学副校长）：在阳春三月，春色迷人，我看今天春光也非常明媚，在这个季节，能请各位专家来到我们河南大学召开这么个会议，来到古城开封这么一个小城，来到我们百年老校，我非常地高兴，非常地欢迎大家！尊敬的李松主任、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新闻媒体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各位莅临我校，见证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河南大学共建“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这么一个盛典。一方面是共同见证，一方面也是我们和文化部共享成果，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我看了一下，刚才苗院长介绍的时候，几乎每一位学者、每一位专家在这方面都是非常有造诣的，所以我们人不多，是个圆桌的会议，不分领域、不分先后，我们圆桌会议契合了学术的平等对话，也是一个高端的对话，所以能有这么一个会议——“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主题也很鲜明，因为这个题目，我刚才抬头看了看以后，也把我个人引入到这个领域，引起了我很多遐想。所以说呢，今天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揭牌，一个是学术研讨，对河南大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也是河南大学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河南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在历代学人的精心铸造下，形成了“团结、勤奋、严谨、朴实”的优良校风。从我们研究的传承来看，我们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校风。著名学者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罗章龙、郭绍虞、姜亮夫、任访秋等一大批学术大师曾执教于河南大学，培养了诸如袁宝华、王国权、邓拓、白寿彝、姚雪垠、马可、梁光烈等蜚声中外的社会名家。近百年来，河南大学秉承了坚持真理、追求进步、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不事浮华、严谨朴实的学术理念，潜心学术研究，繁荣人文社科，积极推动科研平台建设，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昨天我跟咱们有关的领导、还有学者还有新闻媒体的同志谈到河南大学的时候，我简单地也把我们河南大学介绍一下。我们应该是1912年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个校园里面有三大国家文物在这。它是科举制度的终点，最后的一场科举考试就是在河南大学老校区进行的，但是呢，它又是1912年伴着辛亥革命的曙光创办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河南大学几经改名吧，我们都知道它有过坎坷和沧桑，在1942年它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大家都知道，1942年升格为国立河南大学，这个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应该说是国难当头，中日战争处于最关键的时刻，河南大学在这个时候，有一种民族的担当，有一种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很多的高校就此流亡在后方，河南大学一直坚持在前方与敌人抗战，与国家的命运时刻联系在一起，所以河南大学今天之所以能赢得同仁在兄弟院校的尊重，和兄弟院校的尊重，来自于它的国家情怀、它对民族的责任感、和民族命运总是联系在一块，应该说是一所有光荣历史、有担当的大学。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这里面开这么个会议、能揭牌“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平台，我们感到对河南大学的百年历史又添了一个我感觉更好的平台，更为它的发展增添了一份光彩。
    在讲河南大学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历史来看，我们看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20世纪20年代起，董作宾、江绍原、丁乃通、张长弓、孙作云等著名民俗学家先后于此开展民间文化的教学、研究，江绍原还曾任省立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80年代以来，以张振犁教授为首的中原神话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培养了程健君、高有鹏，陈连山，刚才我看到连山兄在这儿，因为我80年代在文学院读硕士的时候，我俩经常在一起聊天，他现在在北京大学，这个我们国家最高的学府，我看你的大作很多，我经常也在阅读。吴效群等一批有影响的民俗学者。我们吴效群教授就在这里啊，他在的这个由张振犁创建的这个团队，薪火相传，应该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形成了“中原神话学派”。河南大学历来重视民间文化艺术研究，建有文化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基地、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此次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我校共建的“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建立，是对我校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等诸学科研究力量的进一步整合，必将在原有基础上促进相关领域的深入发展、可持续发展，借助这个平台、借助这股东风，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再出发，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在和李松主任、和王学文处长汇报的时候我们也表达了我们的夙愿。
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作为文化部直属的科研管理单位，承担着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的搜集、整理、保护、研究和发展工作，对推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南大学与“中心”在科学研究等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的合作共建是“中心”对中原文化艺术发展的支持，也是对我校相关领域研究的支持。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文化部的领导，感谢李松主任和王学文处长等一行，多次给我们的指导、关心和支持，过去一直给我们支持，今天现在又亲自莅临现场，通过电话、邮件等等方式，今天在百忙之中能来到这里，我们非常感动，又很低调、又很朴素地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对我们的关心非常立体、很直接，所以它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担当，也会是一种学术的支持和担当，所以我非常感谢。在这样一种关心和支持下，我们也希望“研究中心”的各位老师能够不负重任，勇于担当，能够传承老一代学人的优良传统，奋发进取，为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为学术事业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也恳请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对“研究中心”的发展多支持、多帮助！最后我要再次说一声，对莅临此次会议、参加此次研讨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担当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谢谢大家！


苗书梅：我们下面有请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研究员致辞，大家欢迎！

李  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上午好！其实中心也做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仪式，但是今天有点儿诚惶诚恐，这本来是一个学术研讨会，用这么一个对官方、其实对学者搞不好还显得无聊的这么一个仪式，让大家诸位学者陪在这儿表示道歉，这个仪式其实我们可以更简朴一点儿，用不了大家那么宝贵的学术研讨时间，所以我尽量减短。首先代表中心表示祝贺。这是程序化的，我简单地介绍下中心。其实中心呢各位专家都了解，它的历史、现状，一直以来我们在座的好多都是老朋友，它是专门干这方面工作的。我老是叫它服务中心，就是给各位专家服务的，把专家想做的、国家需要的民间这一块做好。从上世纪70年代咱民俗学界为钟老、马学良这样的一批专家学者所带领的一批专家学者服务，为戏曲界、舞蹈界、音乐界的老先生所倡导的《十大文艺集成》服务。这一服务呢跨了六个五年计划，《十大集成》到现在，香港、澳门还在编，我最近在编澳门卷，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包括我们土生葡人的音乐、艺术，以前纳入到中华文化版图当中没有系统做过，包括澳门的宗教、文化，通过《十部文艺集成》是很好的展示，非常有意义，简短说这是上个世纪。进入这个世纪呢，我个人觉得可能综合文化的研究伴随着国家文化越进入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要靠近它当代应当存在的位置的时候，可能综合研究就更加地迫切。所以中心展开节日志，当然也包括有抢救性的，像史诗这样抢救性的国家工程，其实这种工程还是为专家服务。一个节日志，三百多个课题组，两千多硕博研究生，一百多位博导，干活儿的都是这些人。服务平台是哪儿呢，是中心，给大家做好服务。然后同时呢中心在文化与科技领域，尤其进入本世纪初，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科技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信息化技术进入新的时代，我们从最初很肤浅的把文化资源拷贝成数字资源，直至到现在我们在做音乐的测量、人体动作的测量、人类文化基本数据的测量，到信息化的整备、到传播、到展示全领域的技术关注和文化事象的应用，包括我们新的项目里面的数据库技术和影像技术的大量使用，包括我们现在所设计的国家的科研项目的立体化设计，所以我们一个节日志里包含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包含了引进的学术的民族志、文化志的概念，包含了影像人类学的大量的学术内容，包含了数据库技术的项目成果，已经不是一套纯书。是包括我们觉得应该影像也能成为典籍、数字也能成为典籍，跟我们衔接我们古老文化传统能够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工作的方式。那么在跟这个仪式相关的呢，就是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跟高校院所的合作，所以现在有三十多个基地，中心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只挂牌不干事的不做，所以一定要有具体实际的内容。所以我们有一个基地，在云南大学的基地，就这近五年来做到的项目中就五十六项，国家的相关项目，成果非常好。所以中心在上个世纪主要工作的联系对象是各省的艺术研究院所。《十部集成》实际上推进了我们国家的艺术科研院所在“文革”后的恢复，在一批文化部的老领导、艺术界的这些老专家的倡导下，在各地原有基础上恢复了各地的文化艺术研究，做集成的时候都叫所，现在有一半都叫院了。除了延续这种工作联系以外，中心在本世纪初之后，这些工作跟各地高校、跟科研院所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实际让我归纳就俩字：服务。就这个基地来说，中原是个历史文化概念、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概念，这个在国家关于中原经济的发展定位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考虑。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怎么表达、文化怎么做，可能是我们这个基地要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五六年前我们就开始这方面的合作，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合作，觉得一批学者或者一批研究者愿意在院所做工作，我们中心就尽力提供我们能做的帮助，在已经展开过的项目基础上再能有新的项目，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心可能越来越多地会介入保护工程的纪录。我个人一直认为，研究性的记录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是一个专门领域，它就是一个主要的方式。我们认知我们的遗产，研究好，记录好，其实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在这方面也可能我们能进一步地在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组织管理下，我们也在文化部的指导下，我是特别希望我们的科研力量、院校、知识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更多的工作，做更多实际的工作，因为文化系统对非遗保护不是一个准备充分的系统，这是大文化，有赖于各界的支持与帮助。因此我们希望在河南大学的领导下，在各位从事研究的各位学者的积极参与下，能够把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中原民间文化研究的重镇。谢谢大家！


苗书梅：好，下面我们有请河南省文化厅非遗处副处长张永俊女士致辞，谢谢！欢迎！
张永俊（河南省文化厅非遗处副处长）：尊敬的张宝明校长、尊敬的李松主任，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在桃花盛开的三月能回到河南大学，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受河南省文化厅孙鹏副厅长的委派，我在这里呢代表河南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对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河南大学共建“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呢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那么现在正好恰逢全国各系统、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印发之际，我们就是说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河南大学共建“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成立，我们觉得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也衷心祝愿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河南大学精诚合作，共同促进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蓬勃发展，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民族民间文艺事业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祝愿河南大学兴旺发达，明天更美好！预祝“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苗书梅：好，仪式进行第三项，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运行，将来主任是吴效群教授，他是文学院教授，也是我们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副主任有两位，一位是王洪伟博士，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一位梅东伟博士，是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教授。
仪式进行第四项，请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教授和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研究员共同为“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揭牌！


吴效群（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在座的都是老朋友，这次能够在一起见证这个时刻，来这儿参加学术研讨，我感到非常高兴。黄河中下游或者中原这个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由于自然、生产方式及历史进程的相近，这一区域在文化上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对于在这一区域从事社会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来说，认识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各种门类的文化都需要联系这一背景去理解，缺少了这个背景，很难产生正确的认识。同理，不同门类文化的研究，也都贡献着对于这一区域的认识，因此研究者们应该进行经常的交流，互相促进，相互启发。我们今天请的学者是民间信仰、神话、艺术、影像表达方面的，都是在这个区域工作的一些专家，请大家来就这个主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跟王洪伟教授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近两年我们中心要做的事情以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这个中心，就我负责的民间文化这一块，有三个项目正在做或者马上做。第一个呢就是民间信仰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关系，这项研究一个是国家社科的重点项目，一个是教育部基地的重大项目，这两年就要结项了，我们团队持续做这方面的调查好几年了。第二呢我们正在做黄泛区逃难群众的影像志，我们用影像的方式纪录当年亲历者的逃难经历，让那一段痛苦的历史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我们要拍记录片、办影展、出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选题。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原神话研究。张振犁先生开创的中原神话研究是河大的一个长项，造就了我们民俗学专业的优良传统。而在这个问题上呢，今天具备了更好的研究可能性。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多年，南方史诗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在族源上跟中原同源，他们的史诗中还保留着上古时期一些中原神话的记录。我们想借助它们以及近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中原神话的角度对中华文明探源问题发出我们的声音，贡献我们的一些思考。这些呢都有赖于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跟我们共同努力。这是我简单的介绍，抛砖引玉吧。下面由王洪伟老师介绍一下艺术方面我们的一些想法。


王洪伟（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好，谢谢各位老师。我主要是做陶瓷研究的，我的专业呢本来是社会人类学，做了十年新闻，后来做了陶瓷。从08年开始做中原陶瓷这一块，因为五大名窑，包括定瓷，基本也在中原体系里面，有四个在河南，包括哥瓷也是受官瓷的影响，所以说它的一些工艺在神垕的高度甚至说比浙江做的还好。中原地区最重要的是历史名窑，我们所有中国的陶瓷的起源地，白瓷、还有青花景德镇的一些瓷品，大多渊源是在河南，所以一直在做陶瓷。做陶瓷第一块做的出版。刚才给李老师送了一套书，是第六套。这两年，我们今年年底大概出来15套书，一直在做研究性的出版，一直在推。一是在做各个瓷种的瓷史，比如说钧窑通史、汝窑的历史、三彩。我们在大量地通文献、田野调查、田野中实际性的烧造和口述，综合性结合地在做各个瓷种的历史。这两年我报了一些国家级的项目，就是做这个。我们中原陶瓷的核心点就是围绕嵩山周边，沿着太行山的东麓，一直到内蒙，这一带各个瓷种体系非常丰富，在世界陶瓷史上，这个是最根脉的地方，比较集中。那么实际上跟我们今天主题比较相关的民间信仰就是我们的窑神信仰。已知从宋代的耀州到河北、到河南，甚至到景德镇的窑神信仰，尽管说它有不断的变异，但是它里边蕴含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信仰的神的名称、包括它的内涵。现在神垕做了很多仿古的开窑仪式，柴烧煤烧的都做很宏大的开窑仪式。本来说这两天跟吴老师说如果有机会要去看一看。
吴效群：下次下次。
王洪伟：因为很多窑这个仪式做的很隆重，有敲鼓的，敲锣的，很大的一个仪式。古代有没有呢，也不了解，现在有很多，各个窑都在做。我想在这基础上做一些华夏文明流传的逻辑机制，进一步切入里面，从钧瓷的技艺和它的一些造型、纹饰，上面的一些当年的民风民俗在瓷器中的反映，尤其是磁州窑，磁州窑成熟不在河北。上面大量的图案反映了当年宋元时期的生活气息，就是说瓷器反映了我们中国历史一些很真的存在，无论是它的工艺、纹饰还是造型。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的信仰研究，包括我们的民间文化研究结合的非常多的，但是呢很少有现代人文社科的学者去研究我们的陶瓷，大多文博学者，而现在各个博物馆体系在做陶瓷研究。因为在高校的陶瓷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边缘学科，比如说我们在黄河文明中心我是依托人文地理在做，所以说有文化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运用进来，运用了大量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理论。我觉得现在说以陶瓷为研究对象，迫切需要各个学科的前沿的理论，只要适合的都应该研究我们的瓷器。包括过去咱们写传承人的、民间的陶瓷工匠他们的一些传记、一些传统的工艺、技法，做这一类的研究。另外呢我们在各个瓷种门类的基础上，做文明流传、文明延续性的逻辑。09年我们一直做华夏文明的传承逻辑机制。然后呢为地方政府服务的还有一个河南省在国家层面上做的一个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意区。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做一个规划和方案，就是通过省政协、两会的提案，通过地方政府做一个项目的结项的形式，做一个报告给他们提供，就是做中原陶瓷历史文明传承创意区。我们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大的陶瓷窑址的保护。这是一块，全国有五十多个国家定点保护单位就是窑址，河南有十几个，省一级的三十多个受国家保护，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博物馆。河南从焦作一直到安阳、一直到禹州、洛阳，这两年大量的陶瓷博物馆兴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动向，而且建的规模都非常大，足以做一个当代的很有规模的行业展，这两年做的非常多。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创业园区。创业园区我们从当阳峪、绞胎瓷到三彩、到钧瓷、到汝瓷、到北宋官瓷、到开封，我们现在大概有将近二十个陶瓷创意园区。最大规模的有三千多亩地。那么神垕镇是做文艺景区，有4200平方公里做文艺景区，2018年建成，建成后收门票，里面做了很多老房改造。这是我提出的三个层面的中原陶瓷历史文明传承创意区。那么还有一块就是跟我们艺术学院结合，我们的书法、绘画、我们的影像开始介入到陶瓷上去，做文创产品，尤其是我们的环境设计、艺术设计这块，我们结合了河南陶瓷创意设计中心，他们今年就陆续有大量的文创产品和陶瓷艺术品开始出来，这是以前没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我们在大概今年年底，准备策划一些国际性的这种和中原陶瓷的双向交流，尤其是今年到9月份，趁着禹州市的钧瓷文化节，我们做一个神垕国际陶瓷展，做国际性的平台，通过大量的个展和主题展。从2012年我们一直在做推广当地的陶艺家、陶瓷匠师，和外来艺术家利用河南的三彩、钧瓷、汝瓷等瓷种，传统工艺在创作艺术作品中的这些东西，在做这样的工作。
这跟今天的主题不是太切合，我大概介绍这些。中心成立以后，吴老师这块儿，然后我这一块儿。那么去年我们邀请了十几个艺术家，做当代的神垕影像志，就是不同的切面切入神垕。我们选了二十天时间，我们准备第一次做一个展览，就是“神垕——在镜头下看见中国”，这是今年神垕文化节期间要做这样一个展览，展览的规模也比较大，都是当代艺术做一些比较写实的纪录片。可能做完神垕影像志之后，我们可能延伸再做几个镇，做广东的石湾，就是中国古老的历史瓷区，有几千年传承的景德镇，然后台北的英德镇，跟台湾影像节联合开始做几大名镇的影像志的推广。
这是我们工作的汇报，谢谢大家。


吴效群：好，下面从吕微教授，吕老大开始，我们转着说，表达一下在这个主题方面的看法，我们会有录音整理。


吕  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首先，很荣幸能到这来。作为吴效群的朋友，也都一起合作过一些事情，非常了解他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他本身做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加上他很有情怀，就光是做一些事情，他有他内在的动力，也可以说是能力。这些年呢，我也比较关注非遗保护，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有一些理念也不是完全赞成，因为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最近这些年提出的还是一个生态保护，它有些观念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个学术的一些原来的想法是：你一个东西的保护，你要是仅仅记录在一个文本，它是个脱离这个语境以后，它就提出了很价值论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呢？希望它能保持在一个语境的状态，那么，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原来的东西你要是保持它的所有的语境的话，那你是不是要保持这个原来的旧有的环境呢,是不是?你如果改造以后，那这个语境是不是改变了?原来的那个功能还在不在了？这是里头有很大的矛盾。所以我们原来讲这个功能主义的这个理论，在我们现在的保护中，其实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怎么样处理它？我觉得，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我们实践经验中，都是需要保存。但是，我一直有个想法，他提到过一些，就是说它是在服务。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在服务。我们的任务是干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刚才提到了华南学派。一个外国的学者他到中国来，他需要认识一个东西，他的目的是认识，而我们是在这个本土的一个学者。我们参与了对不对，我们不仅仅是认识。我们是参与到了这个实践中来的。刚才有一个想法很好的，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服务什么呢？像德国学者翻译的《民间的启蒙者》,我们知道什么叫启蒙者吗？就是说民间正在实践当中的时候，他自己是不反思的，他只实践不反思。我们即使提供了一些机会要反思，不是说我们在反思，而是说我们开启一个窗口，我们和我们的对象一起来反思这些事情。使我们的实践上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成为自己人。从实践自己为主，而且他们要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表达他们自己的理想，所以说，在这些上来看，我们在做影像志的时候，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是在和他们对话。我们不是像华南学派那样把它当做一个认识对象，而是说我们让他们为我们也提供一个机会，通过我们的参与使他也成为一个参与者，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创造者。所以，这个包括影像和录像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在进攻，它是在进攻中则是个背叛的对象。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他上镜，他出镜。我们帮助他，让他有出镜。使得他成为一个我们是服务的，成为一个实践的主体。所以效群说他要做这个黄河黄泛区的项目，我是特别尊重。还有一个，刚才王老师提到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去陶瓷的，他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们使我们原来的对象，变成实践的参与者，变成一个实践的主体。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这个理念变化是非常频繁的。我们改变过原来那种东西，原来那种东西他只是被我们认识，然后它发出一次声音以后，它就停在那。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让它发出这个声音，让它表达自己的愿望。这个文本的呈现，这个最后的影像的呈现，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它是创造者之一，因为他通过这个，他获得了在现代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愿望的权利和能力。我相信，这样一种理念的变化会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在我们做具体的工作中会发生效果。我们会提供一个新的经验，我们不是来仅仅提供一个这个中原发展模式的这样一个东西，而是创造一个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每一个人为国家共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些想法供大家参考。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也想首先祝贺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因为总觉得跟河南大学有着非常的渊源关系。今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杨旭东还说是不是杨老师回来了，我说是，我可以从心里觉得说回来了。因为从我自己读博士开始参与了河南大学张振犁老师组织的这个中原神话考察。我觉得不仅对我个人这个学术成长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中原神话考察，的确，作为中国的这个神话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所以，现在看到河南大学不断地蒸蒸日上，在很多方面非常地活跃，各种建设不断地往前推进，我也感到由衷地高兴。那么今天是在做一个“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也想结合我自己近年来的一些关于女娲神话和信仰的一些研究，谈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对于地方性的一个认识。我想说多层次的这个地方性，因为，什么叫区域呢？区域通常会有各种划分，通常是有特定边界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区域有大有小，划分的标准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从地理空间上去划分，像开封地区，它是一个region,一个区域。比如说吴方言区，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区域，或者是儒家文化区，那么这个区可能会更大。所以呢，就是说划分区域的标准非常的多。那么联合国教科文曾经说到这个社区(community)这个概念的时候讲到说，一个特定的元素可以成为划分区域的一个标准，只要我们这些人认定有一个共通的东西，那么它可以成为一个划分一个社区(community)一个区域的标准。所以它的边界是非常的有弹性。那么，我就想说民间信仰在这个区域社区的划分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而且对于这个区域内部的这个群体的认同来说，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最近这些年，有20多年，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在女娲的信仰神话的考察上面。所以，在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很多的地区，我发现，神话，当然它是信仰的核心，但对很多的信仰者来讲，它提供了一个教育的基础，神话在后世就不断地发生地方化，所以跟地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这些神话在河南地区、河北地区、浙江或者辽宁，它的讲法可能都不一样，会和各个不同的地方发生密切的关联。比如说女娲补天，可能在浙江山区，它就讲女娲捏泥。就是说在这个山区，因为泥巴不够了，所以她捏的人儿就特别的小，精瘦精瘦的。所以，山里的人长得是这个样子。那么，女娲补天，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炼五色石补天。那么在辽宁的地方，他就会讲的是，她是摇着船出去补天的，补天她也不是炼石，而是用水里的蚌壳去补天的。所以说其实它在流传的过程中都会结合各地的风俗特产，变成一个非常地方化的趋势。而且地方和地方又有不同，即使是女娲的神话和信仰，那么，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发现它也有很多的这种差异，比方说河北，我今天早上还在看河北的地方学者编的一本女娲的传说的一本书。在河北的地方，比如说，兄妹婚就比较少被讲述。那个地方女娲更多的是作为独立神而存在。但是在河南的淮阳，从天塌地陷开始一直到伏羲女娲兄妹结婚这成为一个比较基本稳定的叙事结构。所以呢，在这些叙事形态上，就是特别的不同，信仰也会有所不同。在那个地方呢，基本上是以女娲河北娲皇宫，那么女娲基本上是一个唯一的。那么，在其它地方，可能兄妹同时会被供奉。那么在台湾呢？2016年暑假，我去了台湾比方说宜兰是他的特别大的一个女娲庙。那么，在那里你也能看到女娲主要的一个功能，是做媒神而存在。当时正好我在那儿是情人节。很多城市里的青年白领会开着车到女娲庙里去祭媒神女娲。这个我在大陆地区真的是很少见。虽然不是没有它最为媒神的这个功能，不是没有，它是没有如此的被突显。它的标牌上就写着媒神女娲。所以说，它就各有各的这个地方的差异。那么，除了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地域范围之内，即使同样的是在祭奉女娲，也表现出特别强的地域的差异性。我想说，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发现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区域之内，那女娲的信仰也会呈现出丰富的、多层次的这种特点。比如说在河北的涉县，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的就有二三十座女娲庙。在一个县的范围之内，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的女娲庙，各有各的形态，而且各有各的影响的这个圈，又形成一个小的异域的地域和信仰连接成的一个小的区域。那么，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在沙河这个地方，有的地方都把女娲供奉成一个大的始母神，女娲老奶奶。但是，在那个地方呢，就认为她是老姑。叫老姑的意思是她是我们村儿嫁出去的女儿。所以除了别的地方的女娲庙之外，它那个地方还特别有一个叫饸饹会，每年的三月十八的时候，他们会把女娲娘娘从女娲皇宫的顶上接到这个村里来回娘家，全村的嫁出去的闺女也得回这个村，大家一起来吃饸饹。我原来就觉得涉县的女娲信仰好像我知道了。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即使在涉县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县域的境内，它的女娲信仰丰富多彩。昨天晚上，李松主任还在谈到这个多样性。我觉得我们无论怎么样进行现代化的建设，的确不能忘记民间文化在丰富我们人类的表达，丰富我们人类的精神和文化遗产的时候，它所具有的丰富多样的特点，它能对我们丰富自己的思想和身心所能起到的那种无以伦比的作用。所以，我想说的是地方性即使在一个小小的以女娲神话和信仰作为我们的关照点，我们也能发现，它和区域社会有着丰富多样的关联。它对于我们界定丰富多样的地方社会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密切的、丰富的启示作用。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做这个发展研究中心，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一些研究的设想，那么在考察区域社会的建设的时候，学生也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怎么样深入、细致、微观的去了解到地域社会它的丰富多样的特点。


王洪伟：刚才吕老师提到的这个实践的主体性，杨老师又提到地方文化的丰富性。这个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尤其是杨老师的信仰在这个区域里面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们会进一步的在这上面去发挥。实际上，今天我们河大做戏曲的，还有民俗版画，还有张朝晖老师做剪纸的，等一会儿，我们会一一来介绍，下面有请陈进国老师。
陈进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首先，很感谢效群老师邀请来参加河南大学这个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以及“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学术研讨会。我想，河南大学主持来推动这个中原地区的“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这个综合性的研究呢，我觉得正当其时，也正得其脉。我不太了解其他学者的研究，但是以我对效群老师的了解来说，他继承了中国历史学和民俗学的传统，特别是可以堪称是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妙峰山的传统，他自己博士论文也在做妙峰山的研究。所以说，河南大学这边呢推动这个“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这个研究，我觉得正当时。讨论“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研究，这个主题呢，可能在早年的港台学者还有欧美的一些理论学家或者是福建、广东这一带的学术界的比较重视这个区域社会的问题。重视像地域社会、区域社会等等这些里面的信仰组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些思考。但是，大家的眼光都局限在整个中国所谓的边缘的地方，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中国的最核心的地域。中国有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叫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研究里面，他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叫“满天星斗”。他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上是多元起源的、互相作用。他认为中原的文明是形成了最初的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的栖息地。那中原文明用他的话叫做次生性的文明，那么作为次生性的这个中原的文明呢，事实上它之所以能够生成一个形成词汇的最初的中国呢，就在于说它有两大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它是四面八方的文明成果的汇合，也就是说华山、泰山、北方包括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的影响。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治水业，治水的文明推动着所谓早期的中国的形成。那我们呢，在中原地区讨论中原文明的这个它的这些起源，特别是比如说反映出原初的文明形态这个像民间信仰等等这些，那事实上是我们关注中国所以为中国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路线，所以说在河南大学呢，这种民间信仰与社会的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性的研究呢，我觉得是非常正当时，也就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它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原地区它怎么会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起源的地方。那我想在河南这种中原地带，好多的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应该有一个更宏大的视角跟眼光来思考就是中国何以为中国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在河南大学要讨论这民间信仰，其与区域社会关系的时候，不应该跟着这个在边缘地方，也就是说华南学派，或者日本从事民间社会经济史的那帮人讨论的地域社会这样的研究视角放在所谓的近代或者当代。那应该在中原地方呢，这种民间信仰，其与社会的研究应该将眼光看得更远，可以上溯到早前的夏商周以来的这个中国的民间信仰。所以说我觉得中原地区的这种民间信仰，区域社会的研究如果说未来有更好的研究路径的话，有几个方面可能是非常值得反思的。一个就是对中原地区，它周边地带考古学最新的一些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再一点就是我觉得河南大学可能是抓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就是考核你这个黄泛区内这个跟水方面的关系的一些研究，那么如果民间信仰，其与社会这个主题里面能更有效的去关注这个黄河流域，黄河中游这一块的治水治理方面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跟社会的这种互动，去作一个深度的挖掘跟思考，那么可能也是我们去反思中国和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的基础。昨天我听到吴效群老师谈到说他在做这个黄泛区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民俗志或者影像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受刺激，这显然是非常好的一个主张。当然，近年来的这个民俗学讨论这个流域的类型或是以一条河为中心的讨论，那我想河南大学现在做的黄泛区的这个其与社会的思考应该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也富有前瞻性的一个研究，那它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儿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的资源跟传统，那么在这方面可以完成一类著作，就是说一流的学术成果。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石  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好，谢谢啊，本来是来之前和效群说我说你别安排我发言啦，结果呢他这会出去了，我就没法了，免不了这个。我是咱河南大学培养的学生，所以今天回到母校特别高兴，看到母校发展的蒸蒸日上非常好，真是由衷的感到非常的兴奋！在这里呢首先祝贺我们中心的成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再一个呢，从咱们中原文化来说，我是生在河南，原来我觉得出去的时间长了就觉得咱们河南确实是个文化大省，也不是随便说的，中国这个历史上大部分大概一半的名人都跟咱们河南有关系，所以咱们的资源极其丰富，包括这个杨利慧刚才提到女娲这个说法，我从小的时候还没上学就听说这个兄妹俩怎么怎么样啊，刚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以为说着玩的，现在看来是非常有意义啊。那现在呢这个文化虽然是很丰富，但并不代表它就是竞争力，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今天才可以真正说是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的大变革。李鸿章那时候还算是个开始，今天才真正变化极其大，这几十年来我小时候的很多的生活的一些经历，生活的一些方式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咱们河南文化这么丰富，但面临这样一个急剧转型的这个时期，如果不及时的把这个资料留存下来，可能再过个几十年，一百年，它就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无从追寻，所以说今天成立这么个中心做这样一件事情，从长远看意义非常大，它已经超出了河南，也超出了这个学术领域。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这几年我也接触一些，看了一些其它方面的书，发现现在实际上这个文化冲突是非常激烈的。抓住这个问题的何新，这几年揭露西方文化造假这个过程，其中他专门提到希腊，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古希腊、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什么的，经过他的一些考证，他发现古希腊、古罗马这个文化假造的，根本就是没有那回事。
何新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真的是战略家，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呢，不能仅仅的局限于自己的领域里，这就是很有问题的。从他反应出来的这个西方造假这个过程，才发现实际上人类的竞争最后是文化的竞争，为什么西方一个劲的造这个，拿一些简单的例子说这个评诺贝尔文学奖，其他语种评的时候都不用翻译成外文，但是汉语，中文这个作家要想评必须翻译成其他的语言，你可以想象这种文化歧视吗？为什么其他语言不用翻，为什么汉语的小说必须翻译成外文才能评奖呢？中国文化的底蕴是深厚的，它就想从文化上进行藐视。实际上这种文化竞争是牵扯到每个国家之间的这个竞争，习总书记在日内瓦的时候不是提到为世界提出中国的方案，这个方案里面应该有包括文化的方案，而且文化是更持久更长远。现在西方文化在全世界还是处于垄断的地位，那中国的文化呢，将来要想跟中国的地位相匹配，必须有中国的文化上的一套价值系统，但是这个价值系统目前还看不到有这个出现的曙光，但是你这个必须要有，将来这是你绕不过去的一个坎。那怎么办呢？最起码要先做基础性的工作，先把中国的文化先梳理梳理，这些年来从五四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一个很低的位置，现在终于认识到它这个价值。将来你的文化不可能说突然提出一个新理论，然后世界上就能接受。就像西方文化一统世界一样，中国文化要想出现这样一种能够被全世界认可的一个形式，一定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它不会凭空而来。咱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个民间文化其实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应当把它看做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牵扯到一个国家间竞争力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看这个问题真是透彻，说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其实文化从根本上讲它就是这样的。西方好多学术流派，它也是为西方的文化服务的，完全为学术而学术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太相信的。不管从主观上承认不承认，那它客观上肯定是在为某一个利益服务，某个利益集团。中国的当然应该为中国文化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咱们河南是文化大省，在现代这样一个形势下，如果不及时的把中国的文化脉络梳理清楚，将来中国提出这个方案就没有合法性。过去这个皇帝改朝换代，他要有合法性，今天的中国要想在全球提一个中国方案，你这个合法性得有历史渊源，不会凭空而来。西方文化想说文化优越的时候，它为什么要造假古希腊文明？亚里士多德著作里边曾经提到古希腊半岛这个地方当时人口就两万多人，它怎么可能创造出那么辉煌的文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好多的所谓的古希腊雕塑全是糊弄，在卢浮宫里边像那些写的就是说原先在哪不知道，那些所谓的古希腊雕塑，吹的吹上天了，不知道原件在哪，全是复制品，全是造的。它是为了树立自己文化的底气，说我们西方文化就是好，你们得学习，所以上文化领域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放在一个纯学术领域当成问题看。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吴兄做这个事情是功德无量的，不仅仅是为了咱们河南的这个文明有价值，而且对于中国的长远的文化看意义非常深远，所以在此祝贺！



李  松：前面听几位，我是在认真地记。刚才听杨老师说，我也很有启发。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对于区域的划分包括区域内部自己的关系、重建。区域社会的一个特点，我们说这个水族，三十多万人口的这样一个社会，它的社会组织跟它的信仰体系，大认同里面再分成小认同，一直到社区，一直到一个村落，三个庙，摆三种神，总体有大的认同，还有自己的小的划分。其实就讲到我们的民间信仰跟我们的组织、跟我们的社会秩序，跟它整体的文化秩序，包括同与不同。最近我们一直在考虑竞争条件下的秩序，竞争的底线，实际上跟这个都特别地有关系，就是特别启发我，就是关注的联想，包括陈老师说，我们区域文化研究在中原这个地方，要有历史面相的考虑，跟考古相结合，我也很认同。我说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跟我们民间文化有很直接的关系，我认同中国文化现在的价值关怀，是有赖于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我们的价值陷入困境，主要是不挨饿、不挨打、不挨骂这三个过程，我们慢慢走，解决不挨饿、不挨打、不挨骂跟文化价值关系密切，我也很认同。我话就到此，我真的是来这儿学习，不耽误大家时间，谢谢大家。


王学文（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科技处处长）：杨老师和我老师岳永逸都是我北师大的老师，我是忝列于侧。我简单讲两句这个事情，就是包括推动这个“中心”的建设，一起推动吴老师课题的开展吧，做一些工作。其实我对河南的经验很少，就是有一次吴老师在他的骂社火中，是我们的一个节日影像志拍的时候，这里面可能很多老师看过他的这个片子。骂社火是我跟他做了几天的田野调查，后来我就说吴老师你拍了一个假的骂社火。通过他的骂社火看到了在豫西灵宝这个村子，东西常村用一种戏谑式的骂来当村落过年的一种社火形态。以前我也没有见过，而且中原也应该说是一个礼仪大省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达成一种秩序的再现。当时吴老师拍的时候，把它拍成了一个就是在非遗保护的情况下，然后村民都很热闹，当然也拍出了一定的落寞的状态。其实后来我说，其实那个村子的丰富性是我们的影像远远没有表达出来的。因为这个村子有信仰的外来宗教基督教。后来我说怎么基督教的人他会参与骂社火的这个游行吗？后来我说你没发现那个花车上它摆的有小玩偶，那个形象是圣诞老公公，摆圣诞老公公的呢那就是信基督教的家。他们尽管不做骂的这个，觉得他们在村子里展示、游街啊，到别的村子去邀骂啊等，这个还是有的，这个细节完全没反映出来。还有一个呢，我们骂社火是在东西常村的一个寺庙里，应该是在关帝庙里开始起，关帝庙旁边镜头里就没有一个，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恢宏的基督教的教堂，是属于村落里的标志性建筑，这就没有拍。所以后来我给很多老师都说过，我说骂社火的成果，就是我们的记录或研究某种东西都是一个剖面或者侧面，怎么达成一个立体呢？这需要我们各个专业的人，各种学术关照的人来参与，让我们把握对社会深刻的理解。其实这次完了以后我整理了一个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当时我想着发一下，就发给岳永逸老师。岳老师他没有去过。后来他给我说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这只是一篇调查报告，总之要发也可以，就只是一篇调查报告。不过后来他说了非常重要的几点，他说你没有对它这个地方的历史的梳理，更关键的是豫西这个地方又跟黄土高原这样一个往下走的通道，应该算是以前的民族融合，甚至是一个非常大历史的构建通道的过程中，然后在这样一个地方保留了那样一个，应该在咱们说奇异特别的一种民俗形态。他说这个如果你去翻历史，翻到那些文献的时候，甚至找民族史的一些东西，你可能才能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现在是这样，所以后来我说我学力不到，所以整个没有做。从这些简单的感受中就是说，我们建立“中心”，包括和河南大学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在这个题目下要做一些区域社会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更多学科的人参与到这样一个非常复杂、丰富、灵动的中原社会的研究上来，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工作，跟李老师说的，做好我们的服务，然后更多的成果推介到越来越多的平台上，谢谢大家。


朱靖江（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教授）：首先热烈祝贺中原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一方面，效群教授在这两年和我有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影像方面。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效群教授能够从一个文本研究的学者转向影像创作的专家。其实我参加和见证这种基地的建立和挂牌已经好几次了，包括西南交大、河南大学，我也看到了很多民间文化研究和发展保护朝气蓬勃的状态。这可能也是因为文化部这个发展中心持续有力的推动，能够在高校，特别是在很多的各个学科之间能够建立合作发展的平台。我本人其实研究的东西跟民间信仰和区域社会关系不大，我是做比较专门的社会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所以我更关心的可能反而是一些相对方法论的讨论，比如说影像志怎么能够成为一种文献，就是影像志作为一种文献，它的可能性大概在什么位置上，就是它的价值会在什么位置上。因为这些年我也看到，当然除了文化部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像中国文联也好，像住建部也好，像社科院也好，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国家级的一些项目开始以一种影像的方式来作为文献的存在，或者说是作为一种新的文献的研究的项目来发展。这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大家做项目就是写论文或是写报告，而现在，一些国家级的项目是可以用影像的方式来作为结项，来作为研究和进入的路径，或者说是一种文本。这些东西的价值何在，实际上是我一直也比较关心和一直试图在参与的这样一个路径。也包括这两年我也和中心合作，做了一个福建客家的节日影像志。拍摄的当地庙会，庙会和民间信仰和区域社会概念比较接近的，是当地村落地方性的游傩的一个仪式。它实际上体现的是当地客家的宗族组织怎样进行权力挪移。这个之前很多的学者做过详细文本研究，我们来做个影像呈现，展现影像和文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性。这是我当初参与这个影像研究主要的兴趣点。这点呢，我当初和吕微老师讨论过，文本研究或文字研究更多的是体现研究者他怎么了解研究对象，这样单向的表述方法。而影像体现的是他们当地人的形象、声音、观点、行动，更加直接的呈现他们自己的文化系统。而这系统可以与学界之间产生对立的关系，这就是人类学的主位和客位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我觉得在影像之中比文本体现的更加充分而且更有价值。影像志可以作为社区发展的动力，不仅仅以学者为主体进行影像创作。因为影像本身的便捷性，可以被普通人接受和学习的过程。当地人也可以作为他们自主的表达、社区影像志记录、写作和传承、教育这种自循环。实际上，我们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在青海和西藏地区，有很多的当地人进行影像文化记录和文化传达。“中心”近几年也在做新的影像志的拍摄。对于我们来讲，利用影像志来进行民间文化表达、记录与传承，在主体性上，在文化的自主表达上，在文化的传承和教育上，比文字文本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了，作为一种影音文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还需要我们多加讨论尝试、探讨。影像志作为一种文献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价值导向何在，倾向于表现当地人的文化观念还是学者自己的文化观念。还有它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我们知道拍电视和拍影视的方法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些是电视台很喜欢用的方法，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电视台的拍摄方法不能满足我们学术研究，所以我们要采取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方法包括后期的制作和剪辑。我们开了很多次研讨会讨论这个问题。比如一些具有神话色彩的信仰，女娲补天或是当地的民间神话等等，我们是用写实的方式进行口述还是虚构的方式呈现。这也有许多讨论的可能性。我们也讨论过虚构影像的可行性。比如动画片等不写实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多的动画实践者都在强调他们的动画作品与学术研究的融合性，就是没有办法用文本和纪实影像表达出来。我们应该在学科概念上进行标准的定制，另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我觉得这才是当代我们做文化研究的趋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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