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布的精灵

“2011东岳文化蒲县国际论坛”举行
   本报讯  4月25日至28日，由中国民俗学会与山西省蒲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11东岳文化蒲县国际论坛”在山西临汾举行，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以“东岳文化与区域传统”为主题展开讨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指出，在当前，恢复传统文化魅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非物质文化具有鲜明的共享性特点和世界意义，使文化得到彰显并推动区域的建设是学者的使命。
     东岳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至今仍与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精神世界密切相关，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涛从东岳文化历史源流的角度，阐释了东岳信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于中国东岳文化信仰在日本、印尼传播的研究是这次会议的新亮点，台湾“清华大学”荣誉教授王秋桂认为，东岳文化与区域传统的讨论，不同学科间的学者的合作，将有助于研究本区域之外的区域传统文化。此次会议开启了学术研究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交流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

叶涛

　　“东岳文化与区域传统——2011东岳文化蒲县国际论坛”综述

　　石国伟

　　2011年4月25日—28日，“东岳文化与区域传统——2011东岳文化蒲县国际论坛”在山西省临汾市召开。论坛由中国民俗学会和山西蒲县县政府共同主办，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临汾市政协领导、蒲县人民政府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叶涛主持开幕式，蒲县人民政府县长闫建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临汾市政协主席常富顺发表了讲话。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魁立在致辞中，从自己身上佩戴的国外学生赠送的护身符谈起，指出任何民间力量都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人在民间信仰上和自然的关系体现的尤为密切，实际上，在我们所有的信仰中都把人和整个社会及天、地、自然环境结合的特别紧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信仰，因为还有它发挥能量的空间，所以要对它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使它能真正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现在大家关心的是如何使这个文化得到彰显，使它能有大的影响力，能推动市区建设，这就要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及认定了，可是对它的研究，我们要对文化的脉络和发展历程有一个发掘和认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刘魁立先生指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同于古物研究，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生活，如何使这个文化适应今天的社会秩序，使它有一个新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此外，对古物的研究我们讲究“修正如旧”，但对东岳文化，我们要修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沿着我们的逻辑发展下来的生活方式，怎么修，这就需要学者们的努力了。对东岳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对浦县人民所做的贡献，也是把浦县文化的人类价值挖掘出来，对中华文化的研究所做的贡献，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所做的贡献。刘魁立先生的致辞从理论上概括了此次论坛举办的目的和意义。与会代表们在一天的会议中，进了三场大会研讨，围绕东岳文化东岳文化的历史源流、概念研究东岳文化中的地狱研究、东岳信仰的个案研究、海外东岳文化研究、乡土宗教及庙会与国家政策的关系等问题，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展开讨论。

　　一、 东岳文化的历史源流、概念研究

　　叶涛在《东岳文化史论——东岳文化的历史源流与概念辨析》中，从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古文字入手，分析其包含的远古人类祭天符号的乃在含义，同时对比泰山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差异。正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拔地通天的自然特征和地理优势造就了泰山五岳独尊的情形。作者同时揭示了东岳由自然实体的人格化，成为中国民俗神灵的历程。进一步梳理了唐宋、明清时期东岳信仰在全国的传播、拓展，乃至全国东岳文化的形成。叶涛对东岳文化的概念及内涵做了辨析，认为东岳文化是以东岳泰山为象征，以中国人的传统生死观念为核心内容，以各地东岳庙等信仰场所为载体的一种文化形态。既是国家礼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是各地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解决了东岳文化研究中的概念界定问题，为东岳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刘丰的《历代王朝对山岳的祭祀》，就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历代王朝对山岳的祭祀情况。徐永安的《中国古代的“天地神人一体化认知模型”及其认识论价值》，着重探讨神鬼体系与地狱观念，认为伴随佛教的传入中国人的冥间观念向地下发展，信仰空间出现两个阶段。而道教一修炼为核心，追求神仙，七十二司与行善观念一致。

　　周郢的《泰山神的身世传奇——新见〈泰山之神金虹小志〉简识》，利用尚未被学者引述的《泰山之神金虹小志》，从《小志》与泰山神的人格演变、认为汉代以后由于受到佛教偶像崇拜的影响，岳渎神灵皆效法而立像设，泰山也从抽象的山岳之神完成了神格拟人化的过程。因此出现各种相关的灵异传说，所以有“泰山之神金虹”斩蛇成神的传说，同时探讨东岳信仰传播原因。并就各地学者在研究个案的同时，作一个全面的考察，梳理，建议编纂出版《中国东岳庙志》。

　　吴效群的《历史上北京地区的香会组织与妙峰山庙会》，对北京妙峰山地区的东岳崇拜，从“灵验追求”原则谈起，梳理了北京五顶的碧霞元君信仰兴起的历史原因和民众的显示需要。认为碧霞元君的兴起与北京的礼仪规范，财力有密切的关系，是北京地区的特点。

　　二、东岳文化中的东岳神职研究

　　候慧明的《三教视野下的东岳信仰》，就佛教对东岳的信仰附会与改造议题。从东汉、三国时的地狱一词的翻译为泰山地狱说明佛教对泰山信仰的附会。生死观对东岳信仰的影响，从佛教地狱的多维结构、空间，生死观，是否是审判惩罚场所几个方面区别佛教地狱与中国传统冥界的差别。指出佛教最初将地狱附会东岳，促使佛教中国化，同时由于地狱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使得东岳信仰被改造。

　　张从军的《东岳神职的民间改变》，利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的蕴含的信息，利用博山炉和画像石中鱼车图，对汉代时期的基本观念“山是神仙住的地方”、“山是神仙的故乡”东岳泰山成为仙山作了考证。结合画像石祠堂题记和买地券探讨泰山主招魂的发展历程。东汉时期的主宰生死的阎王还没有出现，地狱图形出现在寺庙，是因为佛教认为不信佛教就下地狱。东岳大帝的神职是长生不老，对地狱的主宰的只是兼职。

　　霍怀德的《解读东岳庙之地狱》，把当代社会与古代社会联系，对蒲县东岳庙内的地狱进行解读，认为地狱包含着人们要以善为本，改恶从善，一切向善，善始善终。教人信善、从善、行善的信息，对现代社会的善文化的弘扬提出自己的看法，涉及到蒲县地狱文化的实质。

　　三、 东岳信仰的个案研究

　　高青山的《从东岳庙现存石刻看历代庙会之盛况》，利用《山右石刻丛编》及其它石刻资料，对山西东岳庙的创建时间考证。从庙会记载、清醮大会、演戏献神三个方面论述东岳庙会的主要形式。并从东岳庙会的组织结构和经费来源讨论庙会。指出庙会是故有亲朋相逢相聚的盛会，是一方百姓的精神需求。

　　周征松的《蒲县东岳庙会何以久盛不衰》，结合东岳庙的碑刻资料和其它文献资料，从一尊万能的神、一座常新的庙、一套规范的仪式三个方面探讨蒲县东岳庙会久盛不衰的原因。指出仪式化的庙会，重温并加强了东岳文化的记忆，重温并加强了民俗文化的共识。从而使东岳庙会反复地、持续地进行下去。东岳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透过文化仪式所反映的广大信众的心灵诉求和心灵寄托。

　　段友文对山西忻州奇村乡杨胡村东岳信仰作了翔实的调查，他的《忻州市奇村乡杨胡村东岳信仰调查》，从杨胡村东岳殿的概况入手，重在庙会活动过程的把握，对庙会的个案性深入探析。认为东岳文化是文化系统包括文化层，文化系统、文化丛，构成国家层面。更基层的乡村晋北特殊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交汇地区，也是佛教文化区，在该地东岳信仰在民间兴盛，可见三教的共生共长;东岳信仰成为联系口内、口外汉族的纽带。

　　姜波的《济南东岳庙的历史演变及文化标签》，梳理了山东东岳庙的分布情况，特别是济南东岳庙的情况。同时结合文献和其它资料对已不存的东岳庙的地理位置和空间进行还原，让大家对此有了立体的认识。对于济南东岳庙消失的原因，他指出30年代，山东非常革命，大量的拆庙;也由于交通的逐渐发达，导致香客的流失，香火不旺;政府对神圣之地的借用。

　　田建文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元蒲县尹邢叔亨“木兰话慢”词五首发微》，发挥自己的文物考古优势，从山西蒲县东岳庙现存的元代碑刻上的诗歌，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五首诗歌释读，另辟角度阐释东岳庙的文化价值。

　　石国伟的《山西地方社会中的东岳信仰》，由原来仅对蒲县东岳庙及其活动的了解，扩展视野，对山西的东岳信仰进行初步研究。读山西地方社会中的东岳信仰的传承原因作了探讨，认为东岳大帝的神职逐渐扩大，成为迎合当地社会的民众生活需求的神灵;行祠与各地的民俗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庙会活动。

　　来自台湾吴秀玲的《山西蒲县东岳庙碑刻研究》，对山西蒲县东岳庙留存的80通碑刻资料解读，对碑刻所包含的东岳庙的维修及主持谱系作了深入探讨。

　　四、海外东岳文化研究

　　马来西亚王琛发的《域外重构的信仰图像：印尼棉兰市两间东岳观的历史遭遇》，是围绕东岳信仰在海外的传播展开调查与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印尼棉兰市的苏家拉美的锦江东岳观和汉都亚路的东岳观，从祖乡与海外的角度分析特定时期，为保存庙宇，采取一些措施，如祖国与民国词语的使用上有着不同含义，同时采用隐瞒方式，如在东岳观建佛殿。在当局压制华人时，信仰活动中的经文等资料成为保留华文的最好形式。最终东岳观在印尼的传播出现印尼化，但其主题思想仍是华人的文化思想。

　　日本吉川真司的《日本古代的泰山•泰山府君信仰》，重在考证东岳信仰如何传到日本，并发生影响的。从人本古代的泰山信仰、阴阳道与泰山府君祭两个方面探讨日本东岳信仰的传入时间及发展情况。指出文献上是公元666年，日本参加中国对朝鲜的“白春江海战”，圆真和尚的日记中曾既有他到泰山脚下的赤山寺住过。回到日本后，为还愿，创建赤山禅院，里面也供奉泰山府君。而日本的开始泰山信仰，则是在阴阳道流行之后，并成为天皇贵族幕府将军的信仰，得到广泛的传播。

　　五、乡土宗教及庙会与国家政策的关系

　　澳大利亚贺大卫(David Leopold HOLM)的《战时陕甘宁边区的戏剧改革、庙会及传统文化》，对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戏剧改革、庙会及传统文化进行解读。从共产党党史、党与庙会的关系的视角分析。由于文献的缺失，贺大卫在陕北长时间的采访调查，同时依靠当时各种日报、包括延安的《解放日报》、《抗战日报》等报纸资料，对戏曲活动作全面的分析，1944年初，庙会在向下社会生活中体现其重要性。社会的动荡，庙会宣传的新秧歌与村里民兵联系到一起，与教育、基本教育联系在一起，最受欢迎的是医疗、农作物种植知识，戏班子、秧歌队吧这些知识灌输到农村去。优势会发生冲突，如当然地方社会的纠首们认为剧团演出的卫生、抗战内容不够吉利，不是信徒希望的内容。一般情况下，科学方面的认识，在农村社会里与当地社会的冲突不是特别激烈，总体上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在偏远山区，这种服务没有达到。

　　岳永逸的《乡土宗教：现实还是理想?》，深层次探析当下的乡土宗教是如何适应国家政策的变化，作者利用鲜活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相同时代的背景下出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取向，以北京东岳庙和妙峰山为代表的的是实践者主动顺应国家所倡导的“现代化”、“文明”的意识和自己日渐形成的都是生活方式，淡化乡土宗教信仰的色彩，成为一种情趣与闲暇;而以河北苍山为代表则是拥有话语霸权的官媒精英以“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的标签将其理想化，并试图赋予其存在的行政合法性与司法的合法性。作者就此提出质疑：无论是将之作为一种理想还是现实，乡土宗教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们在向乡土宗教索取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中国信众层面局面是前进还是后退?

　　香港游子安的《关公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善书为探讨中心》，是以善书为中心来探讨关公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为关公信仰自明清以来传播的广泛，除了与关帝庙林立外，与《三国演义》的普及，祭祀关公活动的兴盛以及关帝善书的边看有密切关系。

　　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前东岳文化研究的趋向。台湾王秋桂先生作了大会总结，认为本次的研讨会参与者有来自日本、印尼等国家，是过去所没有的。东岳文化与地域传统的主题需要我们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域传统，需要不同学科专家、学者来合作，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为我们今后的东岳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石国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 本帖最后由 叶涛 于 2011-5-10 19: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