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on

讣告：尹虎彬研究员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民俗学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尹虎彬研究员，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20年3月13日上午10时2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
　　尹虎彬研究员1960年5月生于辽宁宽甸，朝鲜族。1982年6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9月在该校攻读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6月获法学硕士学位。2000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刘魁立教授攻读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3年6月获法学博士学位。1987年7月至2014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历任助理研究员(1988)、副研究员(1997)、研究员(200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2005)和博士生导师(2008);先后担任民族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2000)、主任(2003)、所长助理(2004)、副所长(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主任(2011);2014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纪委书记(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主任(2015)。2015年1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尹虎彬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学术建设，并兼任《民族语文》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为广泛团结各学术领域专家学者，繁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俗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尹虎彬研究员的主要学术领域为民俗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他长期关注民俗学的前沿研究，致力于口头传统和史诗学的学科建设，成就斐然。他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多项。主要著作《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专著)、《故事的歌手》(译著)、《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专著)、《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论文)等学术成果在学界影响深远，并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尹虎彬研究员学养深厚，学风正派，为人谦和，秉持公心，深孚众望。自2014年11月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以来，他夙夜在公，鞠躬尽瘁，为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党建工作奉献了无数心血和精力。在病重期间，他仍然时刻关心着研究所的学科发展，并带病参加重要工作。
　　尹虎彬研究员的逝世，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俗学等学术领域的重大损失，也是我所各项工作的重大损失。
　　沉痛哀悼尹虎彬研究员，并望家人节哀顺变。
　　尹虎彬研究员一路走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020年3月13日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黄景春

我跟尹虎彬老师，都是在学术会议相见，几次聊天，对他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他是一位淳朴、真诚的学者。
    一次跟他说起籍贯，他说他的父祖辈都生活在朝鲜铁山郡，挨着中国。50年代，中朝两国人民往来没有身份证、签证。他的爷爷有两个儿子。爷爷说，一个留在朝鲜，一个去中国。他的父亲就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公民。他的叔叔留在朝鲜。前些年朝鲜大饥荒，叔叔一家有人饿死。尹老师当时浩叹：父辈们都没想到，一念之差，生活境遇差距这么大！
    还有一次闲聊，我问尹老师会不会开车。他说他从80年代就开车，是我们这群人里开车最早的。当时开着一辆破桑塔纳，没事就往外跑，没有通行费，也不存在停车难的事。我当时就很仰慕他，因为我80年代在农村中学教书，连骑个自行车都是向别人借，80年代后期才买一辆二八式自行车，还爱惜得宝贝似的。
    2015年在辽宁大学开民俗学年会，一位研究生的论文研究“王莽撵刘秀”，我就给这位同学推荐尹老师的论文，告诉她应该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研究。会场休息时，正好碰到尹老师，我跟他聊起他的那两篇文章。我说，我老家河南那边，有很多王莽撵刘秀的传说，地名、植物名、天上星象，都有用这个传说解释的，很多人都能讲；我本想搜集研究的，看到您的论文，我就不再研究了，因为我想做的事，您已经做过了。尹老师说，其实还可以继续研究，我只是抛砖引玉，还有很多材料没有搜集到，还有很多研究方法可以尝试。他说的时候是真诚的。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真诚的学者，追求学术理想，而不是名利或其他。
    今日突然听到尹老师辞世的消息，感到太难以置信了！去年3月间，还看到他来邮件，让我帮忙审订屈永仙民俗学词条，说这是“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一部分。我审订了一稿，反馈给他，几天之后，他又发来第二稿，让我再审订一遍。他做事总是那么认真。他给我的印象是干练利落，话锋敏锐，走路轻快如风，无声无响的，这是身体很好的表征，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人生无常，何至于无常到我们的尹虎彬老师呢！
    这些天看到太多社会谣言，真希望这条消息也是谣言。如果不是通过民俗学会官网看到这个消息，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真会把这个消息当做谣言。真希望尹老师还能在微信群发贴子，还能出来开会，还能在会上会下侃侃而谈！

[ 本帖最后由 黄景春 于 2020-3-14 00:44 编辑 ]

张润平

我也深有与黄老师同样的感受。也是2015年年会期间，与尹虎彬老师谈及岷县宝卷之事，当得知岷县有二三百种宝卷还在非常活跃传承着，非常激动和惊讶，并说有机会一定来岷县看看。我也在岷县计划召开的宝卷研讨会中列有尹虎彬老师大名，可惜因出版社和地方等等原因，从2016年筹备至今没有开成，因此尹老师也就一直没有成行，引为遗憾！出版社近日通知，《岷州宝卷集成》十大册即将开印，那么下半年就有可能举行会议。特此向尹虎彬老师致哀！

Mason

哭虎彬

　　今天是公元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我的好兄弟虎彬今天上午走了，离开了我们大家，他应该是带着对生的眷恋和对亲友的不舍上路的吧。
　　知道虎彬有恙已有不少时日，但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的病是如此的凶险。步步紧逼的病魔，让他离去的步履如此匆匆。
　　大疫压城的当下，人们都宅在家里，主要靠手机互通音问。不过虎彬是个极端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人，于是，数月之间，闻讯想去探望的同事好友弟子等，都被他一一婉拒了。大概是怕大家担心，他连自己的病情都一向回避不说。回复人们关切的话，都小心绕开了病情和治疗方案。
　　虎彬啊，让大家揪着心，又不好冒昧打探情况，这并不能减轻人们的忧虑和担心呀。
　　尹虎彬，1960年出生于辽宁宽甸。朝鲜族。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考入白崇人先生门下，攻现当代文学，获得硕士学位。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更名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等职务。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期间，他还在职全脱产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攻民俗学。毕业后又回到原来的岗位工作。他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一生，入职时是27岁的小伙子，遽然离开时，还没满60周岁。
　　我是早他一年进入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我们年龄相仿，业务方向接近，加上气味相投，共同话题就多，互动就频繁些。他在理论室，我在《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常常一起出差，到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那些年学界思想极为活跃，离经叛道的想法时常蹦出脑瓜子。口无遮拦，谈天说地，每日好不快活。一旦遇上知己，把酒临风，更是豪情满怀。
　　原来都是闲散之人，但后来却渐渐被人赏识，我俩先后做了室主任，日子就慢慢不似先前的轻快。他先是做研究室副主任，后来成为主任，再后来成为所长助理，再升副所长，分管的事情头绪渐多。我们研究所班子里，汤晓青早我一年来研究所，尹虎彬晚我一年。我们就是一茬儿人。所思所想接近，八荣八耻一致，做事一派和谐平顺气象。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无论是在社科院，还是其他机构，这种情况都不是很多见的。虎彬对班子工作和研究所工作的支持，那是全方位的，完全彻底的，不计得失的。说到这里，引以为憾事的，是大年前联系虎彬，想约个时间去看望他。知道他身体有恙，几次说要过去坐坐，每每被他借口阻挡。他没有直接推却，但说汤晓青也要过去，不如年假时从容安排一下。这个提议不错，可惜因为疫情阻隔，就再也没有机会聚聚了。虎彬是2014年平调到社科院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兼纪委书记的。那以后虽然有过聚首，但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在院部开会时碰到，多是寒暄，少有机会从容说话。他调去的研究所是大所老所，人多，摊子大，事情棘手，耗费他不少时间精力。尤其是这些年来，纪检工作的繁重和吃力，是大家都多少能知道的。有时候看到他，就觉得他清癯的脸上挂着些许倦容。
　　虎彬和我都曾是作家文学的底子。我偶尔弄弄老舍和张承志，他更醉心于当代文学评论。没成想，我俩先后脚都转向了。他先考取了哈佛燕京学社，我下一年尾随而至。我到康桥时他尚未回京。在我租的灯塔街的百年老房子里，我俩常聚，弄一点简单吃食，痛饮当地Somervelle酒厂的威士忌。后来回国后大力提倡帕里-洛德理论，种子是在波士顿种下的。他后来沿着这个方向写了不少文章，著作有《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译作有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等。能成为坊间所传的“口头传统四大金刚”之一，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从哈佛回来北京，我们都立志要重新回炉，调整专业方向。我先于他考入钟门读书，他先于我去哈佛燕京走动。我俩还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芬兰民俗学暑校，得到劳里·航科和西卡拉的亲炙。总之，有意无意地，我俩是沿着相似的路径走着的。
　　去燕京之前，虎彬还去了朝鲜。他有位尹姓前辈，曾是朝鲜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所以他去金日成综合大学研修，得到大学当局的高度重视。他在平壤度过了一年，因为生活质量好，还规律，让多年困扰他的胃病大为改善。说起来他颇得意，好像捡了大便宜一样。后来他又携眷去日本研习，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有了颇多切近了解。他原本就谦和多礼，日本的生活经历似乎对此有所强化。
　　虎彬虽为人极谦和，但学术上却一向不含混，富有理论锐气。他视野开阔，能博采众长。在少数民族学者中，像他这样写一手好字的，很少。他的毛笔妍丽，硬笔遒劲，清秀俊朗咸备。他喜欢启功先生的字，仿写颇能得其韵致。我知其所好，送过他一册启先生的字帖。说起写字来，都知道他书包不离身，里面永远放着本子和一个精致的笔袋，笔袋里装着十来支笔，有钢笔、圆珠笔和铅笔等。他酷爱做笔记，各种会议和讨论下来，没有人比他记录更全。还爱用不同颜色的笔，把记录稿标注一番，旁人看着花花绿绿的。
　　他做学问悟性好，读书不拘一格。在我看来，他的一个很大的优长是不经营学术，有老派文人的味道。随性做文，笔意畅达就开心。较之那些刻意经营学术以求闻达的学者来，他的素净、内敛和率性，要可敬的太多太多。
　　他对民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贡献，不是三言两句能说清楚的，这里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今早得知噩耗，一直心慌意乱。虎彬的音容宛在眼前——利落的装束，谦和的笑容，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我的老友，我的好兄弟，我永远怀念你。

　　朝戈金

　　2020年3月13日 午夜

Mason

也哭虎彬兄

　　昨天，宅在家里，忽然在朋友圈看到虎彬兄仙逝的噩耗，心里堵的厉害，一时倒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了戈金兄《哭虎彬》，眼睛又湿润起来。我想，自己是有几句话要和虎彬兄说说的。
　　2014年离开《民族艺术》之后，我也就更加懒散，慢慢淡出了“江湖”，与朋友们主动性的联系不再多了，与虎彬兄更是失去了联系。
　　虎彬兄长我一岁，我们都是同辈人，按理应该多有交流才是，印象中我们虽然见过几次，但却几乎都没有深聊。究其原因，除了虎彬兄谦和好静，也与我一贯的懒散作风有关。
　　因此，对于虎彬兄，我了解的实在不多，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给《民族艺术》的稿件，从来都不是直接给我，而都是通过巴莫转过来的。
　　如果有谁以为这是因为虎彬兄对文章心中没底而不好意思面对我，就大错特错了。虎彬兄交给《民族艺术》的文章，数量不算多，但质量却都是很棒的，我一向都是很乐意地尽快安排刊发。
　　我想，这除了与虎彬兄谦和好静的性格有关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虎彬兄也是杂志的主编，能够体谅主编的难处，担心把稿件直接给我怕我为难而已。
　　主编《民族艺术》多年，我一直得到虎彬兄的支持与关照。因此，虽然与虎彬兄没几次深聊，却也想再说一次：谢谢，虎彬兄!
　　一路走好，虎彬兄!

　　廖明君

　　2020年3月14日于南宁

Mason

唁 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惊悉贵所纪委书记、副所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尹虎彬研究员因病逝世，中国民俗学会同仁深感悲痛!
　　尹虎彬先生是当代著名民俗学者，长期致力耕耘于民间文学、民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艺理论、民间信仰、中国现当代文学诸领域，成果丰富，影响深远，在学术界广受好评。
　　尹虎彬先生在口头诗学和口头传统领域的学术贡献更是举世瞩目。近十年来，尹虎彬先生密切追踪国外口头诗学的学术史及其前沿性理论成果，从民俗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关注国内口头传统和史诗学研究，著有《口头文学研究中的程式概念》《史诗的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研究》《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口头诗学关于歌的概念》《帕里、洛德口头诗学试论》《口头诗学与民族志》等理论评述，出版个人专著《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和译著《故事的歌手》等，是我国口头诗学和口头传统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尹虎彬先生2014年始任我会副会长，他为学勤奋，为人低调，品格高尚，谦和敦厚，在民俗学界德高望重，深受学会同仁爱戴。尹虎彬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民俗学会的重大损失、国际口头诗学领域的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十分悲恸!
　　中国民俗学会谨代表中国民俗学诸同仁，向尹虎彬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斯人已去，斯学长存。尹虎彬先生的学问人品、道德风范，必将铭刻在所有民俗学者心中，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尹虎彬先生千古!

　　中国民俗学会

　　2020年3月15日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Mason

虎彬的笑容

　　2020年3月13日10时26分，尹虎彬走了，走时距他60岁生日，只差两个月。虎彬是带着对朋友们的依依不舍走的，因为走的时候，虎彬没有把他要走的消息告诉朋友中的任何一位。我想，虎彬是想让朋友们永远记住他在你——无论过从甚密的你还是萍水相逢的你——面前留下的笑容。
　　我是在虎彬走后五个小时才从陈泳超处得知消息的。泳超在电话中对我说，你不用手机，也没有微信，估计没人电话通知你你就不知道。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踌躇多时，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尽快告诉你，毕竟虎彬是与我们走得很近的朋友。果然，放下电话就再怕拿起电话与朋友说起虎彬，一张口就忍不住要泪涌失声。
　　我比虎彬年长八岁。平日里，虎彬总叫我“老吕”，赠书时称我“学长”;而虎彬则自谦“师弟”或“小尹”。
　　在中国民俗学界，鼎鼎大名的尹虎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引进口头诗学，无论“三剑客”也好，“四大天王”也好，虎彬必是“三”“四”之一。虎彬翻译洛德《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人称“绿宝书”，即便不是中国民俗学界人手一册的“枕中鸿宝”(《汉书·刘向传》)，也是民俗学研究生的必读书。扉页上故人的题签“吕微学长 小尹 甲申春北京”历历在目，我指着那一笔一划颇见功力又秀婉无般的毛笔正字小楷，对女儿说，让你虎彬叔叔这么个一丝不苟的人，去当什么“书记”，管民族所这样一个复杂的老大难单位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不是难为他吗?“能不去吗?”我曾疑惑地问虎彬，虎彬摇摇头：“没得商量!上午通知你，你下午就得报到。”我想，到了那边，少了同行的理解和朋友间的信任，虎彬未必会很开心。果然，即便到了民族所以后，一有机会，虎彬还是时不时回社科院大楼参加本专业的学术会议。
　　在中国民俗学界，虎彬的机智，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学术会议上，虎彬更是经常语惊四座赢得满堂喝彩，于是我总期待着轮到虎彬发表高见的机会。虎彬的高见，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见解多么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为自己的见解申述的理由，是你万万也想不到的。我担任文学所民间室主任期间，因为独断专行的调人方式，多被人诟病，而支持我的唯有虎彬;我指导的博士生论文，批评其不达标者大有人在，也还是虎彬最先肯定了论文的质量，这才让我放下心来。因为每次虎彬肯定我、支持我的理由，既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却又总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信任虎彬。
　　但有一事，我始终不解：虎彬2003年就在北师大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却一直没有出版。那些年，在社科院大楼开完会，又在“渝信”聚了餐，我和虎彬一同坐地铁回家。入夜的长安街，华灯耀眼。我的最佳路线是先乘地铁二号线到宣武门转四号线，虎彬则要乘一号线。为了与虎彬多说上几句话，我故意与虎彬同乘一号线到西单再转四号线。我记得就是在地铁上，我小心翼翼地向虎彬提出了我的疑问。虎彬笑了笑摇摇头：“你不知道这背后的水有多深!”我有所醒悟。是啊!你不能要求人人都像□□□，为了研究民间宝卷，先去当个“卧底”。我引康德的话安慰虎彬：“我们能够完满地证明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与我们因亲眼目睹而确信的东西一样可靠的!”“但如果你发现你辛辛苦苦调查得来的材料都只是表面功夫，你怎么才能证明那些背后的东西呢?”虎彬反问我，我一时语塞，却仍然固执地劝慰虎彬：“那就先把你亲眼目睹而确信的东西发表出来，让后人再去证明那些背后的东西吧!”我不知道，我的话对虎彬起过什么作用，虎彬也肯定不会只听我一人的意见;但多年之后，虎彬终于把《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学苑出版社2015年)送给了我，扉页上的题签仍然称我为“学长”而自谦为“弟”。
　　《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共六章，除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多神崇拜中的一神独尊”、第三章“庙祭传统”和第四章“神社与坛祭”都是对民间信仰实践的现象描述，只有第五章“庙宇和神社传承的宝卷”和第六章“神祇与英雄的多重叙事”才是对民间信仰内容的理论分析。这样的章节安排，显示了虎彬自己对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论述更有信心，因为用“口头程式理论”分析民间信仰的内容，才是虎彬的强项。但研究民间信仰实践，仅仅是文本分析，工具绝对不敷使用，虎彬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猜，这才是他迟迟不愿轻易出版博士论文的学理缘故。虎彬的学术视野异常宽阔、学术志向非常远大，但也正是因为学有涯而知无涯，虎彬才总显得心事重重。
　　这几年，虎彬超出了他之前的专业训练，先后发表了《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回归实践主体的今日民俗学》(《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关注学界新的实践范式倾向，偶尔也提到我的名字，其中的一些判断例如“民俗学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它是否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纯粹思辨来为自己设定一个先决条件?这种思辨是否可能为学科设定一个终极目的?”(《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实践民俗学或者生活世界理论倡导者，其主要理论诉求是要求返回个人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现在的情形是，实践民俗学在理论反思层面已经取得观念变革意义上的奠基性的成就，但是，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之间，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问题。其中主要有实践的范畴过于宽泛，实践研究在理论上的自反性，以及实践研究实际操作难度等”(《回归实践主体的今日民俗学》)，正是那些年同乘地铁的途中，虎彬曾经向我提出，而我至今尚不能很好地回答的。
　　从建国门到西单的地铁，一共只有五站。我和虎彬，从建国门开始，或相向而立或并肩而坐，到了西单挥手揖别。就像我们各自的人生，各有不曾相识的过去，但有永远相望的未来;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站路同行，但就这几站路，让我们彼此欣赏、相互扶持。当然，在我们同行的过程中，只是我对虎彬有问必答，而虎彬对我却经常笑而不答;于是在我的印象中，虎彬才总是在笑。说到同感之处，虎彬笑得那么开心;而说到不同意的地方，虎彬又笑得那么尴尬。因为虎彬视我为兄长，不愿当面反驳我;这样，一遇到不同意我的时候，虎彬就会以笑代答，把自己脸上所有年轻的皱纹，都刻进了我永恒的记忆。

　　吕微

Mason

痛挽虎彬师兄

　　2020年3月13日10点26分，师兄尹虎彬研究员病逝于北京，享年60岁!
　　闻知噩耗，我好像被忽然袭来的闷棍打在头顶上，两天来一直浑浑噩噩。今年元旦过后的1月7日，应虎彬兄相邀去参加他指导的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会，见到十分憔悴、虚弱的虎彬兄时，心头虽然也曾闪过一丝不祥的感觉，但是，绝对没有想到他会走的这么快、走的这么匆忙!疫情期间，连最后送别的仪式都无法举行，只能够在网络世界中、在笔头纸面上与师兄道别!
　　我和虎彬兄虽然一直都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圈子里，但仔细回想起来，我们的交往最早只能从2000年说起。
　　2000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钟老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那一年很幸运，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2000级博士生一起，完整地听了钟老一个学期的课，等到第二年我们2001级入校时，钟老已经于夏天住进友谊医院，再也没有能够走进课堂。
　　记得钟老所授课程的名称是“民俗学与民俗学史”，是给民俗学专业博士生一年级开设的，那年老人家已经98岁，但是一个学期他几乎没有缺过课。民俗学专业2000级博士生共有4位：尹虎彬、康丽、陈金文、杨秀。其中，虎彬师兄最年长(他生于1960年3月，长我三岁)，陈金文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康丽、杨秀两位都是70后了。
　　我除了听钟老的课，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学习英语，准备第二年的博士入学考试。我本科毕业便留校工作，没有读过硕士，英语还是1980年代初期上大学本科时学的公共外语的水平，而且已经撂下了十多年。与虎彬兄一起听课，我俩又都是在职读书，年龄也相近，因此许多话能够说到一起。起初，虎彬兄很关心我的英语学习，时常会和我聊上几句外语学习的事情，但他很快就发现我的英语水平实在太差，没法对话，也就不太多说了。记得马上就要参加博士入学考试了，他听我说起，我连答题卡都没有使用过，课后他专门留下来，用他自己画的答题卡，详细给我讲解怎样使用答题卡，甚至还讲到填写技巧——如果题目不会如何填写有可能会多得分的窍门，最后还把他随身带的B2铅笔和橡皮都给我留下了。
　　虎彬兄是朝鲜族，我所接触的民俗圈的少数民族学者外语都很好，他也是其中的一个。虎彬兄英语极好，曾去过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进修，还翻译了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洛德的《故事的歌手》，与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成为倡导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要学者。他还参加了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著名的芬兰暑校，亲炙国际知名学者的教诲。
　　2001年10月，我成为北师大民俗学专业2001级的博士研究生，成为钟老生前最后招收的关门弟子之一，虎彬也成为了我的同门师兄。2002年1月钟老以百岁高龄仙逝，钟老指导的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和我三位在读博士，作为老人家的“遗产”，一起转到了刘魁立先生门下，我们继续延续着同门师兄弟的缘分。虎彬兄和巴莫先我一年于2003年毕业，我2004年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数年，或因魁立老师同门的缘故，或因民俗学同业的机会，与虎彬兄有更多相聚。印象比较深的，2004年6月初，我论文答辩，虎彬兄和诸位同门都前来为我助阵，答辩会结束后的聚餐，魁立老师率领着大家一起都喝的十分尽兴。2004年9月，为魁立老师70岁贺寿，同门诸位齐聚济南和青州数日，虎彬兄也参加了，师生欢聚，其乐融融，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2008年春天，我调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工作，宗教所在社科院大楼8楼，民族文学所在11楼，因而与虎彬兄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在魁立老师指导的学生中，论入门先后，张雅欣是魁立老师指导的第一届博士(2001年)，林继富是第二届(2002年)，我和虎彬兄、巴莫是钟老去世后转入魁立老师门下的(2002年)，施爱东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魁立老师(2002)，此后还有刘晓峰、李春园、孙冬宁等都更晚一些时间了。论年龄大小，虎彬是魁立老师弟子中的老大，也是我们这些同门的老兄。
　　2014年10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民俗学会的会长、副会长采用了新的选举方式：会长、副会长不提候选人，由常务理事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在第八届选举中，虎彬兄当选为副会长，四年后的2018年11月，在第九届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副会长。虽然，中国民俗学会的副会长不过是一个群众性学术组织的荣誉职位，当选之后，只有为学会会员服务、为学科发展尽力的责任，没有任何实惠，但是能够连续两届当选，显然是虎彬兄的学问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人品更为同仁们所赞誉的结果。
　　2014年虎彬兄从民族文学研究所调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那几年恰逢民族所的多事之秋，担任纪委书记、副所长的他工作一定比在民族文学所时忙多了，偶尔见面时看上去也劳累多了。但是，自2014年至2018年连续五年，无论工作多忙，中国民俗学会每年的年会虎彬兄都去参会，他曾经对我说，平时帮不了学会多少忙，年会时到会也是对学会的支持。
　　虎彬兄和我都关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他的后土信仰研究(专著《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民间信仰研究的新观念(论文《传承论的民间信仰研究》)等均是该领域广受关注的优秀成果。特别是他关于后土信仰的研究，立足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又结合清代以来的民间文献资料，既有个案分析，又有理论探讨，是后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虎彬兄一直在河北调研后土信仰，山西万荣的后土祠自汉武帝以来就是后土崇祀中最重要的信仰空间，虎彬兄也一直有意去万荣考察。2018年4月末，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山西万荣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2018年后土文化研讨会”，我特别邀请了虎彬兄到会指导，会议期间，我们一同参加万荣后土庙会，考察著名的万荣后土祠，拜谒解州关帝庙，他的“谦和君子之风”，令参加会议的宗教所博士生至今难忘。
　　虎彬兄为人处事极其低调，但他有自己严格遵守的做人做事的原则，而且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坚持原则。他轻易不公开评价人，但在酒后的氛围中，在三五位知己好友的面前，他又会愤然直言，评说人事针针见血。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他待友真诚，总是给人以鼓励。
　　虎彬兄最怕给人添麻烦，似乎从没有听说过他为了自己的事情找组织、求朋友。感觉中，无论是家事、还是工作中的麻烦事，他大多都是默默承受、独力承担，也很少向人倾诉。在他去年查出病来之后，做了放疗、化疗和手术，这个过程中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我和多位朋友都曾经联系他要去探望，但他似乎拒绝了所有朋友的探望，怕给朋友们添麻烦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在几次与虎彬兄联系去探望都没有应允之后，去年12月5日忽然接到他的微信，邀请我12月24日参加他指导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我非常高兴的接受了邀请，并以为他能够工作一定是病情好转了。12月18日，他又微信我，告知报告会改了时间和地点。这些事情他完全可以交代学生们来做，但他却是亲力亲为。1月7日谷宇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是由虎彬兄亲自主持的，何星亮、曾少聪、张继焦等出席。那天，虎彬兄面容憔悴，十分虚弱，但他精神很好，参加完报告会，还坚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晚餐，直到晚餐结束后在东来顺餐厅门口与我们道别，看着我们离去。实在不愿意回想，那天的离别，竟成为今生今世与老兄的永诀!
　　人生无常，天不假年!60岁，正是人文社科学者学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这两天，虎彬兄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也一直在想，假如再有一次生命的选择，虎彬兄还会选择他今生走过的道路吗?虎彬兄不会回答我了，我也苦思不得答案。

        叶涛

　　2020年3月15-16日 子夜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Mason

送别虎彬师兄

　　没想到这个春天有一场送别。
　　虎彬师兄走了。
　　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海外，虽然挂念国内的各位师友，却疏于问候，总想着没有消息就是好事，等回去了再把酒叙旧。万没想到噩耗不速而至。
　　13日午后看到网上传来的讣告，不敢相信，一连问了好几位同门，不幸都得到证实。这时的大脑是空白的，直至看到悼念文上熟悉的身影变成黑白的影像，瞬间泪如雨下。
　　难过没有问候过身患病痛的师兄。同学期间，温和的师兄总是那位轻言细语的解惑者，一笑泯万愁。连日来手机里送别的跟帖不断，也都在怀念师兄的平易近人、真挚谦逊。也曾听说师兄在研究所班子里担当重任的事，以后还调所开创局面。听到的当然都是好消息，研究所蒸蒸日上，师兄的稳重、敬业也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和赞赏。当时心里就佩服不已，现在想来，研究所业务繁杂，尤其是进入一个新所，要平稳过渡都不是件容易事，更何况作出成绩。师兄该是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即便这样，他的案头学问也没有丢。出版后土崇拜研究专著、系统译介口头传统理论，探讨史诗研究、民俗学研究的范式和方向，这些学术成果正在今天的学术界发酵。可是，我的师兄却走了，怎不令人痛心。
　　前些年师兄和同事一起来韩国参加学术会议，记得那时正值秋高气爽，我们登高远眺层林尽染的首尔，相约待春暖花开还要再聚首，哪曾料到要一直等待下去。就这样，在这个春天泪别师兄，不舍啊……
　　不能送师兄一程，是我最大的遗憾。柜子里要藏上一瓶老酒，还为师兄留着。春天总要来，在这个漫天飞花的季节，怀念我亲爱的虎彬师兄。
　　虎彬师兄，一路走好。

　　师妹：庞建春 叩上

　　2020年3月15日，首尔鹰峰 追思

　　(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