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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IGEA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系列讲座(五)

　　食品安全问题与日本提携(TEIKEI)互惠合作运动

　　——KYA个案的发展人类学研究

　　主讲人：潘杰 （香港大学东亚研究所 博士候选人）

　　主持人：龚浩群 副教授

　　时 间：2013年3月25日(周一)14:00-16:00
　　地 点：中央民族大学北智楼516室


　　讲座摘要：

　　“爆炸西瓜、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孔雀绿鱼虾、禽流感、猪流感、疯牛病……”从什么时候开始，食品成了毒药?我们又能对被有毒食品侵犯的餐桌作些什么呢?

　　40多年前的日本，人们也在担忧并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日本涌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和实践可以统称为“替代农产品体系(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AAFNs)或者替代食物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AFNs)”合作运动，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提携”(TEIKEI)互惠合作运动，被视为全球AAFNs/AFNs运动的鼻祖，学界和媒体也常称其为“从餐桌开始的革命”。

　　本文便试图追溯那一段历史，从发展人类学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和日本“提携”(TEIKEI)互惠合作运动作比较研究。研究以笔者2010年4月到2011年4月期间用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日本“关西四叶草合作联盟”(関西よつ葉連絡会，西日本影响最大的“提携”运动组织，以下简称为“KYA个案”)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希望通过对日本1960年代以来应对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的一些另类发展实践的分析来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将尝试分析日本食品安全问题的起因，并介绍日本1960年代以来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种种社会实践，其次将以“KYA”的个案为例，介绍日本小农家、小食品加工者和小商贩如何通过“提携”(民间合作组织)实现跨行业的合作并实现与消费者的结盟，与大资本相对抗，实现食品安全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实践?再次、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东亚社会农耕传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佛教传统关于欲望的理念如何表现于KYA个案实践，并从发展人类学角度分析“提携”这种合作模式的制度伦理，分析传统在其经济行为中如何作用，并讨论构建生态文明的可能性?

　　借用发展人类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通过对日本的提携实践的研究，本项研究希望重新审视东亚农耕社会的传统对发展主义的反思能力和另类发展经验，探讨东亚农耕社会传统出发的构建生态文明的可能，也希望可以通过这项研究回应对“另类发展”的“方舟主义”的质疑，为另类发展的可持续性讨论提供参考;并为解决现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等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关于本系列讲座：

　　为促进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从2012年12月启动“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系列讲座”。讲座拟邀请国内外从事地区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在中心开展讲座，讲座的学科背景可以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国际经济和人文地理等多个学科，讲座内容侧重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深入研究，尤其是(但不限于)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

　　召集人与联系人(Organizer and Contact): 　　龚浩群博士 袁剑博士

恩施土家

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刚好今天到上海的七宝古镇去游玩了一下，买了很多小吃，但是回来发现肚子疼。。。

以上海小吃类的非遗王家沙为例，这个牌子据说每天能卖出十万个青团，但是后来抽检发现它的散装青团不合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我想可能问题出在王家沙的大批量生产，工业线上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带来大面积食品安全问题。

”提携“这个概念对社会分层也有关系，它启示我们底层民众、市民社会如果能更好的自我组织，来对抗政治权力和资本剥削，才可能防止社会的断裂。

在经济学上也启示我们，如果所有行业都像两桶油一样，物价的波动就会带给老百姓恐慌，而金融领域也是一样，一损俱损。

小虾咪

很多小吃——吃很多——闹肚子——食品安全问题
这里好像忽略了健康饮食习惯问题吧！

传统饮食为了卫生达标，放弃了手工操作，同样未能避免问题食品的出现。。。

理念与欲望的力量啊！

Robot

(新浪博客 2013-03-22 07:01:55)

　　世间多急功近利之徒。所谓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就是急功近利之徒所为，大量的掺毒食品也尽皆源于急功近利。我们听说过吊白块，为的是使馒头看去白些好卖;听说过用颜料染黄的小黄鱼;听说过苏丹红鸭蛋;听说过三聚氰胺牛奶。人们为了蝇头小利挖空心思，无所不为，急得食品安全部门抓耳挠腮，忙昏了头，结果还是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浮起瓢。所有的人都已经痛心疾首，忍无可忍，甚至气急败坏，痛不欲生，结果人家那儿还是该干嘛干嘛。全国一半的人都变成食品检查员，也挡不住另一半人天天日日时时在那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发明创造，各种奇思异想层出不穷。你刚查出一件，人家已经发明出了十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真令人绝望透顶。

　　多少年前，一句话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愤懑的共同心声，套句老话，是“时代的最强音”，那就是：在中国，我们还能吃什么?在中国，目前能吃到新鲜健康蔬菜的只有农民和少数享受特供食品的官员。我家附近有个真正的村子，我们跟老农民交了朋友，他们会拔些院子里的蔬菜给我们吃。现在，连农民都只吃自己院子里种的蔬菜，不吃大田的菜。前者既没下化肥也没下农药;后者土豆苗是剧毒农药泡过的，韭菜是上过化肥的，西红柿是抹过速红剂的。城里人怎么办呢?有条件的人已经回归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在农村弄片地，自耕自食;没条件的开始结成蔬菜合作社，各种直销蔬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这只是杯水车薪，是少数白领才能享受的，广大劳苦大众怎么办?

　　其实，可以相信，绝大多数掺毒制毒者并不是出于恶意犯罪心理，故意要让买他食品的人得癌去死;也不是出于恶作剧心理，比如给黄瓜抹避孕药的人，也不是为了让吃黄瓜的人怀不上孩子，只不过是为了让黄瓜顶上的小黄花多开几天，多卖几条黄瓜而已。那么对这种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既然急功近利者仅仅是为了蝇头小利，整治他们最有针对性的办法就是让他利益受损。其实只要制定一个法律，所有被抓到的人罚款数是他所赢之利的十倍(也许两倍就能有效，最有效、让被罚者最心疼肉酸又能交得起的罚款标准应由有关专家论证制定)，就应当起到作用。在让被抓到的人利益受损的同时，让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望而生畏，尽量少动点这方面的心思。当然还要靠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高效工作，至少查处的速度要超过对方发明创造的速度。相比之下，提倡高尚道德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所有制毒者其实早已在道德和利益二者中选择了后者，提高道德的说教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对牛弹琴。只有罚款才是以毒攻毒的不二之选。

　　除了让这些人利益受损一途，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基本上对这种人束手无策。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宗教对于作恶的良心约束在我们这里基本上不存在。既然如此，罚款就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如果能够让人们皈依某种宗教或者至少倡导一种世俗的高尚道德，例如仁义礼智信，也有望减少一些作恶的动机，但是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宗教信仰和世俗道德都没什么用，因为他们早就练就了一副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铁石心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