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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18日   

《奇器图说》：西学东传的一个“标本”

■本报记者　王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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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年前的1619年，来自德国的耶稣会士邓玉函远渡重洋，抵达澳门，从而开启了中德之间的科技交流。邓玉函是第一个将望远镜带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与来自陕西的官员与学者王徵的相遇则促成了“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也是最早介绍西方力学的著作——《奇器图说》的问世。近七年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合作，对《奇器图说》一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发现。日前，汇总这一研究成果的《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一书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学界认为，在《奇器图说》的研究方面，该书是今后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超越的”一项成果，也是中西交流史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为此，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张柏春先生。

　　读书报：与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相比，在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热潮中，《奇器图说》好像并不太知名，影响也有限。请问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投入这样大的力量来研究呢？

　　张柏春：《天演论》的翻译和传播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社会进化论在其传入中国的初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学术层面的影响，甚至说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它为中国人理解落后就挨打提供了一种解释，也激励国人奋发图强。《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影响并不大。中国数学传统比较强，数学家们《几何原本》还是很重视的，书中的知识后来每个中学生都要学习的初等几何学。《奇器图说》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力学和机械知识，其中讲到的杠杆原理、浮力等也是现在中学物理必讲的内容。相对天文、数学、农学、医学等在中国古代比较发达的知识领域，力学在《墨经》之后发展非常缓慢，成就有限，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我们研究西方科学如何传入中国，以及中国科学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既要从天、数、农、医以及诸多技术门类加以考查，也要从力学知识这样不太发达的领域展开探讨，《奇器图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标本。

　　读书报：那么，《奇器图说》讲述的内容在当时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张柏春：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力学是一个起领航作用的学科，可以说，从伽利略到牛顿，力学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一条主线。《奇器图说》主要介绍了西方前经典时期的力学知识，吸收了从斯蒂文、圭多巴尔多的力学理论著作到拉梅利、贝松等人的机械专著，与当时伽利略等人研究的有关落体、弹道、单摆等力学前沿最具挑战意义的问题还有距离。事实上，在翻译《奇器图说》的过程中，中国学者王徵更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机械等方面的实用知识，而来自欧洲的邓玉函则告诉王徵，要想理解西方的机械知识，知其所以然，就须首先学习相关的数学、力学理论知识，基础。实际上，在当时的欧洲，部分工程师-科学家正在研究机械、火炮的原理，一些机械专家也注意到了技术背后的理论问题。但是，把数学、力学理论和机械技术结合起来，试图对机械进行“力”和“运动”的分析，写成书的做法在1627年以前还是空白，而《奇器图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奇器图说》原计划分四个部分：第一卷为“重解”；第二卷为“器解”；第三卷为“力解”，要做力的分析；第四卷为“动解”，要分析“运动法”。实际上，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目标实现了，而第三卷和第四卷却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编写。其实，以力学理论分析复杂的机械，实现这个目标太有难度了，到了19世纪才做到。不管怎样，《奇器图说》的这个构思非常超前，称得上一部奇书。

　　读书报：《奇器图说》完成之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柏春：《奇器图说》的编译大约是在1626年底至1627年初。1628年，南京人武位中在扬州首次刊刻了该书。在今天，南京的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从1628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16年间，该书至少有3个刻本。在清代，该书多次重印，使总的版本数达到了十几个，另外还有一些抄本，并被选入《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应该说，《奇器图说》流传是很广的。

　　但是，《奇器图说》实际产生的影响如何呢？第一，我们认为，这本书对工匠们的影响是不够大的。第二，书中的理论内容引起了中国优秀的数学家的关注。例如，清初另一位数学家薛凤祚则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整理和选编，实际上对书中的力学知识进行了重塑和简化。清初著名数学家梅文鼎致力于中西数学的会通，他曾仔细研究过《奇器图说》，并为该书作注和补诠，在注中为书中的一些原理进行了数学推证。

　　值得注意的是，王徵编译《奇器图说》时删掉了西文底本中的数学证明。后来，中国数学家研究该书也首先注重算法，而忽视其物理概念。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科学是不可能沿着力学这条路径走向近代化的。力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要等到200多年后才真正开始。

　　读书报：《奇器图说》为什么没能产生更大影响？

　　张柏春：制约知识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中国的力学理论传统比较弱，王徵编写这部书时，以及后来的学者研究它时，实际上都没有全盘接受力学理论体系。相对而言，中国在机械方面的技术传统是比较强的，那是不是《奇器图说》中机械方面的内容会有更多实际影响呢？其实也不尽然。甚至我们发现，《奇器图说》理论方面的内容还对薛凤祚、梅文鼎等学者产生了影响，而实用技术知识产生的影响却很有限。在实践方面，外来知识并不容易取代本土知识。举个例子，中国的龙骨水车与西方的螺旋式水车各有特色，功效相当。龙骨水车在中国是很好用的机械，而在西方人看来，却觉得比较复杂。西方人熟练地掌握了阿基米德螺旋式水车的技术。当螺旋式水车介绍进来时，中国人却对它不得要领，认为不便于修造，所以就不可能推广开来。这就说明，在知识的竞争中，一种知识如果没有特别强的比较优势，就难以发挥实际影响。另一个例子是钟表，因为欧洲的器械钟表相对中国的计时仪器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容易被广泛地接受。

　　读书报：《奇器图说》作为西学东传的一个标本，解剖它，你们得到了哪些结论？这本书为什么取名为《传播与会通》？

　　张柏春：一种文化传入另一种异质的文化，都有一个如何与本土文化互动、重构、会通的问题。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后果是什么？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哪些？这类问题正是我们的课题组要探讨的。在《传播与会通》的第七章中，我们对此有详尽的表述。第一，要考虑中西交流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第二，需要关注传播与会通过程中的知识选择。第三，跨文化传统间的知识传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入的知识是否较其进入的传统中固有知识具有优势，技术传播尤为如此。第四，中西文化传统的相容性是影响二者间科技知识传播的重要因素。第五，传播不是简单的知识流动，而是要与本土文化发生互动。

　　读书报：有学者开玩笑说《奇器图说》是西方力学传播到中国的“山寨版”，这样说有道理吗？如何看待西学东传这个过程的曲折和复杂呢？

　　张柏春：这个说法很有趣。他大概是用此来形容西学传入后的本土化，很形象，但不一定很准确，我觉得还是“传播和会通”的说法更能全面地反映西学东传这个过程的丰富意蕴。近现代以来，每一项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都有诸多的复杂和曲折之处，像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传入甚至曾招致政治大批判。虽然今天我们很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但是，是否我们和西方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呢？为什么与西方科技界相比，我们那么缺乏创新，这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我们科技史工作者应当为理解这些问题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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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18日   

从《奇器图说》看跨文化知识传播

　　科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与境中发生与传播的，并且是在特定的知识环境、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等的互动中发展。
本着这样的观点，过去在科技史、学术交流史中被简单化、概念化的问题都值得重新审视。

  

■戴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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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年，由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口授、中国学者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下文简称《奇器图说》）在扬州刊印。该书由序言、凡例及全书主体三部分构成。其中“卷一”由“表性言”、“表德言”、“力艺四解”三部分组成，总括西方力艺学之大略，以图示介绍基本的力学知识；另三卷则为选取西方机械技术，尤引人注目是配有精刻的53种人力（或水力、风力等）运作机械绘图。

　　《奇器图说》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名机械史专家刘仙洲语），自1628年至19世纪中叶，它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西方力学和机械知识的主要文献，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类书中，而那些漂亮的机械绘图更是以不同的方式刊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时光流逝，人类从机械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今天重读《奇器图说》，对一般读者来说，似乎只有科技史研究的价值。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组建的伙伴小组通过七年的研究表明（成果集中见《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一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著作，《奇器图说》的结构、内容编排与选取都有其特性，这使得该书成为探讨跨文化传统中的知识传播与会通的重要文献，不仅对研究世界力学史、机械史及科技交流史有重要意义，对时下颇热的传播学、文化学也可提供独具价值的案例参考。

　　在《〈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中，研究者运用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宽广的文化与境中审视，从而构建了新的认识前提：中国和欧洲各有着长期的力学知识积累，两大知识系统在经典力学体系形成的前夜相遇，《奇器图说》就是此相遇的一个成果。就欧洲的文化与境分析，当时的欧洲处于科学革命期，在经院知识系统中发生了亚里士多德与阿基米得力学传统的冲突与融合，在更宽的视野中，则有经院知识与工匠传统的冲突与结合，孕育了经典力学。来华耶稣会士是出于为了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介绍欧洲的力学知识。

　　以往研究17－19世纪中西科技传播的学者通常将该传播视为单向的知识流传。这样，传入中土的西方科技的内容、程度及其被接受的情况便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传播中发生的知识转化则通常被忽视，或者仅被作为接受方尚未达到理解传入知识的水平的例证。然而，要认识跨文化的知识传播发生过程的及各种缘由，传播中知识的转化甚至误解都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作为第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系统介绍西方力学的著作，《奇器图说》在结构和内容上却都与西方原著存在明显区别。

　　分析可见，《奇器图说》中重构了西方原著的内容，从而形成新的逻辑上自成体系的结构，如全书将其西方底本中的定义、定理、命题、假定，甚至问题等不同性质与形式的内容全部并列排成地位一致的“款”，并做重新排序，每款的主题句为重新整理的各条的核心内容。再如非常明显的，《奇器图说》中删去了所有的数学证明，以与当时中国的技术传统一致。这种删去数学证明的选择应是王徵所为，因为如他在序中所言，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介绍有利于民生的机器，他追求“简明易晓”的表述，以便“人人览阅”。

　　分析可见，王徵在对西方一般力学知识的注释中，大量征引了耶稣会士及其合作者所撰的汉文著作和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同时参以他自己的理解与推论，使《奇器图说》成为“一个奇特的知识混合体”。王徵虽然皈依了天主教，但他思想深处仍是立足于中国传统，他以中国传统的理念及内容来理解和阐释西方传入的知识。耶稣会士与以王徵为代表的早期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学者以不同动机，从相反的方向共同进行着会通中西的行为，这自然导致了文本编著的若干差别，从这一角度看，王徵关于力学的一般探讨的注释不仅有助今人了解《奇器图说》中的知识内容及力学的传播方式，还可为理解17世纪中西知识交流与会通的过程与模式的典型参照。

　　《奇器图说》的鲜明特点是“奇器图”，53幅精刻绘图成为跨文化中科技知识传播转化的绝好的形象例证。在这些图中，王徵既保留了西方原著的基本内容和画法，也采用了中国的某些绘画技法，并且将欧洲风格的附属景物改绘为中国式，石头、田野、树木、房舍等，无一不显现中国风格。最有趣味的，王徵把原图中的所有人物都改绘成中国人模样，使图的风格一派“中国化”。

　　在具体绘制上，王徵继承了中国古代技术插图的画法，以线条描绘机械及其零件的轮廓，以中国版画常用的技法画出树木、石头、云饰等景物。由画面效果可见，王徵较多地采用了中国技术绘图传统中相当于平行透视、散点透视等画法。

　　作为国际合作水平的体现，笔者认为研究者对跨文化中科技知识传播的特点、局限性等问题所做的探讨值得重视。《奇器图说》完成的17世纪20年代正是欧洲科学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其内容又正是在近代科学产生的过程中具有先行和典范意义的力学，然而，该书的出版却未在中国带来相应的影响。实际上，虽然书中介绍的部分理论和实践内容被中国的学者所重视，但其学术体系却迟迟没有建立，一直等到二百多年后。分析起来，在科技知识传播过程中，比较具有优势的技术确实可以被很好地吸收，但单凭图说形式的著作却不一定能实现复杂机械的仿制，如蜗轮蜗杆的制作就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来自西方的科技知识都具有优势。实际上，中国与欧洲的机械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平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技术体系，明代时中国人使用的多种机械在功能方面与欧洲机械不相上下，中国传统机械基本满足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的需求。古代技术的进步经常表现为经验的积累，成功的技术会变成相对稳定的规则。而对外来技术的掌握、功效评判都需要一个尝试或示范的过程。真正发生历史性转折，使中国人痛感技不如人，是在西方实现了工业革命，用新技术打造的坚船利炮直逼国门之时。

　　通过中德研究者对《奇器图说》的解读，使我们再次认识到，科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特定的文化与境中发生与传播的，并且是在特定的知识环境、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等的互动中发展。本着这样的观点，过去在科技史、学术交流史中被简单化、概念化的问题都值得重新审视。

　　《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下)，张柏春、田淼、马深孟、雷恩、戴培德等著，江苏科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1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