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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16日

记录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 ——《青槟榔之味》、《尔玛的婚礼》导演访谈

电影《尔玛的婚礼》 （资料图片） 电影《青槟榔之味》 （资料图片）

韩万峰：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现为潇湘电影制片厂导演。2002年，执导根据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鞋》改编的湖南第一部数字电影《离小说有多远》，此后陆续有作品《八小时》、《望月湖的故事》、《9天半》、《哨所外的风景》、《青槟榔之味》、《尔玛的婚礼》等，尤为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 　　受访：韩万峰 　　采访：邹华芬  刘敬 　　地点：上海市新华路马可孛罗咖啡 　　 　　关注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 　　问：近几年你拍过好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且都是编剧、导演兼于一身。作为一名汉族导演，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少数民族题材？ 　　答：我一直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就是美国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是我特别关注的。汉族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特别想知道其他55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下的状态。 　　2006年我去海南黎族地区的时候，发现很多文化形态都没有了。我问当地黎族人怎样才能看到他们民族真正的文化，他们说那你就到民俗村去看。黎族的东西只能到民俗村去看，那不就是进博物馆了吗？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拍他们，拍这个民族的文化消失前的生存状态，我特别想表现这些。电影能很好地记录这些文化消失前的状态，《青槟榔之味》就是这样诞生的。其实这部电影就是一首挽歌。虽然我不能阻止全球化的进展，但我能记录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挣扎。 　　问：事实上，《青槟榔之味》和《尔玛的婚礼》都表达了这种思考，都是展现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消失前，他们的挣扎和尊严。 　　答：对。《青槟榔之味》是用一个少女对姐夫朦胧的暗恋作为载体，到《尔玛的婚礼》就更直接，直接用婚礼的形式来表达我的这种诉求，叙事的结构虽然不同，但表达的忧虑是一样的。 　　问：以汉族的身份去表现这些“他者”的文化，你的电影创作有障碍吗？ 　　答：说实话，开始的时候还是有障碍的，我们不了解他们生活的习性，最多从书本中、从历史上去梳理他们民族的形态。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你是不能真正进入他们的民族的。所以为了减少作为一个汉族导演、汉族编剧对话语权的使用，我只能尽量客观。其实也有学者质疑经典民族电影如《刘三姐》和《阿诗玛》，在这些电影中，其实也是以汉族猎奇的目光去看一个民族，尽量表现他们的歌舞、他们的服饰。而在我的电影中，我就有意识减少这种猎奇的目光。我完全是从他们本民族的生活出发，采取的是记录，不做表现。 　　问：这一点我们也看出来了。从《青槟榔之味》到《尔玛的婚礼》，影片的摄影风格都很冷静，很少煽情，大部分都是中远景的镜头，很少特写，看起来你是始终希望自己退到一个角落去，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这两部电影都是你自己做编剧，本子是建立在足够的调研基础之上的？ 　　答：当然，《青槟榔之味》写作的时候，我在海南黎区待了14天，去了几个黎族自治县。写作《尔玛的婚礼》，我也是去了四川汶川、理县、茂县等几个羌族聚居区。羌族语言有很多分支，我还是采用了大家基本能听懂的一个分支。 　　现在下一代的孩子基本都不说羌语了，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对抢救这些语言有所帮助。黎语和羌语都是在电影中第一次出现的。以前有关黎族和羌族的电影都是采用汉语对白。 　　问：你非常关注电影的人类学价值。但是，如果想特别强调人类学价值的话，可能纪录片会更直接，你为什么不采用纪录片的形式呢？ 　　答：纪录片的受众有很大限制，相对来说，剧情片的传播渠道要宽一点，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问：在以前的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歌舞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尔玛的婚礼》中，歌舞却并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更多的是一个符号。除了时间的限制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答：以前我们一说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就立刻想到歌舞，想到奇观，所以我特别害怕让他们的歌舞成为奇观，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去展示他们的歌舞。 　　问：但这里有一个矛盾。歌舞是少数民族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的镜头对准他们，你就会很容易跌入到展现奇观的地步。但如果不突出表现歌舞，是不是会伤害到民族文化真实性的展现？ 　　答：就这两个民族目前的状态来看，他们是很少跳舞的，现在很多民族聚居区都不怎么唱歌跳舞了。我在电影中较少篇幅的展现，其实也非常符合他们现在逐渐汉化的状态。 　　精心设置的人物 　　问：两部电影中对汉族青年的设置都很有意思。《青槟榔之味》中姓谢的小伙子虽然没有出现，但从立秋被骗后回来的情节看，这个汉族小伙子应该是不怎么诚实的；《尔玛的婚礼》中刘大川的形象其实也很让人反感，他对当教育局副局长的姑妈的尊重中带有更多谄媚的成分，而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则往往显得更加诚实、善良，和汉族正好形成二元对立。你是不是在少数民族身上投射了理想化的情结？ 　　答：电影中汉族青年是作为一种符号的设置，确实带有我一种评判的眼光在内。因为在民族的进程中，汉族对少数民族确实有很多误解，汉族在少数民族面前有自大的一面，少数民族看汉族也是一样的，他们对汉族人有提防心理。一直以来，汉族对少数民族来说，要么是教化、要么是自大、要么是欺骗，还有就是奇观。我是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将汉族青年作为一个符号来展现。 　　问：但会不会由此走向另一个方面——以前电影中主要表现对少数民族的教化等等，但现在，少数民族则被投射了很多理想化的情怀，甚至成为了某种乌托邦？ 　　答：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理想化，对于他们的现状，我最大的感觉是忧虑。我经常说我不能阻止民族文化的消亡，但我尽量去推迟这个消亡。《青槟榔之味》中，我最开始的构思是让奶奶死了，办了一个非常大的葬礼，但后来我取消了，我不能在我的电影中看到一个民族就这样死去。 　　问：奶奶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吗？ 　　答：对，《尔玛的婚礼》中，我也是出于不愿意表现文化消亡的原因，用了两个结局。其实在现实中，往往是汉族说服少数民族。但我用了两种结局，我就是想表达如果你坚持，就还有一丝希望，这个按照自己民族文化举行的婚礼还是有可能的。结尾还是非常主观，是我移位思考下所得出的。 　　观众群与商业化 　　问：你的电影有一个预定的观众群的设定吗？ 　　答：这肯定是小众电影，但我相信电影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人类学价值。它们填充了文化的空白。 　　问：你非常关注电影的学术价值和人类学价值，对国外的市场是否很期待？ 　　答：这样的电影需要被世界了解，不在于得奖，而在于能作为其他主体民族的补充，让全世界了解这个民族。小众电影如果不通过电影节展览，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问：现在有很多中国导演就以参加国外的电影节为主要目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设定？ 　　答：这样小众的电影，在中国都没有成为大众的电影，在国外也不可能成为大众的电影，我没有想过这样的电影在国外能有多大的票房。我并不迎合国外电影节的口味。迎合他们的口味的话，剧情的设置会不一样。 　　问：你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电影的商业化？ 　　答：少数民族在电影中的形象长期以来并不公正，我只想在我的电影中将他们复原。我抗衡奇观性，有意识从民族原点出发。　 　　问：在以后的影片中会更加注意艺术和商业的平衡吗？ 　　答：我不排斥商业性，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传播渠道，但在商业性和立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坚持我的思考。我准备以后每年拍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下一部可能是关于满族的，去年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现在能说满语的只有7个人了，这太可怕了。在以后的电影中，我还是会坚持前两部影片的做法，用本民族演员、说本民族语言，说他们本民族的故事。但在对他们民族文化忧虑的同时，我会让本民族的人开口说话。过去的两部电影，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人物是很被动的，伤感、忧愁。下一部电影我可能不再是冷静地注视，而是会让他们说话，让他们表达内心的愤怒。　　 　　问：本民族导演拍摄本民族影片似乎有更多的话语权，你会不会有这种压力？ 　　答：如果能和他们站在同一层面思考，就不会有这样的压力。和他们聊天，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不把自己当做汉族导演，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对世界的观察、对人性的思考，这些是没有民族差异性的，关键是你用一个什么视点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