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型纪录片：超越单纯的“中国”符号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9月28日 16: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对于人类共同理想和生命共同体验的关注成为中国“大型纪录片”不变的底色，其中既有对“中国”的清晰指认和反省意识，也有给予“世界”的深切关怀和悲悯思想，超越了单纯的“中国”符号或者泛泛而谈的“世界意识”。
中国“大型纪录片”在新世纪的大量涌现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民族性的彰显；既是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发掘，也是对于民族现实和未来的一种展望；既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地域亚文化在新时代的重新书写。
对人类共同理想和生命体验的关注成为不变的底色
全球一体化与地域全方位合作化成为两股彼此借重的潮流，一方面是一体化带来的同一化，全球景观呈现前所未有的雷同性，其关键词是权力和复制；一方面是来自地域的各种声音通过不同的方式传达出来，身份理念和形象塑造成为题中之义，其关键词是民族和自我。
中国“大型纪录片”在对极具中国民族韵味和文化特色的历史遗存和现实境遇的书写中，力求传达基于中华民族自身经验但又具有某种人类共同记忆、遭遇和命运的主旨和内涵。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成为一个自我认同的起点，也是不断重塑自我形象的支点。对于人类共同理想和生命共同体验的关注成为中国“大型纪录片”不变的底色，其中既有对“中国”的清晰指认和反省意识，也有给予“世界”的深切关怀和悲悯思想，超越了单纯的“中国”符号或者泛泛而谈的“世界意识”。
《圆明园》全方位展现了这座曾经壮观的东方园林的历史全貌，作品在遵循基本的线性发展的基础上，没有止步于介绍性、普及性的信息传达，而是将目光放置在对“中国”这个既特别、与众不同，又在方方面面与“世界”同质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生命存在的自省意识和批判思维上。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映照出了炎黄子孙们在一个个激情故事、一次次勇敢和退缩、一轮轮荣耀和耻辱、一番番历史沉浮之中的自我形象，而且映照出了不同的人群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或成功或失败背后的相同命运。《圆明园》书写了一段辉煌而又沉痛的历史，但它更多展现的是宽容慈悲、叩问反思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其拍摄对象的历史遭遇先在地将中国与世界/西方联系在了一起，但是作品并没有局限于习以惯之的辉煌与破败的强烈对比性表现以及由此而发的对于历史罪行的愤怒甚至仇恨，而是大大强化了圆明园发展过程中和叙事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从而赋予了作品一种平和气质，比如康熙和幼年乾隆相见的一场戏成为全片最为动情的一段。历史的辽阔、人生的共鸣以及生命的喟叹将任何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形象而富于意味地传达出来，而贯穿始终的旁白那沧桑而有力的音质、舒缓而悲悯的语调将更多的对于自我、民族、历史、人类以及生命意义的感叹和反思带给了观者。
有力传播了地域形象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地域发展脱离了以往单纯的、向经济要效益的单一模式，开始走向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地域历史和文化在理念的高度上跃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各地区打造地方文化产业的新手段，而“大型纪录片”有力传播了地域形象，使得地方经济借助文化桥梁实现可持续发展。
《说吴》、《外滩》、《西湖》等作品具有很强的地域指向性。“吴”字点出了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说吴》着力说明、展示、论证了无锡“吴文化”的魅力和精髓，以水墨山水画的影像风格、清幽闲适的语调呈现出无锡“吴文化”绵长恬静的意味和“无锡人” 进取达观的人生态度。
同样的江南，不一样的韵味，关于它们的“大型纪录片”也有着不同的表现。《说吴》突出了无锡文化的精巧与勤实，既有着江南吴文化的雅致，也有着无锡地域比较突出的实干精神。《外滩》选取既是上海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缩影的“外滩”，将其放置在不同时代际遇交汇的背景下，书写了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由殖民而兴起的地域发展不仅催生了有着丰富内涵的上海文化，而且成为新时代上海乃至中国开放、跨越式发展的桥头堡和见证者。与无锡吴文化的精巧相比，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文化更多了些许历史的沧桑，多了几分壮阔豪情。《西湖》是又一典型江南之地——杭州的写照。影片更多地呈现了“西湖”作为杭州文化精神和杭州生活理念的象征的深厚内涵，凸显了“西湖”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的独特魅力。比较而言，“西湖”文化更多了几分精致，多了几抹温情的入世情怀，更具有生活的质感和人生的留恋。
成为普通个体表达心声的平台
近二十年也是中国社会中精英文化失落、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风行的时代，统一模式式微的同时，游民、草根文化勃然而发。纪录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和手法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普通个体表达心声、社会利益群体再度整合的平台和一个相对自由的写作空间，从而使得社会逐渐形成一套有效的平衡机制。
系列纪录片《霞客滇游记》的主人公徐霞客的英雄壮举是在没有政府资助下进行的，是游走于那个时代体制和主流文化边缘的民间科学家，在那个时代，徐霞客的徒步旅行本身就是对社会正统秩序的一种质疑，影片选取了徐霞客一生旅行中的云南部分，以“旧地重游”的方式详细回顾了这位民间英雄坚韧的人生信念、豁达的人格魅力、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以及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挚爱。
影片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展开，主体部分没有运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完全依靠画外音和画面来推进叙述。由于主人公和主题的特点，画面以天、地、江河、山川、古迹遗存为主要内容，没有恢弘的建筑，也没有精致的情趣。与其说徐霞客是画面的主人公，不如说这些看似了无生趣但却牵引了徐霞客一生目光的、人迹罕至的山野才是真正的主角。在叙述的过程中，每一个观者变成了一个个曾经的和现在的徐霞客，在镜头的指引下重温那段平凡而壮阔的人生旅途。
与此相呼应的是，一方面，影片中的访谈对象包括了大量的山野村夫、原住民和民间人士，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以感性大于理性、描述多于概括、直观重于抽象、记忆多于求证的话语表述共同组成了对于徐霞客滇游历程重述中最为动情也最为直率的部分；另一方面，影片的画外音尽可能地保持着叙述的本色，不作价值观的评判，不过多传递主观情绪，把一个人的一生原原本本地折射出来，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展现了影片的创作理念——平凡与生俱来、壮举出自历练！
作者：崔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