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人类学的当代研究
(《视觉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之三)
邓启耀
视觉人类学的当代研究，应更广泛地关注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考察在现代视觉媒体影响下的文化涵化、文化冲突和文化变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视觉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也早已超越了影视人类学概念中的民族志影视记录。
仅以我有限的了解为例。1994年我参与拍摄的一部人类学纪录片，参加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Gottinge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Film Festival 1994：12)。[1]电影节可供选择的片子一百余部，入围影视作品36部，包括让·鲁什这样的大师的作品。每天看片从早看到晚，什么题材和内容的都有，五花八门的，有很传统的民族志电影，也有很当代性的纪录片，样式并不统一。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些记录都市边缘群体和办公室生活的作品。我奇怪这些作品怎么可以进入“民族学电影节”，它们是我们习惯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电影吗? 当时我也是十分困惑。但它们使我开了眼，意识到人类学电影的范围并不像我原来以为的那么狭窄。后来我在香港大学查阅到一套比较完整的《Visual Anthropology》，在美国被赠几本《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看到他们的讨论已经不仅仅只限于民族志纪录片的范围了。这之后在中国举办的数次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看到，研讨的主题和展映的作品，也不完全是传统民族志范围的东西。
大师让·鲁什的作品其实并不“好看”，他1993年拍的《Madame l'Eau》记述了由于尼日尔河干涸，几位尼日尔人如何在鲁什的帮助下到处寻找解决办法，如何灵机一动，引入荷兰的风车，车水抗旱的故事。片中的主角是在《猎河马》等鲁什的经典之作里几乎家喻户晓的兰姆(Lam)、代穆尔(Damoure)等尼日尔渔民。实话说，这部长达120分钟的影片拍得有些乏味，鲁什的那几位尼日尔老伙伴喋喋不休地在镜头前大发议论，似乎因为过于明白自己的"明星"角色而表现过头。而与之相关的那部以其他人拍他怎样拍这部片子的纪录片《鲁什的伙伴》，也因之被连累，弄得看片的人疲惫不堪而又不得不硬撑着以示对大师的尊重。尽管如此，年届80的鲁什在这部作品里，仍然不动声色地用影片阐释着关于"真实电影"的理念，把摄影过程看做是作者与研究拍摄对象互动的真实过程。这一过程在现实中或许是麻烦的，在影片观摩时或许也是乏味的，但是在学术上却是意义重大的。它意味着一种"分享"：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一起进行的"知识的分享"、学术的分享(或鲁什所称的"分享人类学"--a sharing anthropology)[2]乃至影片拍摄中创作劳动的分享。但他和被拍摄者建立的合作拍摄关系，他倡导的"共享的人类学"(保罗. 史托勒 2003。)[3]，在人类学影视实践中具有特殊意义。
在电影节上，由于我们的片子被选为开幕作品，引起关注，所以和各方面的人多些接触，进行了一些有关学术研究与影像伦理等方面的探讨，得到许多启示。比如我们的作品，在学术上和艺术表达上，有一些自己的探索，这是大家公认的。但镜头太深入，就可能触及文化禁忌和个人隐私的问题。这在我们拍摄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只一门心思奔"学术"了。这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经历让我明白三个事：1、人类学电影的范围;2、共享的人类学;3、学术研究与影像伦理。
2003年我到意大利弗罗伦萨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5届世界大会，特意去串视觉人类学的专场"视觉人类学：视觉表达的广阔领域"。本届弗罗伦萨视觉人类学专题会的主题有两个，论文60余篇：1)视觉理论与实践;涉及内容有：本地村民的民族志视觉训练、跨文化视图中的超媒体、互联网时代民族志电影制作的版权和人权问题、电影使用和互动问题、语言与视图、非西方的纪录电影、人类面孔的解码、视图、人类学和习惯、手机一族等。2)东亚的婚纱摄影，十多篇文章都讲婚纱摄影。我感到有趣的是，满大街人们熟视无睹的婚纱摄影，竟也成为一个得到很多人类学家关注的题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既可以远在异乡"边缘"，也可以近在我们身边，近在你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就是例行的人类学照片和纪录片观摩。除了习惯的民族志纪录片，还有一些非常规的作品，如关于"9.11"的一组幻灯片。我看到美国人类学家已经在从族群关系和知识交流的角度分析"9.11"，并批评"人类学家很少处理‘当前事件'“的作风。(IUAES 2003: 1304-1384)[4]
会上见到老朋友，德国著名视觉人类学家芭芭拉艾菲(Barbara Keifenheim)，拉我和国际视觉人类学会主席霍斯曼(Rolf Husmann)一起讨论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联合培养中国博士生的事。我很喜欢芭芭拉的敏锐，从她和同事目前关注的视觉人类学话题，可以看出国际视觉人类学的一些前沿动向。他们的研究选题有：电视新闻中的权力的视觉阶段性研究、身体的视觉阶段性研究、全球化和视觉大众传媒、电视在中国边远乡村的传播及社会交流的转变、视觉网络影迷社区、国际互联网的聊天群体与影迷群体、电子时代的发生地、视觉认同和在国际互联网的自我代表、视觉媒体和宗教的市场，等等。(Barbara Keifenheim 2003: 10)
后来霍斯曼到中山大学，试图对我校图书馆数字影像资源库建设方面做些推进。我请他做了一次讲座，他介绍被称为”奇观之母“的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非洲的摄影。他所在的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IWF)，是国际有名的影像基地，仅人类学纪录片，就藏有6000多部，而且大部分数字化了。他们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电影节。
由于这届世界大会确定下一届世界大会2008年在中国召开，所以组委会2006年在中山大学开了一个以”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为题的中期会议，我受组委会和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委托负责主持”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我们邀请到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国际影视人类学会前主席Asen Balikci、美国《影视人类学》杂志主编Paul Hockings、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Knut Ekstrom、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负责人张江华、陈景源等一些著名学者参加了我们的分论坛研讨。现任国际影视人类学会主席霍斯曼因故无法亲自参加这次大会，委托学会秘书长、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学院Metje Postma 教授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有：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和视觉的人类学、21世纪的视觉人类学是否存在一个跨文化的议题、视觉文化与视觉传播、大众广告的人类学研究、华南民俗影视、人类学片的教学应用、热媒体对人类认知方式的影响、观察与被观察、影视人类学片的价值重构、网络传播中的影视人类学伦理等，入选论文30多篇，影视作品60余部。(邓启耀 2006)[5]
从这几次有限的经历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视觉人类学的介入使影像的视野更加广阔，同样，影像的介入也使我们的学科领域更加广阔，这已成为具有前沿性眼光的国际学者的共识。它与传统的视觉人类学已经不一样了，它除了一如既往地关注”弱势群体“、”边缘社区“，还关注复杂社会，关注当前事件，关注”主位视角“，甚至关注一些街头流行的、大众文化或现代传媒文化(如婚纱摄影、广告、动漫、网络之类)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其实很多大师都是注意的。比如福柯、波德里亚等，他们也是从当代性很强的流行文化等入手，从哲学等方面来做，做得很精彩。
视觉人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继续支持它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这个基础，视觉人类学无法立足。我很赞成芭芭拉·艾菲说的，视觉人类学要”超越民族志电影“。她认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视觉人类学的概念已经有所延伸，除了民族志电影的领域外，两个作为补充的知识领域的定义也被界定。从那时开始，视觉人类学一方面创造和分析关于人类社会的各种视觉信息，比如图画、照片、电影或者计算机动画绘制。另一方面，视觉人类学家调查并比较视觉交流的文化上的多种形式，比如模拟的表达、姿势、舞蹈、戏剧等等。因此对于视觉人类学新的理解的关键词是关于文化的视觉信息和文化内部的视觉交流。随着九十年代的数字革命，和由全球媒体的影响而带来的变化，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视觉人类学现在着眼于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的文化影响。像这样一些研究选题，已经进入视觉人类学家的视野：电视新闻中的权力的视觉阶段性研究、身体的视觉阶段性研究、全球化和视觉大众传媒、电视在中国边远乡村的传播及社会交流的转变、视觉网络影迷社区、国际互联网的聊天群体与影迷群体、电子时代的发生地等等。芭芭拉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一个历史时期，在以往的历史中，人文学科进行专门研究的实证材料只来源于文献、声音的记录、考古器物等。有了新的数字化媒体后，我们面对的是代表着认识论挑战的各种新的材料来源。计算机平台模拟只是众多范例中的一个。对于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而言，古典的、亲身到现场的人们中进行的田野调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例如，对国际互联网上的聊天群体以及影迷社区的研究，就表明了一种”虚拟的田野调查“。(Barbara Keifenheim 2003：3-17)[6]
现在美国人类学正悄然崛起一些被称为”媒介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或数字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的分支，它们的探讨被认为更接近于典型的”视觉人类学“案例。这些学者批评现在许多人类学家仍旧致力于民族志、人种学和跨文化的理解，而没有成为我们预定应该要交互沟通的社区的第一对话者或参与者，没有积极面对蔓延全球的网络、影视和占据了世界大部分时空的其他媒体和象征文化。他们强调人类学的力量在于它关注的是人群和活生生的现实实践。他们设问：人们建构大众媒介的图像和声音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怎么应对深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什么是新的转换方式?时间与空间概念在与媒体结合的时候如何转变?在获得媒体技术之后，人们能够事先避开既定的世界媒体规则而只是去应用它的有利方面么?他们认为，与其将焦点放在媒体工业对人们所谓的”有效影响“(就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他们更愿意剥下大众媒体的那层表皮，让技术背后的代理人、审美哲学、政治和经济曝光出来。(美国人类学会网站)[7]
最近我一直在跟踪一个博客大赛，通过扮”多面“粉丝，深入到博客选手、粉丝甚至管理员的界面，参与观察了许多有趣的东西。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对虚拟世界的向往，是现实中人内心最隐秘的冲动，就像做梦一样，是俗人暂时脱离日常人生的方便法门。但在虚拟的舞台，利用虚拟的面具，扮演再怎么多面的角色，表演者却都是现实中的人。自古以来人类就通过神话、巫术、宗教和某些民俗活动造梦。仪式是群体性的入梦，神话是对族群梦境的叙述;而网名，就是通往某个幻化之境的门票或身份证。信息时代关于”我“和”他人“的集体神话、巫术和宗教是什么呢?在由各种新媒体和电子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中，人又如何设立和确定自己的身份，如何造梦，参与群体性的入梦仪式、角色扮演和对族群梦境进行叙述?这使我不禁联想起美国学者约瑟夫·坎贝尔(Campbell.J.)研究神话的一本书：《千面英雄》。(2000)[8]
视觉人类学的应用性也是一种可能。例如用数字技术来存储博物馆的文物。现在博物馆一般只有1/10的馆藏有条件让公众看，通过虚拟成像技术，可以把更多的文物让更多的人观看，岂不是好事!另外，现在到处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记录工作，要记录那些属于表演艺术、工艺流程和技术之类的东西，影视手段还真是不可替代的。视觉人类学的社会影响也是一个方面。由于人类学纪录片基本是反映社会的、边缘人群的状况，关于新媒体、视觉权力等方面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它们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不可忽略。
毫无疑问，今天是一个视觉广泛传播的年代，视觉现象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最为显著的表象，也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现在大家说的所谓”读图时代“，还有”眼球经济“，都与视觉现象分不开。可是，与这个现实不相容的是对视觉的研究相当滞后，甚至是相当的不对称。关于视觉的教育，包括理论与实践，呈现出相对落后的现象。视觉研究的人才相当紧缺，特别是一些涉及到高科技的、原创性的东西，它不但整合了人文学科的东西、社会科学的东西，还有自然科学的东西。而现在这种整合就是真正发挥了多学科的优势。那种多学科的跨度真是很大，对综合素质的要求相当高。你要只有单方面的技能，哪怕你能掌握机器，可能都不行，上不去。因为这种所谓设备只是一种表达的笔，最终在于表达本身，在于你要表达什么，表达得如何。所以综合素养就很重要。
视觉人类学，应该研究视觉工具与人类视觉力的开发，研究视觉认知与视觉思维、视觉符号、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及视觉文化的传承模式等，另外，关于视觉文化的社会分层(如视觉权力与社会控制，色彩、图形的身份认同、电视新闻中的权力、实相世界与视觉网络虚拟社区、分众传播与视觉”知沟“等)、视觉文化的时代意象(如媒体影像所构造的新视觉环境、全球化和视觉大众传媒)等，都应该是当代人类学关注的问题。
现在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视觉人类学不单单是研究纪录片，也要研究更开阔的视觉现象。特别是要面对现在的数字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的图像，做更多的研究。比如动漫、FLASH、影像、广告等通过电视、网络甚至手机，在现代视觉媒体及传播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当代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在做尝试，鼓励学生在掌握传统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也关注一下关于网络和广告图像、动漫群体及其虚拟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东西，而且尝试用人类学来分析这些现象，研究这类人群。比如目前在都市青少年中流行的动漫和游戏爱好者群体。这是当前网络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特殊人群。他们沉迷于动漫或游戏，用虚拟的身份，在虚拟的社区生存和行动。他们表面离群索居，成天躲在自己的电脑前或网吧里，但通过诸如”同人志“(以漫画创作为主的漫画社)、COSPLAY(以舞台走秀、还原动漫作品为主的角色扮演社团)、”私影组“(以拍摄角色扮演活动为主的动漫摄影社团)之类动漫社团或互动游戏组形成群体。他们靠QQ、MSN等进行联络和图文传播，甚至创造了专属的网络传播符号，再度将文字或标点符号”还原“为概念化的图像。他们形成一种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亚文化边缘群体。与游荡在街角的青少年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可能连门都不出，但凭借电脑和网络，依然可以为所欲为，有与众不同的行为举止，做常人意想不到的事;他们以动漫和网络为门槛自我封闭，也以动漫和网络为武器迅速扩张;他们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也可以成为沉迷于虚拟自我世界中的问题青年;他们往往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利用现代传媒建构了自己的亚文化，或玩世不恭地”解构“和”恶搞“一切;他们相当孤傲，离群索居，也有特别的人际关系和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一不小心就”流行“甚至”泛滥“起来。这样的亚文化边缘群体，难道不是当代人类学应该关注的吗?
怎么结合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对文化的影响，对这类特殊的都市流行文化进行分析，研究这样一些现象，值得尝试。当然，做这样的选题需要勇气，也需要才气。所谓勇气是因为可以借鉴的东西太少，特别在传统人类学领域，要做综述，连同行的文献都找不到多少。同行认同与否也是个问题。尽管当代人类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已经有许多突破，但一般做传统题目还是保险一些，容易被认可。
我期望的视觉人类学，应该在传统学科理论和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应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比如图像学、传播学以及多媒体技术等进行一些跨学科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也可能在传统人类学和相邻学科的框架里进行某些整合：
在学科结构层面，视觉人类学与母体学科人类学同构：如同体质人类学，视觉人类学应该研究视知觉的体质基础、视觉认知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如同考古学，视觉人类学应该研究有文字记载之前和之外的文化遗存，它并不认为人类文化史仅仅是文字史;如同文化人类学，视觉人类学应该研究人类视觉现象的文化传统、族群差异、社会分层以及其他人文视觉背景;如同语言人类学，视觉人类学应该研究人类的视觉语言、视觉语汇、视觉语法结构和视觉符号系统。
在学科发展层面，视觉人类学也与母体学科人类学同步：过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社会或者小型社区人群，通过研究和理解他人他文化来反观或反思自己的文化。但是当代人类学已经不单研究小型社会，也研究大型的社会、复杂的社会，比如都市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不单研究传统的东西，也研究新潮的东西，如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等。同样，视觉人类学，应该研究视觉工具与人类视觉力的开发，研究视觉认知与视觉思维、视觉符号、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及视觉文化的传承模式等，另外，关于视觉文化的社会分层(如视觉权力与社会控制，色彩、图形的身份认同、电视新闻中的权力、实相世界与视觉网络虚拟社区、分众传播与视觉”知沟“等)、视觉文化的时代意象(如媒体影像所构造的新视觉环境、全球化和视觉大众传媒)等，都应该是当代视觉人类学关注的问题。
由此可见，视觉人类学的发展和变化，其实是和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变化同进退共命运的。在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上，视觉人类学和人类学同行;面对学科的兴亡盛衰，视觉人类学和人类学同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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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民族志电影史》，杨静、杨昆译。见（美）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杨慧、蔡家麒编译：《影视人类学原理》，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
Barbara Keifenheim
2003 《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杨美健、康乐译（见邓启耀主编《视觉表达2002》3-1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B.Chiarelli
2003 IUAES，XV ICAES 2K3，Humankind/Nature Interac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 Florence(ITALY),July5-12．ABSTRACT BOOK,vol,II. p1304-1384。
保罗·基奥齐
1989 《民族志电影的起源》，知寒译，载《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原载美国《影视人类学》杂志年第2卷1期。
保罗。 史托勒
2003 《搞电影的歌俚讴——尚胡许（让·鲁什）的民族志》，杨德睿译。台北：麦田出版。
邓启耀主编
2006 《”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手册》，11月24－26日，中国广州，中山大学。
Fan Zhiping, Hao Yuejun, Deng Qiyao
1994 Puji and his lovers. Gottinge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Film Festival ，Catalogue, Gottingen, p12.
玛格丽特。米德
1988 《代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Rouch. 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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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坎贝尔
2000 《千面英雄》，张承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伊姆雷。拉卡托斯
2005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58页。
网页：
http://www.aaanet.org/press/an/0405aa-news.htm （美国人类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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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n Zhiping,Hao Yuejun, Deng Qiyao, Puji and his lovers. Gottinge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Film Festival ，Catalogue, Gottingen 1994：12
[2] 详见让·鲁什著，刘永青译：《我们的图腾先祖与疯狂的灵媒》，《电影摄影理论和民族志电影新方面》，225～238页，保罗·霍金斯和寿广大森（Yasuhiro OMORI）主编，民族学研究，第24期。
[3] 保罗。 史托勒《搞电影的歌俚讴——尚胡许（让·鲁什）的民族志》，杨德睿译。台北：麦田出版，2003。
[4] B.Chiarelli, IUAES，XV ICAES 2K3，Humankind/Nature Interaction：Past，Present and Future, Florence(ITALY), July5-12．2003, ABSTRACT BOOK,vol,II. p1304-1384
[5] 邓启耀主编《”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场暨第五届影视人类学国际研讨会手册》，2006年11月24－26日，中国广州，中山大学。
[6] Barbara Keifenheim，《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杨美健、康乐译（见邓启耀主编《视觉表达2002》3-1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7]
http://www.aaanet.org/press/an/0405aa-news.htm （美国人类学会网站）
[8]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张承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2008年0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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