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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东方 《 博览群书 》（ 2011年12月07日）

　　达吉的故事曾经在文艺作品乏味贫瘠、社会话语单一枯燥的年代里，家喻户晓：旧社会的时候，汉族贫农任秉清的女儿被彝族奴隶主掠进了凉山。13年以后，任秉清很偶然地在县城里遇到了自己的女儿，她叫达吉，由彝族养父马赫尔哈抚养成人。两个父亲都想把女儿带在自己的身边，而达吉也同时爱着自己的两个父亲，难以割舍任何一方……

　　同名的小说最早在1958年《红岩》杂志三月号上发表，一年之后被《新观察》杂志转载，影响渐大。但是马上就有批评意见（代表性的批评观点见《电影文学》1961年2月号所载文章《更上一层楼》）出来了，说这小说中的人物局限在“小我”之中，一个汉族生父与一个彝族养父之间争夺女儿的情节夸大了民族矛盾云云；甚至提出，汉族父亲不每天每时每刻地参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跑到山里去找女儿，属于非常自私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在左倾的社会氛围里，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评论是顺理成章的；顺理成章的还有在改编拍摄同名电影的时候，小说作者兼编剧自己对原作的彻底改造：同名电影是除了保留小说里的人物姓名以外，和原作没有任何关系的另一部调门十分高昂的作品。电影里将上述被批判被指责的一切都做了高大全式的拔高和回避，将小说中家庭与个人的视角改造成了国家建设与民族团结的广阔背景，将争夺女儿的矛盾改成了互相谦让女儿的争相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其乐融融。作者将汉族父亲的身份由普通农民改成了水利工程师，他是在彝族聚居的山中帮助他们进行水利建设的时候很偶然地发现自己的亲生女儿的。他没有刻意去找女儿，他严格遵守着单位里的劳动纪律，没有迟到早退，更没有请假，无时无刻不在从事着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

　　即便如此，这部毕竟还是写到了人间的伦理之爱的电影，在那个受众朴实的年代里也还是深深地感动过很多人；人们欣喜地从这部被革命话语包裹了好几层的作品里读出了一点点源于人性的光芒，从而获得了一次对于私下里的人伦情感的自我确认的机会，而那种根植于传统的伦理关系戏的欣赏习惯，也终于在当代作品里找到了一个难得的线索。当然，这种深入人心的感动也终究给它自己带来了被批判被禁映的命运。将一个类似于今天拐卖人口导致的生离死别的爱与恨的故事，放在阶级斗争的氛围里，放在民族团结的政治口号下，按说已经是十分“主旋律”了，但是只因为写了某些人就是不愿意承认的人性论——父亲对于女儿的爱——而横遭厄运。这在时过境迁之后看来确实非常匪夷所思。那种批判的道德背景十分可疑，其反论只能是一种荒唐：革命者是没有人性表达甚至人性存在的任何空间的，他们应该没有伦理之爱，只有大义灭亲、六亲不认。至于说那种批判是不是还与一种人类隐密的禁忌心理即父亲不能直接表达对女儿的爱有关，是不是这种心理潜在地在以政治的名义合理而有力表现自己？这大约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其实不用更多的心理学内涵，只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剖析，这部作品也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它是关于最基本的人权的哀婉的歌，是民族悲惨命运和女人悲惨命运的写照。被掳掠被虐待，毫无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匍匐在土地和山岳之间，完全等同于任人宰割的草芥。她们被同情的命运和被解放的欢欣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阶层的人类成员都不能对之无动于衷的。这一点在同名的连环画作品中，被作者非常出色地用画面形象永久地固定在了那里。

　　作为大众美术作品的连环画的画面是有选择性的艺术再现，是将现实净化、诗意化、精粹化以后的选择性创造，好的连环画作品能用干净的诗意修正现实之中的丑陋和不堪；因为其通俗化的基本特征导致的是一种几乎可以称为绝对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取向，也就是只选择现实中的美丽，或者替现实创造美丽——这实际上也是吸引阅读者的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艺术品的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特征在中国连环画兴旺发达的那个年代里，和政治上对光明的要求以及社会气氛的积极向上的要求合了拍，互相促进，构成了一次艺术形式和社会需要相辅相成的空前绝后的全盛。这种浪漫主义的特征并没有导致凭空创作的发生，相反，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时代要求画家每一个细节都要有充分的现实依据，要有尽量浓郁的生活气息，要体验生活、同吃同住、观察体察、记录写生，将特定环境里的一草一木复原到画面中去，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关于故事背景的现实地理与历史文化拷贝。《达吉和她的父亲》在这两方面都十分充分地做到了位。这本连环画的作者是曾经给小说《艳阳天》插图而蜚声画坛的画家，他们很注意凉山风物的描绘，对于彝族的穿着打扮、农具家具、爱好习俗都有比较细致的刻画。国画风格的彩色水墨点染了现实中未必那么纯净的彝家山水，赤足者脚上也是纤尘不沾的，即使是刚刚从水田里拔出腿来。尽管是一本对写实性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国画风格的连环画，但是作者还是采取了非常逼真的一丝不苟的创作风格。那崇山峻岭之中的树木上盛开着罕见的红黄之花（第3、47、88等幅），那风格独特的居室建筑既有困苦生活的痕迹也有民族习惯的成分，还有造型独特、简单实用的背篓，淘洗碾压、放牧砍柴之类的生活劳动场景等。作者从内到外，从宏大的远景到细致的工具都进行了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基础的水墨笔法的反映。

　　在文化样式贫乏的年代里，在没有电影电视没有旅游的年代里，这册彩色连环画以其明亮的形式将异样的土地和异样的人民的生活景观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使他们看到了那里的植物，那里的器物，那里的生存状态，其知识普及和审美媒介的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更关键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在画面形象上凝注了作者对人物的深挚的同情，非常出色地用画面理解和体会、传达与表现了原作的精神气质，甚至协助读者丰富和深化了阅读效果。在这本连环画中，达吉的形象定位是小鸟依人的温顺和悲惨命运导致的柔弱无辜，在她的被拐卖被欺凌被收养被认领等几处关键场合的形象，作者都做了不同角度的处理；但是每一个角度下的达吉形象都融铸着作者对她的深深的同情。这种同情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同情，是对女性命运和民族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后的无条件的认同。只以封面为例，达吉身背每日从事的艰辛劳动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以手抚树，目光凝视远方，怅惘而恓惶，内心里对家乡、对生父的血肉之情和对救自己于苦难、养自己于艰难之中的养父的眷顾之念都跃然纸上。楚楚动人，又毫无忸怩之态；自然淳朴，优雅美丽，真让人怀疑是不是作者真的看见过达吉！是不是在达吉面对两个父亲的那个时刻作者也正好在场！

　　据说电视剧《三国演义》在构图和置景上都参考了连环画《三国演义》，连环画《达吉和她的父亲》是不是也参考了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不得而知。但是连环画和影视剧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参考和借鉴的佳话肯定并非绝无仅有。连环画的特异性是它画面的凝固，从而是它可以把玩着反复欣赏的方便。作为一种可以说已经是过去了的艺术媒介，一册在手的时候能引起我们这样那样的意义联想，收藏的价值已经展现无遗了。达吉的故事，小说的文本、电影的文本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不易被重新观赏的尘封之物；同样成了旧书的连环画文本，却因为收藏者的珍藏，因为它本身既拥有着文字与画面结合以后的直观的特征，又有着易于翻阅的品质，成了这个故事在今天硕果仅存的受众媒介。这，也算是好的连环画作品本身的一种优秀品质吧。（据笔者所知，同名连环画至少还有两种，一种是邢子云绘画、辽美1979年9月第1版的64开本；一种是陈学忠绘画本，获得了全国第六届美展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