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经查实，此讲座发生在2002年12月24日。 那是我还在读初一。以下是讲座文本，转自：央视网）
主讲人简介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任理事、青年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叶舒宪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持的中国古典的现代阐释学工程已出版约500万字的著作，被认为是中西学术结合的一种范例。
内容简介
地理大发现，让人类了解了世界，发现了有着相同本质、不同种族肤色的人，同时催生出了人类文化的整体意识。但长期以来“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和情感定势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异族人民和异族文化客观公正的判断。人类在经历了种族间无数次的拼杀后，已逐渐认识到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都是具有同样本质的大家庭中的成员，彼此没有优劣、高下。今天，和平共处、平等互补的人类意识已渐入人心。本期节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叶舒宪透过人类学的诞生，探讨文化寻根的意义。
美国的人类学家有一个定义，“人类学是人的科学”。英文很简单:the science of man。就是把人这样一个对象，当做科学研究的对象，建立了这样一门学科就是人类学。所以从词根上从命名上来看，人类学是研究人或者说是研究人类和它的文化的这样一门学科。为什么研究人本身的这门学科时至19世纪后期才产生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人类学的发生有两个必需的条件，在19世纪后期以前这两个条件还不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本身来说，人是万物之灵，所有的事物，包括无机物、有机物，人是最精微复杂、最有灵性的一种生物。所以这个对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比其他的学科要晚出现。其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思想观念的成熟，这种观念就是人的观念。在人类建立文明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原始社会，或者叫做蒙昧社会，进入文明以后叫做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比原始的或者蒙昧的社会要高等、要发达一些。但是，关于完整的人类整体的这样一种观念，不论是在原始社会也好，在文明社会也好，都远远地不能够建立起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每一个社会，或者说是每一种社群的生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把自己生活的这个地区、自己所处的这个人种，这个社群，看做是世界的，或者是宇宙的中心。
人类学的建立，和这样一种人类共通、平等的观念息息相关。这是它的前提。接下来它的一个后果就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那就是“文化”。既然人们认识到人类不同种族肤色语言具有共同的本质，这种本质它是针对所有的非人的生物或者无生物而言的。人类独有的这种本质，是什么东西呢？人类学建立以后，给人的一个新的定义，叫做“人是文化动物”。
全文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要讲的讲题是《人类学与文化寻根》，我的讲课总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讲讲《人类学》的产生，这门学科是怎么发生的，第二个问题讲讲《人类学》在20世纪的变化，第三个问题讲一讲《人类学》的文化寻根的意义。
那么首先就让我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人类学》的产生。也许，我们中国的听众和读者听到这个名词有一点陌生，人类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一种学科呢？很可惜在我们国家的大学的基础教育中，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而这门学科在西方的高等学校中，是很普及的，非常普及的，一般的综合性大学，都有人类学系，有人类学专门的学士硕士博士。有大量的人类学的出版物和人类学家。而在我们这里情况有一点不同。我先从这个学科是怎么产生的开始讲。如果用一句非常简略的话，来概括什么是人类学，那么，美国的人类学家有一个定义，“人类学是人的科学”。英文很简单:the science of man。就是把人这样一个对象，当做科学研究的对象，建立了这样一门学科就是人类学。所以从词根上从命名上来看，人类学是研究人或者说是研究人类和它的文化的这样一门学科。
这个学科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说起来很奇怪，人这样一个重要的对象，作为研究它的专门的学科距离我们今天不过是一百二三十年，也就是说它是在19世纪的后期，19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建立起来的。当然要追溯人类学的某些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得很古，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在大学里设了它的课程，有了人类学的教授的职位，距我们今天只是130年的事情。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大家可能会想，我们的学科有多种多样，西方人的社会科学的划分，自然科学的划分，一般是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有了大致的眉目，在启蒙运动以后，到近代基本上定型了，为什么研究人本身的这门学科时至19世纪后期才产生呢，大家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简单的回答就是人类学的发生有两个必需的条件，在19世纪后期以前这两个条件还不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本身来说。我们知道，俗话叫人是万物之什么呀，是万物之灵，就是所有的事物万世万物包括无机物，有机物，人是最精微复杂，有灵性的一种生物，所以他这个对象的性质就决定了他比其他的学科要晚出现。物理学，研究物理现象，化学研究化学反应，生物学研究生物，动物学研究动物，相比而言，人这个对象比所有这些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象要更精微，更复杂，更难把握，如果要用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的思想，人的生活，人的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有没有一种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呢，这就是早期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的时候，人类学家所怀抱的共同的理想，就是要像研究化学反应那样，用公式用规律把人这样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的生物，表达出来，概括出来，所以这样一个生物的对象，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这门学科它必然要晚于动物学，生物学。
其次，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思想观念的成熟，在19世纪后期，给人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种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观念，说得很简单就是人的观念，大家可能会很奇怪，怎么人的观念到19世纪后期才有呢，很早就有了。是很早就有了，但是呢，把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习俗的人，看成是平等的，具有同样本质的人，这样的一种观念，我讲的是这样一种人类共通的观念，是到19世纪中后期才逐渐的成熟起来的，在20世纪才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今天才有诸如所谓的普遍的人性，要求普遍人权，这样一些说法。因为在19世纪后期以前，这种观念是不成熟的，不但是不成熟的，甚至说是不存在的。抽象的讲，这个道理可能比较难懂，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
在人类建立文明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原始社会，或者叫做蒙昧社会，进入文明以后叫做文明社会，好像是文明社会比原始的或者蒙昧的社会要高等要发达一些。但是，关于完整的人类整体的这样一种观念，不论是在原始社会也好，在文明社会也好，都远远的不能够建立起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每一个社会，或者说是每一种社群的生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把自己生活的这个地区自己所处的这个人种，这个社群，看做是什么呢，看做是世界的，或者是宇宙的中心，那么自己所属的这个民族也好，国家也好，是真正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人的，是人，那么周边的是不是呢，周边的离得近一点的还好说，离得越远的，他们在自我中心的关照之下，就变得越来越非人化，半人半兽化，或者说是虽然也是人，但是和我们高度发达的掌握技术的，文明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他们或者叫野蛮人，或者叫半人半兽，或者叫蒙昧人，或者叫原始人，等等，所以每一个文化在最初的时候，都是这样来看世界，看周围的人的，所以，他们没有把地球上所有的人看成是具有共同的本质。这样的一种观念，根深蒂固，在历史上几千年没有改变，那么西方的白人是这样看的，那么我们中国的黄种人同样也是这样看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为地球上的一些不平等的现象，比如说阶级压迫，战争，提供了什么呢，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特别是对殖民主义者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为什么呢，我白人既然代表着欧洲文化最先进、最优越的，我应该把我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那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世界主要在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发现了众多的所谓的原始人，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生产技术水平，没有达到西方欧洲的白人的那种高度，所以在白人的眼中，他们是二等的，劣等的，或者说是人性接近于兽性的，可以在身体上对他们加以消灭，在精神上可以对他们灌输西方的基督教，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他们生存的空间占领。所以这就等于是为殖民主义提供口实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人类彼此之间不平等的观念。没有把异己的人当人看。当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的时候，当他们踏上澳洲大陆，对澳洲的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理由。理由好象是冠冕堂皇的，正义的，因为我们白人代表着文明的最高，应该由我们来统治这个世界，这样的一种观念，说起来好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那里比较强烈一些，实际上在我们每一个民族文化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是因为是受地理环境，文化交往条件的限制，古人看不到地球是一个圆的，在地球的各个不同的角落，地区，住着和我们肤色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但是本质相同的人，这一点是看不到的。简单的说，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语言中，古代的中原就是中华文明发生的黄河流域这一带，用了一套汉字来编码。周边地区的人民，怎么叫的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东南西北有四个称呼，东边叫夷，西边的叫什么？西戎。还有北狄、南蛮。那么这四个字大家下去自己画一画，写一写，虽然是简化汉字，但是多少还能看出意思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处在中原的人，认为他们的农业文明是高等的，代表的人类的正宗的进步的高峰的，那么周边这些生产相对落后一些的，生产手段不发达的，在他们看来，或者是半人半兽，或者干脆就是非人，所以你看看这些字的偏旁，不是从“犬”旁就是从“虫”字旁。就是说在造字的时候，使用这些字来命名这些周边人的时候，就认为他们和我们中原的汉族人是不一样的，和我们大中华的中央是不一样的，是低我们一等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反映在造字者的心目中，实际上也反映在整个历史过程之中，当我们不加区分的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今天的人类学把这些语汇都看成是一些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的、自我中心的术语。比如说东夷的夷字，简化字也很清楚，就是一个人身上有一个什么，就是人身上跨了一个大弓箭。什么意思呢，住在中央中原的人，认为我们是种粮食的，我们是高度发达的，代表国家的。东边的那些人呢，他们好像没有农业，身上挎着一个弓箭，见了兔子打几只野兔，从天上打几只鸟。以这样的方式为生，在他们看来生产落后，原始低下，所以“夷”人的形象，是中原人把原始的狩猎生活，采集生活，看成是低人一等的，这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么南方的这些“蛮”就不要说了，今天我们看“蛮”下边是从“虫”的，这个在繁体字里“蛮”字写得非常清楚，上半边是跟织丝有关系的，下边是一个“虫”字，今天就变成这样一个“蛮”字，那么如果我们光看这一个字可能看不出来，你再看一看中原人把今天的四川人叫什么呢，或者叫巴或者叫蜀，中间都有一个“虫”字。今天把福建人我们简称叫闽，中间还是一个“虫”字，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把他们说（成）是昆虫，因为南方人都知道，那个地方把一种非常常见的潮湿地带的大动物，危险的蛇叫做长虫，所以这里边所说的这个虫实际上不是说的昆虫，而是和那些蛇生活在一起的在那个低湿的，南方地带，哧溜哧溜地在草里边钻的这些野人，是和蛇生活在一起的，或者他们以蛇为自己的祖先、图腾，或者就是耍蛇的，吃蛇肉。中原因为比较干燥，没有那么多蛇，所以用这些字来给那些南方人进行命名编码的时候，把他们这样称呼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蔑视在里边呢？显然这是不用说的。虽然我们今天还使用这些字，好像它的意义已经被我们淡忘了，但是实际上它代表一种人类学所要批判的，我族中心主义，正是因为人类早期社会没有例外，都是这样，把自己看成是最高的，最优秀的，那么周边的越是遥远的，越被看作是原始的。
中国古代有一部专门讲怪力乱神的书，叫做《山海经》，你看看那个书的结构就很有意思，它是按照五方空间的观念，中间是最神圣的，然后呢，四方之外有海内、有海外，海外之外还有空间，叫做大荒。凡是在那些荒的地方的那些人，都是什么样呀，不是三头六臂，就是怎么样，就是半人半兽，就完全已经妖魔化，野兽化。这样的一种观念，我们说是自古而然，今天还是这样，虽然人类学成立以来，在整个20世纪对促进人类平等这样一种观念，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呢，这个种族主义，或者说我族自我中心主义，它是根深蒂固的，它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潜伏在我们情感和意识之中，在我们考察问题，特别是考察不同文化的问题的时候，它就要流露出来。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人类学这门学科它不可能很早就发生，因为人、地球上所有的人，具有共同的本质这一点，以前是认识不到的。
人类学它的建立，和这样一种人类共同平等地观念息息相关。这是它的前提。那么接下来呢，它的一个后果就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那就是“文化”。既然人们认识到人类不同种族肤色语言具有共同的本质，那么这种本质它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它是针对所有的非人的生物或者无生物而言的。人类独有的这种本质，是什么东西呢？人类学建立以后，给人的一个新的定义，叫做“人是文化动物”。文化这一个词听起来好像是古已有之的，但是呢，作为一个科学的或者学科的一个术语，它是100多年以来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这个，文化那个，大家都觉得文化是一个非常泛非常宽泛的词。实际上奠定它的学术意义的就是人类学这门学科，人类学在产生的时候，被划成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部分叫做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主要是研究人的身体的构造，肤色，骨骼，面目，血型，所以说它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说是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我们把它叫做体质人类学。
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叫做文化人类学，或者叫做社会人类学，也有的把两者联系起来，叫做社会文化人类学。一般而言，在欧洲和英国，比较侧重于用社会人类学，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比较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实际上讲到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是同义词，只不过是侧重上略有不同罢了。
在19世纪后期，为人类学这门学科，奠定基础的一部著作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这部书已经有了中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第一次对文化这个概念下了定义。说明了什么是文化。同时呢，又对人类学这门学科所研究的范围，对象做了一个清楚的说明，所以这部书被看做是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它的第一次发表在1871年。比它稍后，在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发表了另一本书叫做《古代社会》。这本书我们也有了中译本，收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里边，它是上下册。这套黄皮的书是历史一类，实际上这个书是标准的人类学著作，因为当时不好归类，就把它归到历史这一类。
这个《古代社会》也好，《原始文化》也好，一个被看做是欧洲的“人类学之父”，一个是看做美洲的“人类学之父”，那么他们两个如果要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那么就是今天的人类学家统统的把他们称做是古典进化论派的人类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从达尔文以来，在19世纪中后期，弥漫整个知识界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人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那么动物是从低级的简单的向高级的复杂的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演化而来的，这就是所谓进化论的模式。
这两位学者分别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落实在他们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原始文化》这部书，主要是侧重于研究原始文化中的宗教现象的，那么他提出了万物有灵，图腾，巫术这样一些原始宗教现象，然后，按照进化的序列把他们排起来，认为是前科学时代，科学还没有到来的时代，进化早期的人类精神文化的现象。《古代社会》这本书，它的侧重点在研究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婚姻和家庭。所以它对人类社会也做出了一个进化论模式的阶段划分。简单地说，就是从蒙昧社会到野蛮社会，再到文明社会，所谓的三段进化论。和每一个社会形态相应，技术水平从低到高，使用的工具和生活方式，都有所发展变化。特别是婚姻家庭的形态，也随之变化。摩尔根想像中最原始的蒙昧社会，人类早期的婚姻是什么状态呢，它用了一个词叫做“乱婚”，今天又叫做“群婚”。就是指这个社会群体中任何一个男子都可以和任何一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假说，在我们过去所接受的历史的教育之中，社会发展演变的教育之中，都是被当做科学定理的，但是呢，在20世纪的人类学发展中，这样一些进化论的模式，被基本上否定了，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个原始社会，不管是生产，生活水平多么低下，没有一个社会是实行乱婚的。所以，人类学家早期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假想的成分，因为达尔文告诉我们，事物的进化是从简单到高级，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高级形态了，要想寻找最原始那个阶段，怎么办呢，没有活的化石，没有更多文字的证据，靠什么呢，有的时候就靠逻辑的推理加上想像，构建出来。所以今天来看，人们把这些早期人类学家的观点叫做古典进化论，意思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学说，只能代表它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有所谓的新进化论，基本上不再按照原来的模式来看待问题了。以上就是我讲的人类学产生的早期的情况。
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个的格局中，相对来说是比较晚出的，但是它在20世纪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下面要说的：人类学它为什么有这么样大的学科渗透力和思想的穿透力。关键就在于文化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再回到文化这个概念，简单地说两句，文化用来定义人的本质，人是文化动物，它把历史上西方思想史上已有的各种关于人的定义，不敢说是完全推翻了，至少是取代和更新了。比如说思想史上最常见的说法有：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能够使用工具的动物，等等，关于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思想家们一代又一代提出了很多定义，但是在人类学家的广阔的眼光中看来，这些定义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比如说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是什么呢，社会是社会的组织，有上层有下层，有劳动分工，有阶层。过去人对动物的了解比较少，看起来好像动物没有社会组织，但是20世纪的生物学特别是跨学科的社会生物学，发现许许多多的动物都是社会动物，就拿最简单的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观察过的蚂蚁来说吧。蚂蚁有没有社会呀？你看看那蚂蚁窝里，有一些是专门出来劳动觅食的，有一些兵蚁是用来打仗的，还有一些蚂蚁王是坐在那里既不劳动又不打仗，吃得最大最肥胖的。可见这蚂蚁窝里不也有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吗？我们在动物世界一类的电视节目中，看到狼群的活动：三只狼在捕猎，难道是盲无目的的个人抢个人的食物吗，不是的。有一个狼在前面埋伏，堵截，后一个狼在后边驱赶，还有一个狼发动主攻击，真是非常天衣无缝的劳动分工和社会配合。我们过去认为只有人才是社会动物，这样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太能够说服人的。那么人是能够劳动，能够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在今天的灵长类的研究，特别是在大猩猩的研究发达了以后，也受到挑战，人们在非洲发现有一些猩猩非常聪明，它比如要吃蚂蚁洞中的蚂蚁，但是又捉不到里边的蚂蚁，怎么办呢？它从树上摘一个小树枝，撕去树叶，用自己的唾液沾一沾，然后伸到蚂蚁洞里去，搅一搅，蚂蚁粘上来就像吃冰棍儿一样美餐一顿。这个树枝它长在树上是一个天然的东西，一旦被它修剪加工变成了一个工具，像筷子一样，能够伸到蚂蚁洞里去粘蚂蚁，这不是使用工具又是什么呢？只不过它这个工具没有我们今天飞机大炮，宇宙飞船那样先进罢了。从本质上说它也是一种工具呀。所以能够使用工具的，能够劳动的动物所有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面临着人类学的重新定义的挑战。人类学把人重新定义为文化的动物，也就是说，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种动物具有文化创造的能力。
所以有一个人类学家宣称，19、20世纪确立的文化的概念，应该和哥白尼的科学发现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真正界定了人这种独特生物的独特性所在。当然围绕这个概念还有一些其他的争议，我们在这里就不过多地赘述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人类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转向。刚才主要讲了19世纪后期以来建立的这门学科，它是研究什么的，它是怎么成立的，它的条件是什么，它确立了那些最基本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主要的进展就是它改变了早期人类学的学科的方向。刚才我们讲人类学的早期定义，是人的科学，那么到了20世纪的后期，人们认为人类学不能够再效法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范式，去寻找人及其文化的所谓普遍规律了。因为这个规律不能说是没有，但是目前的这个智力水平、知识水平还远远地把握不住。如果要想把人的行为人的思想，人的生活用像研究化学反应那样，用既定的公式术语来表示，现在看来是有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后期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学不能够再模仿自然科学的方向了，它应该转换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就是更加具有人文的美学的或者说是解释学的方向，这也就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的叫做解释学派的人类学。
解释学派的人类学认为，文化这个概念需要重新定义。过去文化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现在呢，把它看做是一个解释的对象。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套由意义、象征、符号编织成网络，人类学的工作，不是要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而是要寻找在这个意义网络中的具体的意义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是一个解释的问题，那么从道理上讲，人类学背离了过去认为的这种自然科学的方向，走向了哲学解释学、人文学的方向，它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过去认为，人及其思想行为，人类社会，人的生活，能不能够完全地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加以理性的把握，实际上关系到这个问题。俗话说，人心怎么样？是叵测，或者说不可测；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这些说法都表明人这样一种对象，你认为你能把他把握了，实际上是把握不了的，他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他是处在人和环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互动之中，你自以为能够把握住他的规律，但是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他明天或者说是明年，或者十年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难以预测。所以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对象，不能够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加以规律化的理解，而应该用解释学的方法，真正地深入到人的具体生活情境，深入到人的社会中去，设身处地地加以理解。我讲的这个解释人类学，这一学派代表人物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叫做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又翻译成为格尔兹）。这个人物呢他曾经在摩洛哥、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做田野作业。顺便说一下，田野作业，这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区别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方法。你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学者，你不能够研究你自己的发达的高科技社会，这在过去几乎是不成文的工作法则。你必须到一个边缘的、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差异极大的一个异民族文化中去从事研究。所以这样一种田野作业它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人类学家必须到当地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从社会的内部去理解这个文化。通过这样一种田野作业的方式，许多人类学家发现用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一套规范术语概念，来描述所谓的原始社会，往往会事与愿违。往往描述出来，表达出来，这个原始社会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无法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范式和用语来捕捉，来表达。
这也就是说，20世纪人类学的转向，它是转向了人类认识的一个新的方向，对文化问题，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问题的认识，必须设身处地地深入到那个文化本身中去。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位代表人物吉尔兹他的代表作就是描绘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一个民间的节庆——斗鸡，这样一种场面。这篇论文收在他的代表著作，名叫《文化的解释》，这书前两年也出了中译本。这样一种民间风俗现象，在当地村落社会中，村庄中的男子培养出来一种特殊好斗的公鸡，在特定的场合，让它们互相打仗，然后，整个村庄社会的人，全部出来观看，参加这样一种全民性的庆典。这种活动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好像是一种民俗，是一种旅游开发价值很大的，很能够吸引外来游客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位人类学家通过他的描述告诉我们，斗鸡在巴厘岛绝不仅仅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它是这个社会的特质所在，或者说是你要理解巴厘岛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斗鸡是一个最好的窗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你如果是仅仅从外在的，从一个观光游客的眼光去看，那就是热闹一下，一个鸡斗败了，一个鸡斗胜了如此而已。但是你如果要真正地设身处地地进入到岛民的社会中去，你会发现你的脉搏，你的血液会随着斗鸡的场面，一起奔涌而跳动，在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它是这个社会重新整合的一个契机，包括这个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的分野，男人与男人之间社会地位高下的判别，男性英雄气概的表现，都是在代表人出场表演的鸡这里。在这场表演结束时，是要决出高下胜负的，那么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结构，价值观念，英雄理想，通过斗鸡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深入到这个村庄中去，经过长久的生活和观察，从内部发现这个斗鸡是岛民文化社会一种意义编码表达方式，外人是看不懂的。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只能是猎奇，用外来者的眼光只是好玩儿。这样一来，他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认识对象，用一个词来命名，叫做“地方性的知识”。什么意思呢？过去认为，知识就是写在辞典里边，在大学课堂和中学课堂里传授的，百科全书里定义的，这是标准的知识。但是在这样一些知识的面前，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是没有地位的，是不算知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不能够算知识。现在吉尔兹提出了这个解释人类学的方向以后，他认为你如果不去设身处地地掌握内部理解的方式，你是无法真正把握住一个文化的精髓的。表面上的东西，是容易把握的。而真正独特的文化特质，代表这个文化内核的东西，往往是最难体会到的，最难为其他文化的人体会到的，那么这样一种难点，必须用长期的田野作业的方式去加以克服。
再举个例子来说，什么是地方性知识。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的医学是标准的知识，现在的医院里边进去全是用X光，化验，化验单抽血的方式来检查病，那么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的中医是什么样的方式呢？中医根本没有这一套，它的望闻问切完全是把人当做一个整体，看看你的气色怎么样，看看你的舌苔，号一号脉，至于你的内部结构是血中有了某一种元素，中了那一种病毒，你的骨骼是不是增生了，中医是不用这种深入分析的方法去把握的。如果把西医看成是标准的知识，中医学就是典型的关于人和疾病的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在解释人类学诞生以前，地方性的知识是没有地位的，就是在西方知识一统天下，惟我独尊的这种情况下，地方性的知识没有地位。通常认为它们往往是非知识，或者是偏见，原始，迷信。通过吉尔兹的深入调查，把这种偏见扭转过来。西方人的科学也好，知识也好，只不过是人类千千万万种文化中体系中的一种知识体系而已，尽管它今天写进了百科全书，尽管它在中学里，在大学里已经被当做合法的东西，在教授了，但是实际上它的合法性是要打上问号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美国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到菲律宾的热带丛林民族中去做田野作业，做调查。主要调查什么，调查菲律宾一个民族叫哈努诺族，这一族人他们和自然植物世界之间的关系。调查的结果用英文发表了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这个被看来是没有衣服穿刀耕火种的原始民族，他们对自然植物的分类，达到了1800多种，而西方的自然科学，西方的植物学对植物的分类，是1300种，相比之下，差了500种。在哈努诺人的语言之中，对植物的各个不同部位的命名，树根、树干、树叶，树茎等达到了100至200种之多，比我们汉语中的要多几十倍，比英语、德语也是同样的多。这说明他们对植物观察如此细致入微，对植物种类的划分，比西方人的要精确到500多种，那么相比之下，究竟哪一个是科学，哪一个是不科学呢。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自然科学来教，按照西方的植物学分类，如果教给菲律宾的热带丛林民族，让他们来看待他们的植物的话，那么究竟是能够帮助他们认识事物呢，还是遮蔽了他们贴近现实世界的眼界呢。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调查，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它是在彼时彼地特殊有效的这样一种知识，究竟算不算人类知识，算不算人类科学中的一个方面？这样的问题对于传统的知识观具有挑战性。这也就是下面要讲的为什么人类学出现以后，在20世纪的思想界出现了普遍的文化寻根这样一种思潮。
接下来我就讲第三个问题，人类学与文化寻根。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人类学它的产生，它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它在20世纪的发展，以及对我们的科学观、知识观带来的挑战和变化。接下来呢，就要对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用人类学的方法加以分析，这就是文化寻根的现象。文化寻根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20世纪的人类对自己文化的由来发展道路进行彻底的反思：这个道路究竟走得合理不合理，前途究竟是光明，还是暗淡的？自启蒙主义时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进化论”盛行的时候，把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社会进步的永恒理想的时候，人们都坚信文化的道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向着美妙的理想的方向在进发，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可能是贡献，也可能是牺牲，但是未来毕竟是美好的，人类社会必然要向这样一个光明的前景进发。但是20世纪的现实打破了人类的美梦，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数千万的人，没过几十年，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规模的人类彼此之间的互相屠杀，特别是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数百万计的屠杀犹太人，把人像动物像野兽像蚂蚁一样的轻易的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这样的一种做法，彻底地打破了启蒙主义所树立的那个人类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好的理想。残酷的现实让人们觉悟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是值得忧虑的，究竟向哪里发展。那么人类学的知识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帮助。人类学家基本上公认，认为人区别于灵长动物，区别于猩猩是大约300万年以前，是从非洲的峡谷走出来的，也就是说在那里猿类变成了最早的猿人，开始了直立行走，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两足动物，开始了制造石器，狩猎，采集的生活。在这三百万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今天所处的所谓的文明社会，就是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多少年呢，五千年。五千比三百万这个比率是多少，大家自己算一算，就知道是不成比例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五千年的社会之中，我们把我们五千年以来的这些价值观念，当做是合法的，合理的，天经地义的。实际上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打上问号的，因为5000年，它毕竟对于300万年来说是一个太新生的新生事物。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史再缩小一下，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高科技的社会，现代性的社会，多少年呢，三百多年，三百多年比五千年再比三百万年，我们今天信以为真的，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这种价值观念，人为了最大的利润去生产，去生活，这样的一种观念，它是非常新非常新的，我们只不过生活在其中，觉得它很合理，但是人类学它帮助我们用这种长焦距的视野来看我们人类的行为，它认为有些行为是很偶然的。正是因为最近这三百年以来，社会的变革的速度是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在这三百年中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念，是以什么呢，是以变革比不变革好，激烈的变革比缓慢的变革好，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到底是革命呀，还是维新呀还是改良呀，这样的一些争论。如果用人类学的视野来看，是非常新生的事物。我们基本上认为越革命越好，革命得越快，越好，生产发展得越迅速越好，但是实际上人类学告诉我们，在五千年以前，人类进入文明以前，今天的地球上只生存了多少人呢，2000多万人，也就是比今天的北京市的人口多一些。北京市加上外来人口，1400百万，这个数字接近5000年以前没有建立文明的时候，整个地球五大洲所有人类成员的总数。而今天的地球上已经多少人呢，已经有60亿人了。光我们中国号称人口之首，13亿之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自然的状况，没有变化，自然的资源可能够供养的人口的总数，资源的能量没有变化，而人类的变化是如此的惊人，而人的发展、欲望膨胀的欲望又是如此的不可限制，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呢，人类社会的前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出现两次世界大战死那么多人呢，今天为什么美国人要眼盯着要打伊拉克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解决对美国的威胁吗？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世界上能源也就是今天石油的主要产地之一，伊拉克关系到世界油价直接的走向。争夺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生活在这地球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彼此之间必然发生的争执。为什么要把杀人合法化，把世界大战，把在人群中扔原子弹当做是合理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古代社会，甚至在史前社会中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由于人类学提供给我们如此深长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在这三百年以来，人类走向了一个极端可怕危机这样一种方向。所以今天的有识之士，不仅仅是人类学家，还有一些生态学家，特别是罗马俱乐部成员——包括一些政治家和科学家们，他们已经提前地或者说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人口的膨胀，几乎是无限的，尽管有计划生育，但是你这个地方计划了，那个地方不计划，对不对，世界人口的总量还是在迅猛地增加，更可怕的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对物质财富的这种占有，尤其是到了近100年以来的跨国公司主宰的商业社会之中，一切都以金钱财富来衡量，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60亿人的欲望如果释放出来，那是比任何洪水猛兽还要可怕的。世界上现存的原子弹，氢弹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两至三次，所以用某种耸人听闻的话来说，人类现在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关节眼上。所以人类学家为什么要把所谓的人类的发展道路，究竟是走得好，还是不好，前景到底是光明还是暗淡的问题，提出来，看起来是一个寻根的问题，是向后看：我们这个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实际上从深刻的哲学的意义上看，它是对人类的前途命运的一种担忧。地球上的石油，据保守的估计，五十到六十年，用今天开采和使用的速度的话，就耗尽了，今天世界上主要冲突战争跟这个石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没有开发出新的替代性的能源以前，在这五十年六十年之间，人类会不会走向一种生态的灾难？无节制的开发，放任技术的发展，包括灭绝性的武器、转基因、克隆人，等等，再加上艾滋病，这样一种过去想都不敢想，文明以前根本没有的可怕的灾难，随着技术的自我膨胀，一步一步降临我们。所以呢，人类学家提出的所谓的文化寻根，实际上呢它是把过去被我们看不起的认为是原始、落后、野蛮的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重新加以关照，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发现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先知先觉性。
什么意思呢？道家不但最早主张“归根”，主张朴素的生活，还认为，人不但不能胜天，人应该效法自然，应该是自然的学生。在道家的理想中，人口是少比多好。所谓的“小国寡民”，过去被我们看做是太反动了，太不健康了，怎么能小国寡民呢？庄子还说人民要少，但是禽兽要众。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口的少与自然资源的丰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之间的竞争显然就要缓和得多了。对不对，他不用去为了争一个食物，人与人之间自相残杀嘛。可见要解决最根本的社会问题，那么实际上跟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人口的少，自然资源的丰富，而且呢，不要片面地唯科学主义的发展技术手段，以为技术就能解决人类的一切，实际上技术确实大大地加深了人这种理性生物的能力，拓展了人战胜自然征服万物的能力，但是反过来说，地球上今天数以百计的物种每天在灭绝，在这个星球上惟有人类在猖狂，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人和各种生物，自然是一个共生共存息息相关的整体，并不是说所有的物种都灭亡了，只有人还能够生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危机还没有最后爆发，人们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人类学家提出的回顾人类文明走来的道路，重新估价当今人的生活方式，它实际上代表了理性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宏观认识，是对过去的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的一种否定，或者是一种怀疑和批判，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对人类学与文化寻根的介绍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 我想问叶老师一个问题，人类学的视野它告诉了我们人类生存的危机，人类学对人心理是否有治疗的作用？如果有又表现在那里？
答： 人类学从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文化做诊断的，诊断了以后能否治疗，因为这现在是一个有争议极大的问题，谁也不敢说谁有一个灵丹妙药能够拯救，但是呢首先意识到危机，意识到人的现在的生存方式是数百万年以来非常短暂的这一时段所产生的，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甚至，具有危险性。这诊断是过去没有的，没有这门学科以前，人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那么它的这种对社会和文化的诊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治疗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那么进一步地治疗，这当然不是人类学，或者甚至说不是知识分子和学者能够解决的，应该是由各国的首脑政府包括我们看到的在南非召开的地球峰会成员探讨的，这就是第二次全球性的探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什么“可持续发展”，在十几年以前，在80年代我们闻所未闻，对不对？从来没有这样的语汇，这些语汇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进入到了政府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这就说明人类学确实它提供了治疗的必要。再有一点呢，就是因为人类学它关注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也许对人类整体的走向不能够有直接的干预作用，但是它至少对人类不同文化彼此之间的宽容，共存，是有重要的纠正作用的。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民族都把自己看是成优越的，人的代表，其他的人是可以受自己教化或者是被自己消灭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实际上就是在20世纪被人类学纠正了过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尊重每一种文化中的人，不论他的生产力多么低下，科学技术水平多么原始，他作为人，作为在他的那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适应生存到今天，都是一种生物的和文化的奇迹，都有他的真理所在，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去理解，而不能用一个自我中心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我想这也就是人类学对我们思想文化问题最好的治疗作用。谢谢你的问题。
问：我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人类学首先是西方先普及过来的，我们目前我们国家对人类学应该怎样看重，怎样突出呢？
答：你问的这个问题也刚好是今天中国的人类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有个国家领导人，人大常委会的费孝通先生，他是在英国留学，跟的是科班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的，所以说最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家，应该是他。但是呢，他在北京大学没有系，有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他呢，希望把从西方学来的这些知识，应用到中国的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去，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方向。除此之外，我们从事文史哲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也有一种想法，就是把人类学这种广阔的视野，全球性的这种关照，反过头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没有帮助呢？我们从事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尝试用这种方法来解读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像《诗经》，《楚辞》，老子，庄子等。我们也发表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实际上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反观自己中华文化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是说过去关起国门来，限制在单一的我族中心的优越和自大中看不清楚的问题，用人类学的这种比较的，横向的这种透视，往往是一眼就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对我们这个有深远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同那些刀耕火种的原始民族是一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谢谢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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