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0月1日)
精装: 3000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308082563
条形码: 9787308082563
商品尺寸: 26.2 x 18.8 x 17.8 cm
商品重量: 5 Kg
品牌: 浙江大学出版社
ASIN: B009TNB6Q6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册)》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的由古文献内辑录而成的民间故事读本，辑录了数千个重要的民间故事材料，作者为此花费了20多年的心血，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册)》以阅读文本的方式，在上述各代的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典籍以及民间抄本等各类文献中辑出民间故事原文，并大致梳理了该类故事的流变轨迹。所以，此书将会给研究传统文化、民俗学、古典文学、古典戏剧、俗文学以及美学学者带来极大方便，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该书不仅是在大量古籍基础上的钩沉爬梳，还对其中一大批故事作了研究，梳理了这些故事或故事类型的历史演变轨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该书并用了故事主题和故事结构两种分类索引，增加了检索资料的便利，为中国民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打开了有效的途径。该书在出版前已经在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俗研究者中有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套装共6册)》共6卷，依照时代先后，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卷。书后附有两种索引。
目录
序一（刘魁立）
序二（金荣华）
引言
凡例
先秦两汉卷
魏晋南北朝卷
隋唐五代卷
宋元卷
明代卷
清代卷
后记
序言
序1
刘魁立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过对民间故事的全面普查和科学采录。此后相继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市、自治区卷本，汇集了各地区、各民族口头流传的优秀民间故事的忠实记录。这是一笔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并且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讲故事”，或者扩大一点说都有“口头民间叙事”的悠久传统。对中国各民族的广大民众说来，这一传统一直长盛不衰，延续至今。为研究和理解这一传统的真谛，认识民间故事的来龙去脉，人们自然要关心这些优秀民间故事在历史上的形态。也就是说，这些至今还在人们口耳间广为流播的生动故事，当年又是怎样滥觞、萌生、成型、嬗变，或不断兴盛，或渐趋衰落的呢？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去亲耳聆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用口头方式讲述这些故事了。这时候，就不得不用阅读文本的方式，到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里去寻找民间故事传承演变的历史印迹。
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首先是典籍浩瀚，工作难免会管窥蠡测，挂一漏万。其次是材料的鉴别认定也不容易。古人写书，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习惯，有他们的时代局限，许多今人所习惯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分类，与他们那个时候的观察实践和写作实践颇不一致。不过，他们却已经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接触到了那些生动活泼的口头故事，并且对这些故事产生浓郁的兴趣，进一步写成不同样式的文本，保存到了今天。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大笔宝贵财富。这一类文本与当年的口头讲述之间会存在多大的差距，这中间的判断较为困难。今天的学者评估这些资料，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由于多种原因，民间文学界迄今还较少出现全面阐发民间故事的历史状态乃至其演变轨迹的学术力作。
顾希佳先生年轻时曾在基层文化部门工作，在民间文学和民俗的田野采录方面积累颇深，屡有建树。近一二十年来，他又对典籍文献中的古代民间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他在大学执教的有利条件，甘于寂寞，潜心攻关，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努力厘清繁复庞杂的故事发展历史，勾勒出一幅故事演述历史状况的清晰画卷。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艰难的领域里，能够做到如今这样一种规模和程度，确实很是难能可贵。
十多年前，他就和我谈起过编撰这个长编的计划。我们也曾就这个长编的体例和工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展开过讨论。后来，我陆续读到他在古代民间故事研究领域里公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表明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颇有成效。现在读到了这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喜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这个《长编》不仅是原始资料的辑录汇编，在正文后面还附录了大量札记文字。《长编》还附了两种索引，这将会给民间文学界的同仁们在检索同类故事时带来许多方便，也为中国民间故事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打开了途径，从而推进国际对话。
毋庸讳言，学术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典籍无法穷尽，对典籍的鉴别和评价又常会引起争议。如果有可能的话，《长编》还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进一步的修订。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作为一种工具性图书先行出版，让大家能够早日使用它，并且在使用中不断充实完善，自然是最为理智的做法。借着《长编》出版的机会，写下上面这段文字，谨以为序。
2007年6月18日于苏州
序2
金荣华
讲故事和听故事，是人类在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的行为。中国的文字发明得早，因此历代所记录的故事，累积量非常大，这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者的珍贵财产，也是世界民间故事研究者的一座宝库。不过，数千年来中文古籍中所记载的大量故事，是散处各书而又各有依附的，对研究者而言，既不容易知道究竟有哪些故事，也不容易去逐一拣取，于是不免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叹。顾希佳教授的这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则可使大家不再有兴叹之憾。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依照时代先后，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卷，顾教授在上述各代的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典籍以及民间抄本等各类文献中辑出故事原文，并将故事在流变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各种异文作为附录；涉及俗文学的，也列出相关作品名称。所以，此书除了方便民间故事研究者拣取古籍中的材料外，也提供了众多的研究资讯。
此外，这书的另一特色是并用了故事主题和故事结构两种分类索引，增加了检索资料的便利。主题分类是依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员会所订的类目；结构分类则使用国际通行的AT编码，依其编码，可进而检索其他国家的同型故事。
顾希佳教授在1997年和我谈起过《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的全书规划，那时他已经在着手编写了。2004年4月，我到杭州参加会议，在他家里看到了一叠一叠已打好的原稿，印象深刻，很钦佩他坚持不懈的毅力。顾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民间文学家，有扎实的采录经验，有深厚的文献知识，研究著述，成绩斐然。此书是他辛勤了十几年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他对研究民间故事者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要出版了，谨以喜悦之心，缀述数语，亦借以为序也。
后记
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终于要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回想其间经历的漫长过程，不觉百感交集，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今年正好七十虚岁，而这个课题的酝酿，则是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我选译的“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选译丛书”《搜神记》。同年，我的恩师刘耀林先生与我合作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我选译的《搜神后记》。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去注意搜集古代典籍中的民间故事材料了。
我与民间文学结缘，首先要感谢刘耀林先生。那时候我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负责群众文艺创作的辅导。刘先生当时是《浙江日报》副刊的编辑组长，他到海盐来组稿，就认识了我。当时我向《浙江日报》推荐过不少海盐县业余作者的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的修改过程中往往投入了我极大的热情，这些作品后来大多发表了。就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交。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我的兴趣不得不十分广泛，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曲、曲艺、歌舞，都得硬着头皮去涉足一番。后来，刘耀林先生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民间文学，并建议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民间文学领域中来。于是1979年4月我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从此与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十分有幸地认识了国内民间文学界的许多前辈学者和同行，得到了他们的教诲和帮助，而这中间我首先要提到的，仍然是恩师刘耀林先生。
刘先生不仅把我领进了民间文学这个圈子，还经常关心我在民间文学事业中的作为。由于他古典文学的根基颇深，所以曾多次在闲谈中与我说到古籍中的民间故事材料。可以说，我之所以特别偏爱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这个课题，与刘先生的引领是分不开的。
十分可惜的是，刘耀林先生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从此，我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这个课题里的耕耘，就缺少了一位良师益友，常有孤掌难鸣的感慨。
从古籍中钩沉古代民间故事的文本材料，作一番系统梳理，为下一步深入研究作准备，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萌生，当时是得到了刘耀林先生赞许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与我合作，从古籍中挑选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民间故事作品，译成白话文，结集出版，试图引起学界的注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当时我们两人的地位其实颇有些悬殊，他能与我合作，对于后学且又在基层工作的我来说，是怎样一种鼓励，可以想见。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在默默地做着准备，不断扩大阅读范围，去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的古籍。当时我还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要经常下乡，工作任务很重，我的工作性质与阅读古籍似乎毫不相干，我只能见缝插针去做这件事。一边阅读古籍，一边抄录其中被我认定为古代民间故事的那些文本材料，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这件事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许多业余时间都泡在这里面了。1992年，我调到杭州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师范大学），工作条件好了许多，就开始边阅读古籍，边抄录原文，边撰写札记附录一类的文字，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民间传说故事作源流、变异的考辨，渐渐地搭起了《长编》的框架来。
人们常常用“汗牛充栋”这句成语来形容古籍的浩瀚，就一个人而言，这一辈子能读到多少古籍，是谁也不敢夸口的。更不要说还要对读到的古籍作必要的甄别和辨析。认定它们是不是古代民间故事材料，认定它与哪些古籍材料是属于同一故事类型的，那就会更加吃力了。尤其是刘先生去世以后，我基本上是一个人在孤军作战。在这期间，我始终坚持着这个课题，一直舍不得放弃。不过平心而论，对于这个课题的最终结果是怎样一种局面，自己的心里是没有底的。我曾经和民间文学界的朋友们反复讨论过，许多人都觉得这件事挺难做成功。一方面是中国古籍实在太浩瀚了，无法穷尽；另一方面则是一旦把如此之多的资料汇集起来，又有个出版的可能性问题。材料搜集得越多，越难付诸出版。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想做成功这件事真是有些自不量力。也有人建议我组织一个团队来攻关，我又怕将来无法出版，不好向这么多人交代。尽管如此，这时候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件事，实在有些欲罢不能，明知不可为而仍然想为之，最终还是一个人默默地做下去了。
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哪怕这个《长编》始终无法公开出版，我一个人慢慢地做，积少成多，从微至著，总是可以的。那么，做来有什么用呢？我想，至少它可以成为我的“私人资料库”，供我自己使用，可以提供许多方便。我确实也一直在充分地利用着这样一个“私人资料库”。这些年来，我在民间文学领域里陆续发表的一大批学术论文，就非常得益于这个资料库的支撑。2008年，我的学术专著《浙江民间故事史》出版，也得益于这个资料库的支撑。这也是同行们都可以感觉得到的。1998年，我还将这个资料库里的一部分好故事译成白话文，共六十多万字，结集为《东方夜谭》上、中、下三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作为青少年朋友的课外读物，也让它多少发挥些作用。当时我就在想，即使这个《长编》最终也还是无法公开出版，我这么做也值得了。所以说，即使不出版，我也不后悔。
后来，机会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2006年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批准为后期资助项目，并于2007年顺利结题。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接受了《长编》的出版。又经过了旷日持久的反复校对，现在这部《长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今天终于能够与大家见面了，我的心情激动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至于这部书为什么要拖这么长时间，其中的原因也就不需要我解释了。至少我觉得，把这样一个“私人资料库”向社会公开，让别人也能利用它，以减少查阅古籍所带来的诸多麻烦，我就很欣慰了。
倒是在即将出版的今天，我反而有些不自信起来。毕竟这是个大题目，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能胜任吗？管窥蠡测，挂一漏万，常被人当作客套话，我却深深感受到它们的真实分量。家乡有句谚语：“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我是常常要挂在嘴边的。现在年纪一天天大起来，这种感觉也一天天强烈起来。这个《长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憾，我比别人更清楚。如果条件许可，我倒真是希望能邀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来做一做这个课题，把今天的缺憾尽可能地弥补掉。当然，“穷尽”这句话是永远也不敢说的。或者是有年轻学者能接过这个接力棒，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我也很欣慰了。
文摘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是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文本的资料汇编，它不仅可以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而且可以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至于在民间故事史的研究领域，《长编》的史料价值更是明白无疑的。
古代民间故事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是我们的祖先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流播还对我国古典文学、古典戏曲的发展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是古代民间故事的口头流传方式又有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和无法保存性，在对它们进行历史研究时就又不得不依赖于文本。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民间故事里，都有着历史的影子，这些故事所讲述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历史”，难道不可以凭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口头讲述去研究民间故事史吗?我们说，仅仅用今天听到的口头讲述去研究民间故事史是很不够的。就像长江、黄河，今天的河床里积淀着不同时代的沉积物，固然有十分古老的成分，却也必然还会有新近产生的成分。我们要研究长江、黄河的历史，当然需要考察今天的长江、黄河，但是还必须依靠古地理所提供的材料，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民间故事讲述只是“传统的”，却不是“古代的”。古代的民间故事，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已经无法保存当年口头讲述的原貌了。我们研究古代民间故事，虽然也可以参照今天的口头讲述，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当时的记录。这种记录哪怕是有所残缺，也比没有要好。在这种情况下，典籍文本就显得格外珍贵。
笔者关注这方面的工作大约已有二十多年。典籍中的古代传说故事材料分布并不平衡，寻觅和钩沉有诸多困难。一般而言，在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经典和民间抄本这些门类中间，传说故事的蕴藏量都相当丰富。
古代民间抄本，较之经过印刷后出现大量复本的典籍更难以保存，今天还能见到的已是凤毛麟角。保存在少数民族中的这一类手抄本自然更应引起重视。只是限于条件，我们目前还无法大量地利用这一类文献来钩沉古代民间故事。我们知道，民间抄本的作者比士大夫更为接近民间，使得这一类文献中所保存着的口头文学也更加具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历代作家在将他们所辗转听到的口头故事转换成文本形式时，由于在写作动机、文学主张、审美情趣、行文习惯等方面的不尽相同，导致他们手下的文本出现很大差异，其中一些文本离当今民间文艺学所提倡的科学记录有较大距离，但是对他们在保存民间文化遗产方面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工作，则应给予充分的尊敬，对于这种由于历史局限所带来的缺憾也应该有足够的理解。
借着这个话题说开去，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将依旧活在人们口头的故事写成文本的时候，同样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而这不同的做法则又取决于不同的目的。比如说，为了挖掘和保存民间文化遗产，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应该尽可能忠实地记录，设法保持口头故事的原貌；而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通俗读物，让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也能够喜欢这些口头故事，我们不妨做些改写的工作，把传统故事中明显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内容去掉，尽可能从故事的内涵中挖掘出能够引起今天读者共鸣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把故事写得更加精彩一些；再进一步，为了能够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使得一些优秀的口头故事能够更上一层楼，进入文学名著的行列，我们还应该欢迎今天的作家们能利用这些口头故事素材进行再创作。以上三种不同的目的所导致的三种不同做法，最终必将在文本的风貌上出现种种差异。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那么对于在历代典籍文本中所出现的如此复杂的状况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典籍浩瀚，汗牛充栋，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编》难免有管窥蠡测、挂一漏万的缺憾。希望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把《长编》做得比现在更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