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卿

张多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04期
　　一、主攻方向研究特点
　　（一）学问选择。白鸟芳郎教授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民族史、民族学家。1918年出生在东京一个传统的东洋史学世家，祖父白鸟库吉曾担任过日本民族学会的第一任理事长，是东洋史学界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父亲白鸟清也是研究东洋史方面的专家。白鸟芳郎自幼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决心承继祖业，从事东洋史学方面的研究〔1〕，于1939 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事东北亚史专业，并学习过满文和蒙文。在大学期间，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他逐渐对东洋史学这一研究方向产生了动摇，继而转向以华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为主攻方向。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当时属于尚未开垦的状况，在日本史学界以华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白鸟芳郎是第一位，可称之为拓荒者，大学毕业时的论文题目为“汉代对南越的治理”。
　　白鸟芳郎在其学问生涯的初期阶段，在主攻方向上从东洋史转向华南少数民族史，而在研究学科方面，也从单一的历史学跨向历史学与民族学的结合。历经这两方面的转向，大致有下述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白鸟芳郎的祖父、父亲在东洋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对北亚史的研究已颇有建树，硕果累累，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鉴于此，白鸟芳郎认为自己不应一味坐享祖父的余泽，而要另辟蹊径，拓展自己的研究道路。而华南民族历史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华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这一领域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随研究的进展，论题的深入逐渐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对东南亚民族的研究。其二，白鸟芳郎大学毕业后，1942年曾任东洋文库研究部的研究员，由于战争期间，一度中断了研究，但他负责将东洋文库的五十万册书向外县疏散，有了这么一个博览群书并能客观地将自己以往的研究进行一番审视的机会，倍感再向以往那样，用研究东洋史的方法去研究东南亚的民族将是行不通的，而应开拓新的视角，用实证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其三，在对华南民族史的实际研究中，由于这一地区民族文化头绪纷杂、史料缺乏，要想有所突破，仅靠文献资料无法深入，因此白鸟芳郎教授开始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他曾言：“由于这一地带民族迁徙频繁，民族成分复杂，既使是同一民族，随着时代和地点不同，也有着很多不同的名称。以往的文献记载中，比较正确的论著，民族学家的比历史学家的更多，于是我便更加倾向民族学研究。”〔2〕其四， 白鸟芳郎在研究中学习、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新的学术思潮，特别是受德奥文化历史学派著名民族学家施密特、科佩斯、海内·盖尔德伦等人的影响，这几位学者都是研究东南亚民族学方面的权威。1957年白鸟芳郎翻译了科佩斯的《原始民族的世界观》一书，此后与之保持有不间断的书信往来。并将自己在南诏王国方面的研究成果寄给海内·盖尔德伦教授，深得赏识，受邀前往维也纳大学进行共同研究，1958年受聘任维也纳大学客座教授。其论文“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形成”，获维也纳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哲学博士学位。从此迈开了比较正规的民族学研究的步履。白鸟芳郎回国后将所吸收的欧美的学术新思潮进行了广泛地宣传介绍，并开办了“华南文化史”讲座，影响、带动了不少中青年学者，有的学者至今成了日本民族学界研究华南少数民族、东南亚民族的中坚力量而活跃在学术界。正是由于早期研究中这两方面的转向，从此奠定了白鸟教授日后学术成就卓著的基础。
　　（二）主要研究方法。如前所述，白鸟芳郎出身于一个史学世家，有家学渊源的传统，本人又受过严格、正规的大学史学专业的训练，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并且他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广泛涉猎有关华南和东南亚民族的历史文献，及有关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书刊资料，已有了大量丰富的文献史料的积累，加上有着日本人熟习汉字这一令西方学者望尘莫及的优势，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十分注重汉文文献史料的运用，即以史学文献为基础，注重严密地史料考证。这一特点贯穿白鸟教授学问研究的始终，在对华南民族的研究中，大量的论著也以此见长。
　　白鸟芳郎教授自喻为“历史民族学者”，把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与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他对华南民族研究的目的，旨在搞清各民族的系属关系，从其纷繁的头绪中找到各民族历史的原点，复原其文化史。要实现这一总体构想，因资料匮乏而困难重重。白鸟教授在《关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问题》一文中谈到：“……有关这些少数民族的基本的汉文记录或历史文献都太少了，并且既使有所发现，也都是些零星片断的记述，很难用什么方法解释中国南方各民族的形成及其历史。要处理这些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学领域中的现象并了解不同的民族集团，必须采纳其他方法，特别是从民族--历史（ethno-history）的观点去进行研究。”〔3〕“民族-历史”这一术语是白鸟教授早在1960 年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白鸟教授将其解释为：“它是一种综合了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史前史及基于文献历史研究等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而形成的生动的历史人类学。”〔4〕因此白鸟教授认为史学与民族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适合于复现中国南方文化史和民族-历史的。实践也证明，这两者的结合既是白鸟教授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他在学问上耕耘多年成就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华南史研究的价值所在。首先，白鸟芳郎在日本学术界是第一位研究华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开拓者，日本学术界认为在这一研究领域白鸟教授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5〕。 他的研究及教学在日本学术界带动、影响了不少学者投入到对华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中。经过白鸟芳郎教授及诸多学者长年不懈地努力，如今日本学术界对华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进展，一批批优秀论著纷纷问世，并形成一大批老、中、青学者结合的中坚研究力量。可以说在国际学术界，除中国外，日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其次，在战后，日本民族学界有一学术动向，掀起了探究日本民族文化源流的热潮。许多学者论及日本文化的系统及其起源时，常常不约而同提到和华南文化的关系，曾多次召开过有关论题的学术座谈会，并出版过不少有关论著。即从华南基层文化的形成因素来看，有许多是和日本基层文化相同的因素，这几乎是日本诸多民族学家的一种共识。在这们的背景下，白鸟芳郎教授对华南民族文化史的探讨及其成果，不仅仅对复现华南民族文化史本身，对探究日本民族文化乃至东南亚的民族文化都有不同异常的意义。
　　二、实地调查学术交流
　　（一）间接调查。众所周知，日本民族学界在战后较大的一次海外学术调查，即是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而这次调查的整个组织者、领导者便是白鸟芳郎教授。
　　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不是孤立、偶然的，这与白鸟教授多年来对华南民族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虽是间接的调查，但确实是白鸟教授曾多年梦想的一项实施。关于此白鸟教授曾多次陈述过，“我在几十年前就想到中国去……但是照目前的情况，很不容易亲身进到那里，因而对作为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文化之延长的东南亚，特别是泰国西北部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很为重要……而在泰国西北山地居住的瑶、苗、阿卡、傈僳都是在中国文献中不断出现的中国少数民族”〔6〕。“很久以来我就抱着一个愿望，想进入中国的西南，访问汉代的滇国、唐代南诏王国、宋元时代大理王国的故地，试图接触一下居住在那里的民族及其文化，但是现在到中国去进行调查甚为困难……因此才决定到泰国的西北边境地方去……我们是把这一历史背景当作中国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历史的延长来看待的”〔7〕。 白鸟教授在《东南亚山地民族志》序言中也谈到：“我之所以要到泰国进行调查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探讨南诏国问题的过程中，对泰人的古代史和民族迁徙等问题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为了重新编写华南文化史，我曾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致力于研究华南种族集团的系谱……但只靠文献的叙述不易了解他们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的真实情况，所以想对他们中不少已迁徙到泰国北部山区的种族进行调查。”〔8〕
　　日本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家八幡一郎教授也曾言：“白鸟氏之所以进行这一艰巨事业，主要是想用泰国山区各民族的实况，对其三十多年来关于华南各民族所作的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验证。”〔9〕
　　1967年白鸟教授开始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进行初步调查，回国后着手组织准备工作，成立了“上智大学泰国西北部历史文化调查团”，白鸟教授担任团长，还有其他大学、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参加，如竹村卓二教授、江上波夫教授等。调查经费主要是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的资助。历经三次调查：第一次1969年11月--1970年3月； 第二次1971年10月--1972年2月；第三次1973年12月--1974年2月。
　　调查工作主要以位于泰国西北部的山地地带，经营刀耕火种的多种民族为对象，特别以瑶族和苗族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仅对瑶族就调查了十余个村落。对其居住地域的自然环境和村落、耕地、交通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物质文化、风俗习惯、民族礼节等进行了全面、详细、认真的调查。
　　这次调查共拍摄了数万张照片，收集了近两千份民族学资料和许多瑶族历史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大多是瑶族举行祭礼祖先、成年礼、嫁娶、治病、招魂、丧葬等仪式时，司祭巫师所用的祈祷经文。其中还有一部分有关占星术的天文历，观看风水、农事的指南书，都是颇有价值的资料。对瑶族文献的收集，特别是《评皇券牒》的发现，在国际上获得极高的评价。所谓《评皇券牒》是南宋时中国皇帝对瑶族有功的世家恩赏的墨写证券，长达6米。 这次发现的《评皇券牒》上明确记有“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
　　历经多年的泰国山地民族调查，最直接的成果主要有两项：其一将主要调查对象瑶族中保留的汉字文书，成体系地加以整理、解释，出版了《瑶人文书》讲谈社1975年刊行。其二便是关于瑶族、苗族、傈僳等其他山地民族的详细调查报告，即《东南亚山地民族志》讲谈社1978年。《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的刊行，使白鸟芳郎教授荣获日本昭和五十四年度（1979年）的第十六次“秩父宫纪念学术赏”的殊荣〔10〕。
这次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是日本在东南亚民族研究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时间、规模、成果而言均是空前的，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对于白鸟教授而言，则是使其在国际上以民族学者闻名的契机。
　　（二）对中国大陆的调查和学术交流。日本学术界认为近十余年间白鸟芳郎教授与中国大陆的学术交流，是其学问经历中第三次转机〔11〕。以华南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白鸟教授，早在选定华南民族为主攻方向之日起，就与中国南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能亲自到中国进行调查、学术访问，正是圆了其多年的一个梦想，长年的向往终于如愿以偿。下面拟按年代将白鸟教授逐次到中国访问调查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述。
　　1979年11月--12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白鸟芳郎教授作为日本民族学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团长为梅卓忠夫、团员还有铃木二郎、岩田庆治、米山俊直、木村美智子）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云南、贵州、四川、上海等地进行了学术访问和交流。白鸟教授认为这次访问最大的收获是对云南大理、丽江、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访问。有关此次访问、考察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白鸟芳郎“中国南部、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现状和展望”一文〔12〕。
　　1981年12月白鸟芳郎教授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长贾芝教授的邀请，访问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昆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都。1982年4月白鸟芳郎教授作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友会的讲师， 参加了关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龙舟竟赛”民族学研修之旅。1983年5月，白鸟芳郎教授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邀请， 访问了北京、昆明、西双版纳、贵州等地。同年9-10月， 又以日本学术振兴会派赴国外研究员的身份访问了中国。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邀请特意访问了东南沿海各省和湖南长沙各地，参观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村落，访问了杭州、福州、广州、长沙的大学、博物馆和民族学院等研究机构，并在各地举行了讲演会和座谈会。重点考察了畲族、瑶族、苗族的分布、移动路线，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在探索中白鸟教授认为：“苗、瑶、畲三族的形成，是考察华南民族的重要问题，有必要详细加以考察。”此次调查访问的详况可参看白鸟芳郎教授的访华报告〔13〕。
　　1984年3 月白鸟芳郎教授作为日中学术交流访中团的团长巡视了贵州和湖南，主要对苗族和瑶族进行了调查，归途还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1990年4-6月，白鸟芳郎教授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的邀请，前往洱海周边及滇池附近进行历史学、民族学的调查。并在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举行了学术座谈会。在云南大学档案学系与日本亚州综合研究所之间发起了“日中东亚南部民族共同研究会”这一组织。1991年访问云南大学。1992年为进行与云南大学档案学系的共同研究再次访问云南。
　　三、有关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的成果
　　白鸟芳郎教授对中国南方民族的研究及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获得极高赞誉，享有崇高威望，曾担任过日本民族学会会长（1964 年-1967年），财团法人民族学振兴会常务理事、理事长（1977年-1989年） ，东南亚史学会会长（1974年-1976年）等重要学术职务。他在五十余年学海生涯中，业绩突出，著述丰硕。1982年5 月荣获日本国家紫绶褒章。1989年又获国家勋三等瑞宝章，这两者都是日本国对有特殊杰出贡献的人的一种奖励。白鸟教授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多次出席国际民族学、人类学、东南亚研究等重要学术会议，并发表讲演。
　　限于篇幅，在此仅只例举白鸟教授有关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的论著：
　　专著：
　　《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近邻诸民族》（编著）讲谈社1978年。
        《瑶人文书》（编著）讲谈社1975年。
　　《华南文化史研究》六兴出版1985年。
　　论文：
　　“汉代对南越的治理”大学毕业论文。
　　“关于云南蛮族的乌蛮和白蛮及其居住地”《人文》2-1 1948 年。
　　“关于南诏与大理的民族及其遗民、民家的语言系统”《民族学研究》15-3、4 1951年。
　　“在四川省傣族的故地”日本人类学会民族学协会第五次联合大会纪要1951年。
　　“哀牢传的新解释”《史学杂志》60-12 1951年。
　　“僰夷摆夷同族考”《史学杂志》61-12　1952年。
　　“乌蛮、白蛮的住地和白子国及与南诏六诏的关系（之一）”《民族学研究》17-2 1953年。
　　“南诏、大理住民与爨、僰、彝、白族的关系（之二）”《民族学研究》17-3、4 1953年。
　　“在滇缅地域傣、彝两个民族的分布现状和民族移动的推移”日本人类学会民族学协会第七次联合大会纪要　1954年。
　　“从中国西南民族分布看父子连名制的解释”日本人类学会民族学协会第九次联合大会纪要　1955年。
　　“中国西南”《东洋史料集成》平凡社1956年。
　　“关于贵州苗族文化要素的分类”日本人类学会民族学协会第十次联合大会纪要1956年。
　　“父子连名制和爨氏的系谱”《民族学研究》21-4 1957年。
　　“南诏问题研究遍历”《上智史学》3-1　1958年。
　　“中国少数民族瞥见”（1）、（2）、（3）《政治公论》31、32 、33 1958年。
　　“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机构”《上智史学》3-11958年。
　　“南方文化和日本”（与马渊东一合作）《日本文化史讲座》一、《日本文化的源流》明治书院　1959年。
　　“中国少数民族瞥见”（4）、（5）、（6） 《政治公论》34、35、36 1959年。
　　“东南亚史上的中国南部少数民族”《上智史学》4 1959年。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61年。
　　“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形成”该论文获维也纳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
　　“中国西南诸土司的民族系谱”《石田英一郎花甲纪念论文集》角川书店1963年。
　　“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一序文”《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一1965年。
　　“华南少数民族生业形态的分析和类型”《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一1965年。
　　“关于华南非汉民族语言研究的记录”《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二1965年。
　　“东南亚复合文化的性质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一种类型--以南诏王国的形成为中心”《东洋学术研究》五一四 1966年。
　　“中国和冲绳文化的关系”（上、下）《琉球新报》8月30日、 31日1966年。
　　“华南土著民的种族--民族分类及其历史背景”《上智史学》121967年。
　　“从民族系谱看华南史构成试论--以湖广、广西土司为主”金关丈夫博士古稀纪念委员会编《日本民族和南方文化》平凡社1968年。
　　“华南文化史研究序说”《东亚季刊》4 1968年。
　　“华南、东南亚权力构造形成的基础--种族集团和民族系谱”山本达郎《东南亚权力构造史的考察》竹内书店1969年。
　　藤泽义美著《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南诏国历史的研究》（书评）《史学杂志》78-10 1969年。
　　“华南文化史的构成”《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纪要》271971年。
       “评皇券牒和盘瓠的传承--瑶族的种族史和移动路线的记录”《山本博士花甲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　1972年。
　　“在评皇券牒中看到的盘瓠传说和瑶族的十八神像”《上智史学》17 1972年。
　　“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在中国西南部看到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石墓季刊》10　1976年。
　　“民族形成的要素--瑶族的情况”《上智史学》22　1977年。
　　“石寨山文化中看到的斯基泰系文化的影响一种族、民族的交流及其路线”《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民族、文化篇》山川出版社1977年。
　　“铜鼓的形式和纹样的分类--以《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为主”《山本达郎博士古稀纪念东南亚、印度的社会和文化》（下）山川出版社1980年。
　　“铜鼓的来源及其文化史的意义--关于闻宥著《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上智史学》25 1986年。
　　“中国南部、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现状和展望”《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9、10 1980年。
　　“云南、贵州、四川之旅--访问中国的少数民族”《季刊民族学》12 1980年。
　　座谈会“探讨汉文明圈的僻壤”《中央公论》5月　1980年。
　　“华南、东南亚大陆山地民及平地民历史民族学的研究”（序文）《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9、10，1980年。
　　“瑶族的祖先墓修复礼仪及其祈祷书‘安坟墓书’ 一瑶族的宗教与中国民间道教的影响”南山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丛书1 《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1982年。
　　“华南文化史研究和日中学术交流的成果”《上智史学》27　1982年。
　　“畲族祖图‘祖像流芳’”《稻、舟、祭--追悼松本信广先生论文集》六兴出版1982年。
　　座谈会“倭与华南有什么样的关系”《日本和中国一天城专题讨论会探讨民族的特性》小学馆　1982年。
　　“学术交流访中汇报--瑶族和畲族的关系及中国民族学的现状”《上智史学》28　1983年。
　　“学术管见、访中汇报续--畲族探访和以湖南为中心的楚文化的探索”《东南亚--历史和文化》13 1984年。
　　“华南文化史研究片断--越人考读江应梁《傣族史》”《上智史学》33 1988年。
　　“日本及中国神话、传说的构成及其世界观--由占星术家创作的中国神话”《上智史学》34 1989年。
　　“关于华南少数民族研究的问题”《上智史学》34 1989年〔14〕。
　　注释：
　　〔1〕〔2〕〔6〕日本《人类学季刊》第9卷2期1978年， 见《民族译丛》1980年4期。
　　〔3〕〔4〕白鸟芳郎在“第三十一届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见《民族译丛》1984年4期。
　　〔5〕冈田宏二“试论宋代华南的土著民族”日本《中国大陆占文化研究》第九、十期合刊，1980年。
　　〔7〕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在中国西南部看到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日本《石墓季刊》10，1976年。
　　〔8〕〔9〕白鸟芳郎《东南亚山地民族志》序论1978年讲谈社。
　　〔10〕《亚洲诸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白鸟芳郎教授古稀纪念论丛》六兴出版　1990年。
　　〔11〕同〔10〕留学欧洲为其学问上第一次转机，对泰国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调查为第二次转机。
　　〔12〕载于日本《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第九、十合刊，1980年。
　　〔13〕刊载于日本《东南亚历史和文化》1984年13期。
　　〔14〕主要依据冈田宏二“白鸟芳郎著作目录”翻译、整理，《亚洲诸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六兴出版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