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为霜

译者: 许明龙
作者: [法]雅克·勒高夫

ISBN: 9787100034647
页数: 1000
定价: 68.0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2-08-01

白露为霜

雅克·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24页。


引言（雅克·勒高夫）

　　13世纪中叶有时被人称作“圣路易时代”，与充溢着创造精神和如火如荼般激情的12世纪以及深陷于中世纪晚秋深刻危机中的14世纪相比，它较少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路易九世的祖父菲力普·奥古斯特和孙子美男子菲力普都颇令历史学家瞩目，而处于祖孙之间的他却是“最鲜为人知的中世纪法国国王”，此事令人惊异。在美国人威廉·切斯特·乔丹和法国人让·里夏尔的新作中，路易九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对于十字军和东方圣地的迷恋。在我看来，圣路易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人物，他在位的44年中斗争激烈，他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有人把他在位时期称作中世纪的“黄金时代”，其实远非如此。

　　不过，13世纪并非本书的研究对象。书中当然会谈到13世纪，因为路易生活在这个世纪，这是他生活和活动的物质依托。然而，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人，因而只有在有助于展示此人时才谈及他的时代。我在书中虽然不得不提及“圣路易朝”、“圣路易及其王国”、“圣路易与基督教”，“圣路易及其时代”之类，但这些都不是我的主要话题。如果说，由于议论这位圣徒国王而深刻详尽地涉及某一个广泛的领域，那是因为路易九世与腓特烈二世一样，同是13世纪中叶西方基督教世界里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如今被视为近代国家先驱之一的腓特烈二世，其实始终是一个迷恋于地中海文化边界的边际人物，而无论从地理、编年史或意识形态角度看，路易九世在13世纪基督教世界里众多重要人物中占有中心地位。我要为他作传的念头便是由此而来，当然，这个念头事出有因。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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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之前当我慢吞吞地拿定主意，对一个西方中世纪的重要人物进行一番调查，并以传记形式发表调查结果时，我以为，这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并非易事，而且鉴于过去我研究历史的方法，我可能会有身处异乡的陌生感。现在看来，并非易事的预感完全正确，而身处异乡的陌生感则全然没有。

　　并非易事的预感乍一看似乎说不通。近年来传记类著作大行其道，充斥书肆，致使友人以为撰写传记并非难事，只要掌握资料和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便可，而资料通常是能够找到的。我觉得，大多数传记著作的毛病是时代错位，这既表现在过于轻率地应用心态概念上，例如在既无真正的诠释又缺乏考证精神的情况下戏弄人们对于往昔的好奇心，也存在于用词方面；此外，这些著作缺乏深度，往往以逸闻趣事取胜。这些毛病迫使我对历史传记的含义和要求进行思考，最终认识到一个令人生畏的事实：历史传记是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

　　反之，当我以为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时，遇到的却是以前我在史学调查和写作中所面对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当然，传记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方式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但是，传记所要求的不只是史学实践所固有的方法，诸如：为问题定位，收集和考证资料，在足够长的时段内进行处理，以便从中辨识延续和变化的内在原因；使用恰当的写作方法，借以充分题献在诠释方面所作的努力；明确认识研究题材的现代意义，即首先应该意识到研究者与其所研究的问题之间的距离。今天，在历史学的基本——其实也是由来已久的一些问题上，传记以特别尖锐和复杂的方式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了挑战。然而，传记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却往往让我们感到很不习惯。

　　20世纪中期，在年鉴派发起的运动中，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传记史学出现了一段空白。历史学家们或多或少地把此类 012 史学著作让他们同一领域里的老对手——小说家们去写了。马克·布洛赫不但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鄙视这种史学著作形式，恰恰相反，当他看到上述情况时颇感遗憾，大概因为他觉得，传记如同政治史一样还没有作好接受思想和实践更新的准备。新史学创建人之一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曾为20世纪的史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史学是研究人类学社会的科学”，马克·布洛赫就此指出：“这也许是个人在历史中所占的比重缩小得过头了。”

　　今天，西方社会普遍经历着变动的危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这个危机中，正在经历一个对其固有信念进行频繁的批判和修正的时期，我觉得，传记从一些虚假问题的羁绊中获得了解放。传记甚至可以变成一种十分合适的观察台，用以对历史学家职业中的常规和雄心、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局限性和这个职业所需的再定义进行有效的思考。

　　正因为如此，当我把这本书献给读者时，当我明确地告诉读者我究竟想做什么时，我应该就什么样的东西今天算不得传记这一点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正是我碰到的那些钉子让我在一个极端困难的领域里找到了变动中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历史的变动在传记中也许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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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受的史学专业训练使我习惯于着意整体史，因此，当我发现传记要求将传主写成被皮埃尔·图贝尔和我视为“整体化”的主体，整个研究范围绕着这个主体展开时，立即大为吃惊。历史学家在史学知识领域内截取的所有环境和所有领域，如果都集中在一个人物的周围，还有什么研究对象能比这个人物更值得研究呢？纵然企图全面认识一个有争议的个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努力，但是，圣路易既与经济、社会相关，也与政治、宗教和文化相关，他曾在这些领域里行动，他对这些领域的想法值得历史学家分析和诠释。事实上，与其他研究题材相比，这里更需要懂得尊重因资料 013 匮乏而留下的缺损和空白，不要设法重建因圣路易本人或他人的沉默而被掩盖的东西，不要设法填补打碎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断和不连贯之处。然而，一部传记并不仅仅是作者应该知道和能够知道的所有有关传主材料的汇总。

　　一个人物如果能将性质不同的许多现象“总体化”，其原因并非此人比历史学家的其他研究对象更为“具象”。有人已经正确地指出，把“传记的虚假具象”与政治史的“虚假抽象”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可是与其他史学手段相比，传记这种史学手段的目的更在于产生“真实效果”，因而它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这些“真实效果”不完全来自历史学家的风格和写作受罚。历史学家应能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通过适当的“剪接”，把真实性可以得到证实的“真实效果”体现在文献之中。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我们将会看到，圣路易幸运地有一个不同凡响的见证人儒安维尔，此人常令历史学家谓叹：“啊，对，对！这就是‘真实的圣路易’！”然而，历史学家不能因此而轻信。

　　历史学家作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强迫自己首先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文献资料的收集，他对传主的了解希望达到什么程度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文献资料。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有别于小说家，即使小说家对收集他想要如实描写的真实情况十分热心，这种区别依然存在。由于圣路易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所以他与圣方济一样，是我们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多的13世纪人物之一。历史学向来特别关注大人物，但长期以来只是把他们作为个人而给予关注，中世纪尤其如此。可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圣路易因资料丰富而具有的表面优越性，却因人们怀疑这些资料的可信性而被抵消了。这些资料虽然不比其他资料更具撒谎之嫌，却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构的、凭空想像的圣路易。

　　第一个原因在于以往圣路易传记作者们的素质和所追求的目 014 标，他们几乎都是圣徒列传的作者，而且都像撰写圣徒列传那样撰写圣路易的传记，至少其中最重要的几位是此类作者。他们不满足于把他写成一位圣徒。于是，我们便有了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两个新的托钵僧修会笔下的圣路易，此外还有圣德尼王家修道院本笃修会笔下的圣路易；前一个圣路易更像是一位托钵僧，而后一个圣路易则更像是一位“民族的”模范国王。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圣路易国王的资料大多是文字资料，这就为随意加工提供了方便。这些文字资料都是用拉丁文撰写的圣徒“生平”或“传记”。中世纪文学分成不同类型，各有各的规矩。所以，尽管由于13世纪圣徒观念的变化，圣徒列传获得了些许自由，但这类作品依然通篇充斥格式化的记述。我们所掌握的圣路易资料不就是这类格式化记述的总汇吗？我不得不将把主要精力用来评估这些资料的可信度，研究13世纪和14世纪初关于圣路易的记忆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为此不但采用了传统的资料考证方法，还进一步把这些资料作为记忆的系统产品进行研究。我不得不考虑，是否有可能借助资料走近那个不仅将被人们认可，而且从历史角度看也是真实的圣路易。

　　这些“生平”既说明我想做的事是值得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危险。即使“圣徒列传”的故事始终离不开没得和虔诚的种种实际体现，而且通常总还附有一连串圣迹的清单，“圣徒列传”毕竟也是一种历史记载。对于从13世纪的圣徒列传式的传记到20世纪末的历史传记的研究，使我得以审视新近再度搞得纷纷扬扬的叙述史与“结构主义”史之间虚假的对立，所谓结构史不久前也被人称作社会学史或者制度史。可是任何历史都离不开叙述，因为，既然是历史，就必然处在时间和延续之中，因而肯定与叙事紧密相连，而且不仅仅如此。首先，与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许多人的设想相反，叙事不包含任何即时性的东西。叙事是人们力图显 015 示乃至证实的一系列智力和科学活动的结果。因而，叙事会引导出一种诠释，同时也包含有一种危险。让－克洛德·帕斯隆曾指出“任何传记手法所固有的过度追求意义和连贯”的危险。他所说的“传记乌托邦”指的不仅是如下这种危险：以为在不经选择和不附评论的传记性叙事中“没有任何没有意义的东西”；其实，更大的危险是误以为叙事能真实地重现一个人的命运。于是，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在政治现实和象征性现实中握有强权的国王兼圣徒这样一个人物的一生，便会被虚幻地想像成是由他的职务和他最终的完美无缺预先注定的。除了为圣徒列传的作者们提供了启示的那些典范，我们难道不能提供一个由史学观念所推荐的典范吗？乔瓦尼·列维曾把这种典范说成是“集井井有条的编年史、前后一致和稳定的个性、生气勃勃的行动和毫不犹豫的决断”于一身的人。

　　为了不落入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揭示的“传记幻想”的强制性逻辑之中，我尝试了多种办法。圣路易并不是在13世纪的条件下依据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模式，不受干扰地走向他的圣徒归宿的。他造就了自己，也造就了他的时代，正如他的时代造就了他一样。在彼此造就对方的过程中，偶然、犹豫和抉择比比皆是。传记与其他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只能按照我们所知如实地记述，任何想像都是徒劳的。使用一大堆“如果”是写不成历史的。然而我们发现，虽然圣路易本人也相信成事在天，可是在许多场合中，他原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行动。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在服从上帝旨意的前提下，依然可以多中方式对付上帝的挑衅。我试图让读者看到，圣路易的性格是在一连串意外的抉择中渐渐变得清晰的。我经常中断对他生平的叙述，为的是把他在不同时期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交代清楚；这些不同时期各有其标志，它们令历史学家感到困难，我也试图把这些困难的性质交代清楚。他长期与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共同执政，这种双头政权在法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就使 016 得历史学家无法像确定路易十四的登极日期一样确定“路易九世取得政权”的日期。当路易获悉蒙古人长驱直入地挺进中欧，当他因病而濒临死亡，当他从埃及的穆斯林手中获释，当他时隔6年后从圣地返国：他在这些关头都必须作出抉择。他应该作出抉择，而这些抉择在不可预测中合成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最终就是圣路易。我只选取了某几个重要事件，这些重要事件要求他作出的抉择，对此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行使国王职责的日常事务中，在悄悄地、不自觉地和没有把握地为自己最终成为圣徒铺平道路的行动中，圣路易的一生成了作家能够诉诸笔端的一部传记。

　　乔瓦尼·列维说得对：“传记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可以在这里检验行为者们所拥有的间歇的——却是重要的——自由，也可以在这里观察向来矛盾重重的那些规范化体系的具体运转方式。”13世纪中叶的君主制度的性质及其弹性，王权与日俱增的威望（王权虽然变成神授，但远非绝对专制），有效范围极为有限的国王治病魔力，他与时间和空间以及经济（他甚至不知道用什么词指称经济现象）的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圣路易的权力提供了扩张的余地，我曾努力对此作出评估。我丝毫无意掩盖路易这个人物和他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例如，他贪图肉欲和美食，却把控制食色作为自己的理想；托钵僧们的虔敬活动是“惬意的”，而修道院遵行的却是严格的苦修传统；国王的职责要求他有奢华的排场，可他却是一个谦卑的君主，要求自己的举止纵然不是最谦恭的平信徒（译注：平信徒是基督教中没有授“神职”或“圣品”也不再修道院修炼的一般信徒），至少也应是尽可能谦恭的基督教徒；他曾宣称“我比任何人更珍惜生命”，可是他却经常出生入死，时时想到自己的死和已经死去的人；他越来越是法国的国王，却念念不忘地要当基督教世界 017 的首领。

　　一个人一生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任何试图撰写历史传记的作者都会遇到，说实话，这些问题在圣路易身上却犹豫一些特殊因素而有了变化。以往所有为圣路易撰写传记的人都认为，他一生中有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断裂点，那便是参加十字军。他们认为，1254年之前的圣路易如同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虔诚的国王；1254年之后，人们面对的却是一个笃信末世论和严格实行苦行主义的君主，他为自己和臣民获得永恒拯救而不遗余力，力图以宗教和道德秩序治国，并准备当一个基督国王。对路易九世的一生及其治国之道作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听命于圣徒列传范本的要求，这种范本总是试图在圣徒的一生中寻找一个“转变”的时刻，同时也是听命于《圣经》国王范本的要求；圣路易于是被描绘成一个新的约西亚（译注：犹大国的一代明君，公元前640-609年在位）；在《圣经·旧约》中，以重新发现摩西五经并赋予新的意义为转折点，国王约西亚的统治被分成前后两段。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可以用来支持1254年是转折点的说法，因为我认为，那一年路易与迪涅的于格会见非常重要。当时路易从圣地返国，在普罗旺斯登岸，遇到了于格这位传布千禧年思想的方济各会士，他号召在今世实现长期公义（译注：原文为justice，公义是基督教界对此词的通译。在本书中的其他场合，此词又译为司法、公正等）与和平，以此向人们展示天堂的模样。可是，作为国王，他对1239年获得的耶稣受难时的圣物万分崇敬，作为君主，他在1247年派遣稽查员查处贪赃枉法的官员，作为立法者，他在1254年年末颁布“大敕令”，从而确立了道德秩序；这三个时期的圣路易真的大不相同吗？以往为路易作传的人依据13世纪知识界和读书人的习惯，使用了三类彼此交错的论据，避免仅用同一类型的推理，这就使得历史学家在叙述圣路易一生的经历时，能够部分地避免滥用孤证。 018 三种论据中的第一类是权威，即《圣经》和教会的教父，这种权威使传记作者们得以将圣经范本套用在传主身上；第二类论据是属于新经院哲学方法的道理。第三类论据是先例，即给人以启示的轶事，这类论据所传递的是大量格式化的老一套，因而由于在叙述中掺杂了凭空想像的成分而损害了前两类论据的严密性。

　　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虽然资料并未明说，人们得到的印象却是这样的：路易九世本人虽然没有成为圣徒的雄心，他的母亲和他年轻时的谋士们却似乎为此精心作过“规划”，致使他早就打算成为一个理想的基督教徒国王的化身。于是，坚定不移并满怀激情地实现这个计划，就成了他一生的全部内容。不乏才具和机敏的威廉·切斯特·乔丹在圣路易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处于两难之中的国王，他既要忠于国王的职责，又想做一个托钵僧式的虔诚信徒。我与乔丹的看法相反，在我看来，圣路易把自己过人的机智锤炼得出神入化，变成了下意识的行为，因而更加异乎寻常；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机智，在心态上和实际上调和了政治和宗教、注重实际和讲究道德，而这样做时，他丝毫没有内心痛苦。本书还将多次审视这个问题。

　　尽管圣路易兢兢业业地为实现既定计划而奋斗，他那些平铺直叙的传记却依然无法摆脱犹豫、意外困难、懊恼以及与一位国王应有的正直发生的矛盾。伊西多尔·德·塞维尔曾对国王的正直作出明确阐述，他认为，“国王”一词是由“正直地治理”演变而来的。如果说圣路易逃过了悲惨的遭遇，那么，始终萦绕在他脑际的成为理想国王化身的愿望，却为他的传记增添了一种从头到尾令人激奋的不确定性。此外，某些见证不是向我们提供了一面令这位圣徒国王面目全非的镜子吗？

白露为霜

我在撰写圣路易传时并无陌生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快就排除了另一个虚假的问题，那就是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指出其虚 019 幻性的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人仅仅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而这种纷繁复杂同时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天地。只有了解社会，才能观察一个个人如何确立他的社会地位并生活在社会之中。我在以往的著作中研究过出现于13世纪的两个社会集团，其一是商人集团，为研究这个集团，我考察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也正是圣路易遇到过额问题；其二是在前面被我称作“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集团，这个集团除了将他们的上层骨干提供给教会的各个机构，很可能也为世俗政府输送了官员；他们还发展了与教会权力和君主权力鼎立的机构化的知识权力，从而成为第三种权力。路易与这些知识分子和第三种权力的关系比较疏远。我还研究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成员，那就是新近发现存在于13世纪的彼岸世界，也就是炼狱里的亡人和他们与生者的关系。圣路易一直与死亡和彼岸世界的亡人保持着联系。所以，我相当熟悉圣徒国王曾经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的风貌。我甚至能够一一作出标记，指明他在何出留下了正常轨迹，在何处留下了异常轨迹。因为，我与他一起到达了政治权力的顶峰和天堂。

　　我向一个个人靠近，更确切地说，我应该问问自己是否能够靠近这个个人。因为，个人问题一旦引向普遍性的疑问，它就变得复杂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圣路易生活在一个出现个人和发明个人的时代。我在本书中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毫不迟疑地提醒大家，在路易生活的那个世纪之初，人们开始检验自己的良心（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作出强制性规定，每个信徒必须一年一度作口头忏悔），不过，就在那个世纪末，在绘画中出现了个人肖像。路易是不是一个个人？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借用马塞尔·莫斯对于“自我感觉”和“个人观念”所作的正确区分，我认为圣路易具有“自我感觉”，却没有“个人观念”。总之，他肯定是将良心即个人态度变成国王美德的第一位法国国王。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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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在有关传记的调查中再度遇到了历史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即时间问题。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西方处在由机械钟表所统一的时间支配之下。我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发现的时间，最初是以表明多样性的复数形式出现的时间，而今天它已被社会危机和社会科学切成了碎片。圣路易曾经生活在尚未开始其统一进程的时间中，后来他试图在那个处于统一进程中的时间里确立自己的权力。13世纪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只有属于国王的众多时间。与普通人相比，与君主相联系的时间数量更多，他与这些时间的关系虽然受制于时代条件，有时却与众不同；掌权者的时间有其特殊节奏，在使用时间和出游以及行使权力时，莫不如此。掌权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决定时间（国王借助蜡烛的消耗、观察日晷、教堂的钟声和宗教礼拜日期掌握时间）。可是，在撰写传记过程中，我学会了对一种过去不熟悉的时间进行观察，那就是，对于国王和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来说，一个人的在世时间与他执政的时间并不相混。重新计算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路易这样一个12岁当上国王，一生几乎全部都在王位上渡过的国王——的生物和社会时间（即人类学家所说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时间），为编年和断代展示了新的前景。这是政治性较强的那种时间的计量单位，而如果这段时间是首尾均出乎意料的一个王朝的时间——例如圣路易那样的时间，也就是说，这种时间单独属于国王，作为个人的国王随时随地把它带在身上，那么，那段时间就不但政治性较强，而且更加炽烈。社会学家让－克洛德·尚博尔东贴切地谈到过传记时间与历史时间的楔合问题。我曾十分关注的是，在圣路易一生的某一时间中，与13世纪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宗教等时间方面的条件对应，演变的各个阶段及其一般风格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在圣路易所处的时代，经济的长足进步、农奴制度的终结、城市市民地位的确立、近代封建国家建设、经院哲学的胜利、 021 托钵僧的虔敬方式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接近尾声。这些重大事件的节奏以不同方式分割了圣路易的未成年、成年和老年时期，也分割了他1244年患病前后和1254年率领十字军东征前后的各个阶段。这些重大事件与他的行为通常和谐融洽，但有时形成尖锐矛盾，有时则互不相扰。这些事件的节奏有时似乎加快了历史的发展，有时似乎阻滞了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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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用以下三点来结束这片引言。首先，我们不应忘记，无论作为个人或人群，人本身就是他们在幼年和青年时期的知识和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都受父母、师长、老人等年长者的影响，然而，在记忆特别重要或长者威望特别高的世界里，较之于书面记载，年长者的影响更为重要。用于计量时代的圆规早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经打开了。马克·布洛赫说得很对：“人是父亲的儿子，但更是时代的儿子。”不妨说得更确切一点：人既是自己这个时代的儿子，也是父亲那个时代的儿子。生于1214年的路易是第一位见到过祖父（菲力普·奥古斯特）的法国国王，他在许多方面既是12世纪的人，又是13世纪的人。

　　圣路易传记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位国王身后被追封为圣徒。我们将会看到，他的封圣过程充满艰难，致使他迟迟得不到追封。从他去世的1270年到他最终被封为圣徒的1297年，其间长达27年。在这段时间中，力主追封他为圣徒的那些人竭力让他活在人们心中，不让他从见证人和教廷的记忆中消失。这段时间构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后续时期，我必须在他的传记中对此有所反映。这段时期也是对他的一生重新评价的重要时期。

　　由此可见，我想要撰写的是一部圣路易的“整体”史，而我的依据则是他本人的一生、有关他的资料以及这位国王本人及其时代的重要主题。

　　最后，如果真如博尔日所说，一个人直到认识他的最后一个人 022 去世时才算真正死亡，那么，认识儒安维尔便是我的一大幸事。此公虽然不是认识圣路易的最后一个人，却是那些非常熟悉圣路易的人最后辞世的一位。儒安维尔在路易去世30余年后口述了他那部妙不可言的见证录，而他本人则在他的国王好友去世47年后才撒手人寰，享年93岁。我要写的这部传记自然就得一直写到路易的最终死亡。不过，我到此为止，不再往下写了。因为，撰写一部圣路易死后的圣路易传，或者说撰写一部圣徒国王历史形象的历史，这个题材虽然引人入胜，但也许属于另一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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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酝酿本书时，我始终牢牢记住两个先决性问题，它们启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有可能为圣路易撰写一部传记吗？确实有过一位圣徒路易吗？

　　在第一部分中，我写出了为撰写传记所作努力的结果，这部分主要是叙事，顺便谈及路易在他一生的主要阶段中遇到的问题。

　　在第二部分中，我对路易同时代人的记忆的产生作了评述，对于我对“确实有过一位圣徒路易吗？”这个问题给予肯定性回答的理由作了阐述。在第三部分中，我试图进入圣路易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为此我对当时的主要看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看法使路易成为13世纪理想的和举世无双的国王，一个依据其言行堪称基督国王而最终却仅仅获得圣徒桂冠的国王，尽管被追封圣徒已经是极高的褒奖。

　　基于我对传记的结构和观念所持的看法，我在书中大量引用文献。我想让读者看到和听到圣路易本人，就像我自己看到他和听到他一样，因为，圣路易是能在文献中查到其言论的第一位法国国王，当然，在那个时代，国王的言论并非任何人都能听到，更多人只能从文书上读到他的言论。在撰写过程中的不同时刻，我还根据为了理解传主而先后采取的一些措施之所需，重新研读了某些文献并重新考虑两段某些问题。收集反响是我接近传主的方法之 023 一，而之所以采用这种写作方法，当然是力求写出一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圣路易，让读者能认识这个圣路易。我衷心希望，读者在陪伴我进行这项调查时能感到某种兴趣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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