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极权主义？
(陶东风的Blog 2009-06-18 23:04:55)
《意识形态与恐怖》节选自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第十三章，在本书于1951年初版中并没有这章。这章是在1958年的再版中加上的并取代了出版的那个阿伦特自己认为“不像结论”的“结语”，因此本章可以独立成篇，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集中的理论概括。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开始提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极权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统治形式，比如专制、暴政和独裁。这是理解阿伦特极权主义起点和关键。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绝非只是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等传统统治方式的“军火库”中借取一些方法、手段和工具。相反，存在一种极权主义政府之独特本质的东西，这种统治形式建立在一种基本的人类经验上——现代人的孤独、无根性和多余感。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极权主义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意义，因为极权主义与现代性之间存在并非偶然的联系。
阿伦特批驳了极权主义是某种现代暴政形式的观点。所谓“暴政”，就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府，其特点是权力只属于一人（暴君），他任意滥用权力，而且以恐惧作为行动原则。但阿伦特认为，守法和不守法这种传统的用法来解释政府形式的标准，在极权主义这里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极权主义声称自己严格地、毫不含糊地遵守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和历史法则（laws of History），而一般意义上的实在法（它是我们通常所谓“守法”“不守法”的依据）一直被认为都是从中产生的，是低一级的法律。这样看来，极权主义远不是任意妄为，而是比以前任何政府形式都更听从这种所谓“超人类”的法则。这样，极权主义自认为它对成文法的蔑视，似乎就具有“更高形式的合法性”。这样，极权主义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但又不使自己陷入无法无天、任意专断的传统专制状态。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法则。
接着阿伦特集中解释了极权主义的法则与成文法的根本差别——它的运动的法则（laws of moment）。无论是自然法则还是历史法则，都不像成文法那样是对人的行动进行制约的稳定性力量。极权主义的法则本身就是运动。大写的“自然”和“历史”都不再是针对尘世之人的行动的稳定性的权威之源，它们本身就是运动。这个运动发展的动力究竟被称作“自然”还是“历史”倒是次要的。如果说，成文法是一种稳定力量，法律的价值在于为人的行动提供一个限定性框架，以免其走火入魔；而极权主义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则正好相反，它自认为高于成文法，这就为人们恣无忌惮的违法行为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这样，在法西斯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法则”这个术语本身改变了含义：从原先表达一种稳定性框架，变为表达运动本身。由此决定了极权主义必须为了自己的运动而无休止地寻找“劣等种族”或“阶级敌人”以便使自己的“清除”“灭绝”运动持续下去。
这就导致了无所不在的恐怖。恐怖正是极权主义政府的根本特征之一。阿伦特认为，如果守法是非暴政政体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恐怖是运动法则的实现，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得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能够畅通无阻，不受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的阻扰。正是这种运动选出了人类的“敌人 ”，恐怖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对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的“客观敌人”的清除。假如法律就是某种超人类的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就是合乎法律的（lawfulness）。这种根据它自己的法则无休止继续下去的运动视人的行动能力以及人的自由为天敌，后者是由人的出生由此带来的开新能力保证的，因此，极权运动和恐怖作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不仅清除任何特定意义上的自由，也要清除自由的源泉，即人的出生这个事实所赋予的开新能力。运动及其伴随的“恐怖的铁条”还摧毁了人的多元性，把诸多的人变成一个大写的“一”。
正是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的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使得极权政府不可能遵守成文法。假如法律被理解为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量，那么，法律就为行动设定了界限，既不扼杀人的行动能力，也不让让放任自流。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其让人迷惑费解之处，就在于它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从来不告诉应该做什么；而如果一种政体的本质就是永久的运动，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守法。法律是消极的，行动是积极的，不守法的行动——比如“文革”——和只是守法而不行动或为了守法放弃行动都是不可取的。前者是政治狂热后者是政治冷漠。行动不仅要守法，而且要受到原则的指导，这些原则在君主制中是荣光，是共和制中是美德，而在暴政中是恐惧，但是对于一个本质就是恐怖的政体而言，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指导原则，不管是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作为代替，它在公共事务中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原则，这个原则根本无需人类的行动意志，只诉诸对于运动法则的狂热需要，恐怖即根据这种运动法则而发挥作用，并由此使得一切个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恐怖。
文章的第二部分进入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阿伦特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从一个单一前提出发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其信奉者信以为真的各种主义”。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没有被发现，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意识形态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对哲学而言，各种观点是自己沉思的对象，对科学而言，各种观念也只是解释和陈述的对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则不是，它只是为了解释所谓的“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利用了各种观念。意识形态混淆历史事件和观念逻辑，认为事件之过程所遵循的法则，就是事件之“观念”的逻辑展开的法则。意识形态伪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秘密，其依据就是它们的各自观念中“内在逻辑。” 因此，意识形态对经验、现实以及“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历史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推断的东西。历史运动和观念逻辑被认为是相互对应的，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逻辑发生的。在逻辑领域里，唯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 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以致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并通过纯粹辩论的方法（the manner of mere argumentment）得出结论，借此强迫心智接受这套思想路线。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一个新观念（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前提而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结论）所打断，也不会被一种新经验所打断。意识形态总是假定，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的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一切事物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之中得到了理解。阿伦特认为，牺牲哲学思想的必要的不确定性换来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的全盘解释，其所冒的危险不仅仅是跌入非批判性的假设，而且是为了逻辑的外衣而交出人的思维能力中内在包含的自由。
接下来阿伦特具体论述了意识形态的三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热衷于对总体解释的诉求，许诺自己可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做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的可靠预言。第二，通过上述这种能力，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这些经验刚刚发生过。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坚持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控制事物。第三，为了让思想从经验中解放出来，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把事物全部组织进一种绝对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从不加反思地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内根本不存在。其推论无论是逻辑地还是辩证地展开都包含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意识形态论证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要素——运动要素以及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出来的要素，这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其次因为一旦确定了意识形态化论证的前提和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化思维，现实也不能教给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化论证。比如谁要是同意存在“垂死的阶级”这种东西，但是又不得出杀死他们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清除“不适宜种族”的结论，那么这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
极权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强制力量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创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心智对于逻辑的臣服，这种臣服就像一个永不休止的过程，人依靠这个过程以便产生他的思想。通过这种臣服，在他向一个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运动自由时，它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在自由。自由作为一种人的内在能力，与开始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begin）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任何逻辑和强有力的推论（cogent deduction）都无法控制开始，因为逻辑之链以前提的形式而预先假定了开端。恐怖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随着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与其相同，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也必须被调动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为人类最自由、最纯粹的活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以下的意义上才能太平；它能调动人自己的意志力，以便迫使自己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既不知生，亦不知死。
一方面，极权恐怖的强制性力量用它的铁带迫使由孤立的人所组成的大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使每一个个体在它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其他人。这两种强制性力量是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的，以便开启和保持由恐怖所统治的那种运动。正如恐怖——即使是前极权的暴政形式的恐怖——败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意识形态思维的自我强制性也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失去了和伙伴们的联系，也失去了与周围现实的联系的时候，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就绪了；因为在失去这些联系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即经验的现实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别（即思想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
第三部分探讨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极权主义是以什么样的基本人类经验为基础的？极权主义政府的独特之处是以恐怖为本质、以意识形态的逻辑性为行动原则。在以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意识形态与恐怖的这种组合。
第一种基本经验是孤立（isolation），意为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无法实施政治行动，也无法产生政治权力，因为权力“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孤立的标志就是无能、无力的。这是一切专制政府的特点，特别是暴政的特点，但还不是极权政府的根本特点和基础，它只是极权主义的预备。阿伦特强调，孤立虽然意味着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人的行动能力被挫败，但并非人际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人类一切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制作能力和思想能力都尚未被触动。极权社会的特点是这种私人生活空间、经验能力也被彻底摧毁。与后者伴随的就是阿伦特说的孤独。孤立与孤独不一样。孤立者不一定孤独。孤独是一个人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经验，这种人或许并不孤立（处于人群之中）。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但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的人，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孤立起来，暂时离开政治领域。制造（物的制造）一方面与行动有别，也与单纯的劳动有别，它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切的孤立状态下进行的，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状态中仍然与作为人工制品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制作活动也被摧毁，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不能忍受。当一切人类活动都转变为劳动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在这种状况下，只剩下了纯粹的劳动努力，即维持生命的努力。这个时候孤立就转化为了孤独。人不仅在政治行动领域失去地位，而且被物的世界抛弃，暴政就变成极权。
虽然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领域，但孤独却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不仅摧毁公共生活和人的政治能力，导致人的孤立，而且不满足于此，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把自己建立在孤独上，也就是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经验上，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因此，孤独极权政府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和逻辑性的基础，这种孤独经验还和无根性和多余性经验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无根性和多余性已经成为对于现代大众的蔑称。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它造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多余则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以成为多余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阿伦特强调了孤独是一种与公共世界、与他人的交往的中断，是的丧失，是共同感觉的丧失，使人感到自己是多余的。
阿伦特还区别了孤独经验和独居（solitude）的差异，独孤是在与他人共处时才最尖锐地表现出来。孤独之人发现自己被他人包围，但是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相反，独居之人虽然独自一个人，却可以“和自己在一起”，“和自己谈话。”一切思维都在独处中进行，是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但这种二合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胞世界的联系，因为他们在自我中得到了代表——这个自我就是我的思想对话的对象。独处的问题是这种二合一（的思想对话）需要他人，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任何特任的身份混淆。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所有其他人抛弃的单个人。
重要的是，受到孤独、多余的经验支配的人很容易被一种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力量或所谓的“自明之理”俘获，后者似乎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唯一可以依靠“真理”，在孤独状况下，自明之理就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且开始具有“生产性”，开始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这样，孤独、多余的经验与意识形态之间就有了一种并非偶然的联系。在非极权主义的世界，孤独只是一种不常见的边缘经验，而在极权世界则变成了大众的日常经验。在孤独、多余者看来，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无休止的运动过程可以使自己免于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因此充满了诱惑力，这是一种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像被老虎钳紧紧抓住”的辩证法的“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可以依靠的世界里的最后支撑物。这种“内在强制”似乎能在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实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一人独处时，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与极权恐怖的铁带结合为一体。如果说在暴政之下人们如一团散沙，那么，在极权社会，这些散沙般的人群则卷入了意识形态和大众运动的“沙尘暴。”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领域就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尘暴的威胁。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对最坏之结果的逻辑-意识形态的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隐藏着摧毁一切共处的人类的原则。在描述了这些可怕的景象之后，阿伦特最后把希望寄托于她的独特的存在论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唯一的“神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