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
胡文辉
东方早报 2009-5-24 1:28:23
陈君葆交游广阔，数百万字的日记涉及政治时事与知识分子甚多，史料价值不低；
我觉得，他有点像吴宓，堪以传世的，将是其日记而非著作。
《陈君葆书信集》
谢荣滚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11月第一版
691页，320.00元
《陈君葆日记全集》
谢荣滚主编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04年第一版
自余英时先生八十年代初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以来，陈寅恪在1949年的去留问题，久已成为学林一大公案。余先生修正后的看法是：“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推测了。”（《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我在《陈寅恪诗笺释》中综合陈诗及同时代人的旁证材料，也支持了余先生的结论，我以为“陈氏当曾有过去香港大学之念”，只是因为港台政治形势不明，“居易行难，陈氏最后才选择一动不如一静……陈氏最终决定留下，绝不等于他原来未考虑过出走”。
如果说，这一结论尽管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但仍是推测的话，那么，决定性的证据现在已经出现了。
陈寅恪有赴港意图的新证据
谢荣滚先生主编的《陈君葆书信集》，公布了香港文化人陈君葆的往来函稿，作者包括许多现代文化名流——如柳亚子、金应熙、郑振铎、叶恭绰、容庚、冼玉清、徐伯郊、曹聚仁、宋云彬、商承祚、李镜池、袁同礼、蒋复璁、简又文、黄炎培、许地山、张元济、郭沫若等等，其中最值得讨论的，当数两封前所未见的陈寅恪书信。
第一函似由旁人抄录，内容如下：
季明、君葆先生同鉴：近来时局日紧，将来广州情形如何尚不得知。弟于万不得已时，或有赴港一避之举，然决不轻动也。惟闻香港当局颁布一规则，将来入港境者须预先请求许可登记，并有于本月十五日以前截止之说。此项传闻不知确否，但为预防万一起见，兹将像片四张附上，敬请代办。将来入港境之手续，若非有家庭及亲戚在港不可者，则弟无家庭在港，只有曾昭伦夫人俞大絪女士，系弟之亲表妹，现在香港师范学院任教，亦两公所熟识者也，或可引为亲戚之一例证。倘若有其他方法，亦请代图之……
收件人之一的“季明”即马鉴，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此函末署“五月十日”，从时局背景推测，当写于1949年，其时广州仍在国民党政府治下。检陈君葆日记，未见收到此函的记录，故疑信函当是先寄到马鉴处，以后才转给陈君葆保存。不过，陈君葆同年日记8月23日有另一则记事：
一位姓邓的来说，陈寅恪先生有几十件行李要搬到图书馆来，问我能否接纳，我说若在二十件以下倒还可以，太多不成。我有点疑惑并不是完全陈的东西，因此我问为甚么不见有寅恪信来，他说信快要来了，但我有点疑惑。（《陈君葆日记全集》）
陈君葆系冯山平图书馆馆长，这里说陈寅恪想将行李寄存在那里，是否可靠呢？陈君葆日记1951年9月间又有这样几则记录：
[3日]今日到图书馆略看看各处情形后，即往访季明，他说寅恪太太应向沙面英领事处去申请，在港办手续万分困难，绝对不会成功……于是最后我提到寅恪先生的太太要来港取东西一事，他（梅洛）欣然答应为写信到移民局请取入境证……
[8日]梅洛写给移民局为陈寅恪太太申请入境证的信的副本，今日交了一份给我，我怕陈太太等急了，便将原封转寄给她，备万一的用处。信刚写好待封寄，寅恪的女儿小彭来了，原来她是五号来的，这样我便交代她自己去检查行李等东西，一面也依旧把信寄发，因为也许陈太太自己要来一趟。
[14日]陈小彭来图书馆要回寅恪先生的东西。
以上所记，当是陈氏夫妇确定不离开广州之后，欲至港取回此原寄存的物事；有此为证，则1949年寄存行李一事自是可信的了。再加上新披露的陈寅恪请求代办入港许可登记一函，两事互证，足见陈氏夫妇为了预防万一，的确早有避地香港的准备。——等到中共军队进据广州后，陈夫人害怕共产党，故仍想迁港；而陈应以为局面未至“万不得已”，故不愿“轻动”。夫妇间小有勃蹊，而最终夫唱妇随，这才有了陈寅恪在岭南的“最后二十年”。至此，关于陈氏的去留问题，我以为已尘埃落定，不必再作争执了。
陈寅恪与进口药物
第二函当系唐筼代笔，以陈氏夫妇两人的名义寄发，主要说明购药事，内容如下：
君葆先生大鉴：尊函昨日始由冼玉清女士交到。盖学校正在院系调整紊乱中，新邮差同志将尊函放在收发处，迟迟无人过问，幸冼女士见着持来舍下，以致久不知详情。关于所带之药品及墨水笔两支，昨由梁君面述经过情形如下：药品因扣压海关很久，俟得到医生证明书始发还，但罚款100/100，因无证件入口之故也。墨水笔事上税每支17万圆，共34万。……今将墨水笔置于弟寓，俟叶先生来取。……弟等因院系调整关系，自动让出前住之三层楼房，而迁入东南区一号二楼，只一层楼，比较紧凑。近日大寒流到穗，天气骤冷，为数年来未有之寒冷，香港不知如何？今年文学院学生增多，上课仍在舍下，历史系学生弟班上亦多过往年，大约廿余人。组织只要寅恪开一课，此亦照顾之意也。今年所开之课为“唐诗证史”……
此函末署“十二月四日”，是哪一年呢？检读陈君葆1952年日记，有如下记录：
[10月20日]岭大同学梁受洪持寅恪的名片来见我，问伯郊（徐伯郊）为买的西药。我只好着他星期四来，因为仓卒找不到伯郊。
[10月23日]午间梁受洪来，把昨天老徐交来的几种西药给了他带与陈寅恪。
[11月21日]得启芳十九日的信，梁受洪竟“迄今未见”，怪异之至，难道他不是陈寅恪遣来的，一想起来有点着急了，立刻写信去问陈寅恪。
[12月9日]汇了拾二万元去给陈寅恪，还他为垫支墨水笔的税款。得陈寅恪的信，即复。
两相对照，合若符节。信中的“梁君”，即日记中的“岭大同学梁受洪”；信中的“叶先生”，即日记中的（叶）启芳。信中所说的墨水笔，是顺带捎给叶启芳的。这就意味着，此信写于1952年底。
由信件中提到“因院系调整关系，自动让出前住之三层楼房，而迁入东南区一号二楼”云云，可附带解决一个小问题。据陆键东先生所述，陈寅恪到岭南大学后，先后住过西南区五十二号（九家村）、东南区十号、东南区一号（二楼）；但陆先生谓陈于1953年夏搬入东南区一号（《陈寅恪的最后20年》，页 66），今观陈氏此函，则陈搬入东南区一号实在1952年。陈原住的“三层楼房”，当即东南区十号；新搬入的东南区一号（原麻金墨屋一号），也即今日的陈寅恪故居。
陈寅恪托陈君葆等购药事，在后者的日记还有不少：
[1951年12月14日]得到几封信：（一）陈寅恪的，托为购药……
[1952年6月24日]陈寅恪来信，嘱为买Vitamin B Complex，不含Vitamin C，指定要柏克·戴维斯公司的，并且要大瓶的，要多带。
[7月21日]马先生交来的五瓶维他命丸，今日交了给罗慕华托人转带往广州陈寅恪先生。
[1953年4月3日]给陈寅恪函告诉他已见到吕惠淞、何汝静同学。但药物伯郊未交代过，所以只由同学们替他买。
[10月18日]……我们由他指示地点往找寅恪，寅恪夫妇均抱病，大家都向我们诉说他们几个孩子的不良状况……因此寅恪交给我的事情又是买药了。按重要性计分数种：（一）Vitamin B Complex in Capsules，多购；（二）Corpus Lutaum Tabs，200 粒以上；（三）Rutini，治血压药；（四）治心脏病药Digitalis Tabs。他说，事可托伯郊，钱则仍有些美金存季明处。
这些记录虽然凡俗琐细，但也可见陈氏日常生活之一斑。且药物一类事情，今日时过境迁，似不足道，而在陈的私人生活史上却是大问题。——试观鲁迅、周作人兄弟，其日记不约而同的琐屑，主要都是记世俗生活的流水账。文化名流本有其庸常琐碎的一面啊。
陈氏服用进口药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时；陶铸对陈的优礼，就包括为他到香港购买药物（参《陈寅恪诗笺释》，下册页696-699）。“文革”开始后，唐筼在致广东省委驻中大工作队的信中还为此特意说明：
有人出大字报说“陈寅恪非外国药不吃”等，殊与事实不合。大多数药物皆本国产品，只有少数进口药品是医生所处方的。至于高单位（非常服）维生素类及水解蛋白等皆系自备，或朋友所赠送者。最珍贵一种药品（Nilevar）也是由医生处方，是陶铸副总理赠送的，并不常服，每年冬季始服一段时间。（《陈寅恪集·书信集》）
观此，我们才能知道“寒柳精神及文章与药及外国之关系”也。
陈寅恪晚年言行片断
此外，陈君葆这一时期的日记有关陈寅恪的记录还有若干，亦可补证陈氏生平事迹，今选录其中较重要者，稍作分析，以供好事者参考：
[1951年8月31日]乘南郊线往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谈甚久，他并陪我往古物馆去找冼玉清。……寅恪无意于入京，他以为重回清华未必得如现在岭大所住那样宽敞的房子，而岭大也的确待遇他不坏，这在许多人说是陈序经在那里弄手腕。姑无论如何，若强寅恪入京反不如任其在岭大之为愈耳。寅恪的短处也许是他的长处！
[1953年10月18日]关于寅恪自己的事，他把十月七日郭沫若拍给他的电报，并他的复电给我看。科学院是聘他担任历史研究院的中古史一部分的领导，并约他为明年春出版的史学杂志一类刊物的头一期撰文；他复电坚决地推辞赴任，理由是病，但推陈援庵继，这态度似乎很难说得过去。但我想了一下，又不便对他提出甚么意见，同时也怕一旦辩论起来激起他生气更不方便，再则我也不是为中央作说客，非与他天天见面，更何从谈到劝驾呢？自然，我也愿意寅恪能到北京去，南方岂是他税驾的地方！
[1954年8月25日]早饭后到中大去访陈寅恪……我问他为甚么不到北京去，他仍是以前的理由，说到那里没有较宽大的房子，不能静养，病便要加剧了。这理由仍太牵强，难道他到京，他们不会给他在颐和园养病么？
这几条记载都可补充说明陈寅恪谢拒北返一事（参《陈寅恪诗笺释》，上册页378、下册页520-522）。陈寅恪以居住和疾病为由应答陈君葆，自然未真正袒露其心事。我想，或因陈君葆左倾亲共，而陈寅恪知其政治立场，虽相交而未相契，故不如虚与委蛇、点到为止吧。
[1951年12月2日]致寅恪先生函：“得读大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若有所感，欲就剖疑，道阻未易言也！虽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然事之演变则有其不变者之逻辑在焉，若执彼以例此，疑或过当耳。”这话我想不提起，然卒不能！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陈氏《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是借古喻今，比拟中共向苏联“一面倒”，并寄希望于中共像唐高祖一样“初虽效之，终能反之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显然，当时陈君葆也看出了陈寅恪的微意。但以陈君葆的思想倾向，想必不能认同陈寅恪将社会主义的苏联比作侵略中国的突厥，也不会相信中共会在政治上反其道而行，故忍不住有“执彼以例此，疑或过当”之语。
关于马鉴、陈君葆其人
马鉴、陈君葆二氏，抗战时都供职于香港大学，陈寅恪当是执教港大时跟他们相识的。关于他们的事迹及与陈寅恪的关系，现仅就所知，略述一二。
陈君葆（1898-1982），广东中山人，1934年受聘于香港大学，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教师，香港沦陷时期守护藏书及档案有功；五十年代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多次返回内地访问，并对外宣传共产党中国的成就。其作品已刊者有《水云楼诗草》（广东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陈君葆诗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陈君葆文集》也在编辑中。大致说来，他主要从事图书馆和教育工作，自身在学术和创作方面成就平平，然交游广阔，数百万字的日记涉及政治时事与知识分子甚多，史料价值不低；我觉得，他有点像吴宓，堪以传世的，将是其日记而非著作。至于他与陈寅恪的交往，罗孚曾写过一篇《陈君葆与许地山陈寅恪》（收入《追忆陈寅恪》），兹不再述。
马鉴（1883-1959），字季明，浙江鄞县人，二十年代与二兄马裕藻（幼渔）、四兄马衡（叔平）、七弟马准（太玄）、九弟马廉（隅卿）并称北京学界的“五马”；1937年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至1942年转赴内地，任成都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曾任文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燕大校长。陈寅恪稍后也到燕大执教，两人再次成为同事。当时马氏有言：“陈寅恪是中国的国宝，政府没有保护他，现在燕京来保护他。”（据车吉心主编《民国轶事》，第九册页 3601）我手头有一本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单行本，1945年由燕大哈佛燕京社作为“中国文化研究丛刊”第一种出版，其封面即由马鉴题笺，可见两人关系的密切。据冯衣北所了解，陈夫人1950年独自赴港，就是借住在马鉴家（《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前引陈君葆日记又提及陈寅恪“有些美金存季明处”，皆足见两人交谊之深。
众所周知，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寅恪曾流寓香港数年；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氏一家复转返内地。陈君葆日记1942年5月1日即记当日情状：
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圕（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到了1949年国共鼎革之际，与1937年相比，情势虽异而有同，陈寅恪也再度萌生流寓香港的念头，于是又给马、陈二氏去函求助。只是到头来，一念之差，终未成行，“今生死无重见之缘”一语，竟成谶语。他跟香港的缘分，也终于“他生未卜此生休”矣。等到后来尘网渐紧、运动不断之时，追想前缘，则其感慨为何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