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場民 主 運 動，都是整個社會集體學習的過程：學習如何處理自己與『他者』的關係，學習差異之中的容忍甚至於尊重，學習每個人權利與義務的界線，學習每個個人的人格尊嚴究竟何指。台灣的太 陽 花 運動，以至香港的雨 傘 運 動，也應如是看。」在陽光燦爛的深秋，中央研究院的錢永祥先生，又一次站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對着二百多位同學，如是說。旁邊坐着的，是專程從上海趕回來做評論的梁文道，以及特別從台北趕回來做主持的我。
說起來，從2011年起，這已是連續第五年，我在這個古雅典式的廣場籌辦哲學講座。我最初的構思，是要善用這個位處中大山巔的公共空間，每年做一場嚴肅認真的思想討論，實踐一種公共哲學的理念。當年第一場，就是以博群大講堂的名義，請來錢先生和梁文道，以「動物倫理與道德進步」為題展開對談，吸引數以百計的同學，大家從下午四時半的陽光普照談到中間的暮色四起再到入夜的水塔燈亮，整個山頭都是哲學思辨的氣味，為我在中大多年所未見。從那之後，在圓形廣場辦講座做論壇，遂漸成傳統。
錢先生這次回來，討論主題是「公共文化：哲學的實踐」，為的是紀念《二十一世紀》創辦二十五周年。《二十一世紀》由陳方正、劉青峰、金觀濤等在1990年創辦，並得到高錕、余英時、金耀基、楊振寧等大力支持，堪稱九十年代華人社會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刊物。在那個萬馬齊瘖的時代，雜誌成為最重要的公共平台，讓海內外知識界不同觀點的人在這裏自由辯論，引發思潮，共同為了中國文化的建設而努力。還記得當時我正在中大讀本科，每到出版日子，總是第一時間捧讀，如饑似渴地吸收新知。有時在校園碰見金劉夫婦，我更是遙行注目禮，內心有着無限敬意。我沒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後，我不僅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作者，更成為它的編委，並和陳方正和金觀濤先生等結成忘年交。
有意思的是，錢永祥先生不僅是《二十一世紀》編委，同時也在2006年於台灣創辦《思想》雜誌，經過近十年耕耘，幾以一人之力，將其辦成華人社會另一本質量最高的雜誌，而且視野開闊，不僅關心自由主義、政治儒學和社會主義等傳統議題，也關心動物保護、死刑存廢和女性權益等社會議題，更關心香港和馬來西亞最新的政治發展。可以說，八十年代的《讀書》，九十年代的《二十一世紀》和今天的《思想》，都是具標誌性的刊物，在公共文化上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我有時覺得，觀察一個城市一個國家公共文化的成熟程度，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讀它最有影響力的刊物，因為那裏往往匯聚了那個時代最有想法的觀念人。
什麼是公共文化？就是一個社會的公民在公共領域就公共議題通過公開的書寫、論述和行動而形成的文化規範。人不能離開觀念來理解世界，也不能離開價值來指引行動，而觀念和價值必然來自我們活在其中的文化。我們一方面從文化中攝取養分來理解自我，賦予生活意義，並對公共事務作出價值判斷，另一方面也在參與過程中塑造和豐富文化的內涵。換言之，我們既受文化影響，同時也在影響文化。
公共文化的形成，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它是集體性的。它不是個體的單獨創造，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裏面有個知性傳統和道德資源持續累積的過程。第二，要達成這種累積，它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包括言論、思想和出版自由，活躍的公共空間（報紙、雜誌、沙龍和大學），以及彼此寬容和尊重多元的公民德性。第三，它是反思性的。它不是對既有觀念、制度和習俗無條件的被動接受，而是關乎不同主體對人類生活的詮釋、建構、批判和證成。反思的廣度和深度，直接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活力。最後，它是規範性的。公共文化中的各種論述不僅在描述社會現象，同時也在應然層面，基於某些原則和理想，對世界提出各種正當性要求。由此可見，一個社會的生活品質和道德水平，和我們的公共文化密切相關。
正是基於以上理解，錢永祥先生當天才特別強調，哲學人在公共文化建設上，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因為哲學人理應具有的精神面貌，包括對理想的堅持，對超越的渴求，以及對觀念和價值不斷反思的態度，恰是公共文化的承傳創新所必須。確是如此。錢先生從青年時代起，即已辦報紙辦雜誌，參與學運社運，從事理論建構和學術譯介，歷數十年而不輟，誠是在這個時代盡了哲學人的本分。 
（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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