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月24日 08:58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21日4版） 作者：孔令远
汪宁生先生（1930.5—2014.2）多年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兴趣在于搜集民族志材料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考古学，其研究范围和方法论与欧美流行的民族考古学若合符节，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开一代风气之先，得到学界的广泛推崇。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把汪宁生对八卦和骨卜的研究称为中国民族考古学上“最好的例子”。
民族考古学在中国有着自己固有的传统。中国古代学者常运用类似民族考古学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五四以后，新学术倡导者蔡元培首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民族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汪宁生等一批考古工作者参加民族调查，发现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考古发现的遗存遗物相类似，曾加以报导并联系考古材料加以讨论，这可视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开端。
汪宁生先生在开创中国民族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可约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为利用民族学材料对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如,《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利用国内外普遍存在的多人二次葬习俗对仰韶文化母系说的观点提出质疑；又如,《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运用丰富的民族学材料说明远古时期大型房屋有各种不同用途，有的作为集会场所，有的是首领住宅，并非都是供许多家庭集体居住的公共住宅，也不能视这类大型房屋为母系氏族社会的标志。他提出应审慎使用葬俗和房屋遗址模式去复原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汪宁生的研究总是从专题研究入手的。他以民族考古学方法撰写论文数十篇，涉及的范围殊为广泛。除了世界上民族考古学家普遍关注的制陶、葬俗、居住方式、出土器物之用途等问题外，还涉及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者都感困惑的长期聚讼的疑难问题，如文字、度量衡的起源、八卦、阴阳、明堂等事物的实质、甲骨占卜的具体方法等等。他的《民族考古学论集》和《古俗新研》等书所收录的均为此类著述。
二为对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对云南各地建国以来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以及对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文物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如《云南考古》《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铜鼓与南方民族》等。汪宁生利用云南地区的自宋代以来积累起来的金石学资料和近年发掘出的考古资料写出的《云南考古》，至今仍是云南考古工作者手边必备之书。他把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不仅概括地介绍每一阶段的重要文物和重大发现，而且参考历史文献，指出该阶段历史特点和考古学上的空白和缺陷。评论认为，这本书对推动云南考古事业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云南考古》自1980年初版、1992年第2版出版以来至今仍是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关于云南考古的论著。尽管距最初出版已30余年，今天读来仍有新鲜感，该书坚持用材料说话，避免空洞议论，既严谨朴实，又不失生动有趣。该书的写作风格与今天几乎格式化，千篇一律的各种考古报告和考古著作相比，着实值得现今的考古学者借鉴。
《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对沧源崖画的分布和保存情况，对崖画的内容和题材，崖画的技法与风格、崖画的制作年代与风格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还介绍自己总结出的一套崖画调查与研究的方法。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崖画的专著，开创我国崖画研究之先河，具有示范的意义。
三为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对国外人类学著作的译介，比如《文化人类学调查方法》《文化人类学论集专题研究——关于母系社会及其他》《事物的起源》等。《文化人类学调查方法》结合作者自身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经验，借鉴吸收西方人类学调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人类学调查理论与方法。汪宁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方法要点是民族志资料的类比，民族志资料可以来自自己的调查，也可参考前人记录，但无论类比材料取自何处，当通过类比形成对某一问题的解释（他称之为“假说”）后，必须从考古学（或文献）本身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才能作出结论，这就是验证。他归纳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三步骤，即类比——假说——验证，而验证是重要的一环。只有通过验证，才能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不致沦为任意附会和胡乱推测。
他的译作《事物的起源》，该书作者是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利普斯（Julius E·Lips），此书征引大量民族志和考古学材料，探讨各种生产活动、日用器具、社会制度和习俗的起源问题。
四为对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物的考证和民族史的研究，这方面文章收入《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此外，作者还编写《彝族简史》《白族简史》《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等书的相关章节，也是这一类的著作。
汪宁生还对云南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文物，特别是云南晋宁石寨山“滇”人墓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包括铜鼓），做出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根据青铜器及其上的图像，对所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权形成、艺术成就等分别进行探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及相关民族志资料，大量参考中、外文资料，征引繁富，立论新颖。
学人一般提到汪宁生先生，大多都津津乐道于他的《云南考古》、《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等其早年成名之作，然而汪先生本人却表示，像这类偏重于纯考古的研究，只要搜集到丰富的材料，遵循已有的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学者也能够做得很好，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利用民族志材料来研究中国古史及考古学，且常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与方法，并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为民族考古学这门新兴边缘学科在中国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引领了一代学术风气。
汪先生的治学可谓一以贯之，在青少年时期即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基和英文基础，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接受了系统的考古学训练，六十年代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并参加西南地区的民族调查工作，到七八十年代先生致力于民族考古学的研究，九十年代身体力行从事学术交流，借鉴吸收了国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直至临终前，先生仍笔耕不辍，编校了四百万字的《汪宁生集》。汪先生对民族考古学理论体系进行了长期反思和构建，从中不难看出，先生治学的主线是运用民族志材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以更好地解释和研究考古发掘材料，从而达到复原历史本来面貌的目的。由于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献功底，加之常年从事民族调查工作，获取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民族志材料，再加上他受过系统的考古学训练，所以尽管长期处于近乎封闭的学术环境之中，竟凭着自己的摸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考古学之路，与美、欧六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考古学”流派的思潮不谋而合。改革开放后，先生又多次应邀出国与国外学术界交流，得以进一步了解国外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体系。
汪宁生在当今社会的人文价值似乎还体现在另一文化层面上。李泽厚在评价近世中国学风时说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确实反映出自明朝灭亡以来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这时期的学术大家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个只有 “考据家”，而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而没有“思想家” 的时代。而汪宁生却似乎是个例外，一方面，他以擅长考据而著称，对铜鼓、对云南各种青铜器、对石器时代各种工具、工艺技术、甚至对甲骨文、金文都曾结合民族学进行过精深的考证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勤于思考理论问题，诸如通过对人类社会进化理论的思考，他提出不同于国内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单线进化论的观点，指出母系社会并不一定在各地都存在过。他还结合西方民族考古学理论建构了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体系。
汪宁生不像其他学问家那样专用高深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的行话，使得一般民众对其研究成果望而生畏，无法深入了解。如同他的日记一样，他的著作大多语言朴实流畅，如行云流水，行于当所行，止于当所止，即便是外行读起来也不吃力，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
身处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学术环境，汪宁生有时也会露出淡淡的落寞和无奈，他曾慨叹，岁月蹉跎，五十多年转眼而过。初来云南还算年轻，转眼已是白发满头。毕生精力悉耗于此。为寻找崖画，在沧源露宿荒山；为探访彝家，在巧家险坠大江。夜深人静时，他常暗自思忖，此生如此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著书作文，现有几人愿意认真阅读？每念及此，他就怅然若失。但当回忆起调查期间，自己得以遨游西南大地，饱览奇异景色，接触不同文化，并常能获新的材料，得以破解古史疑团，便感到无限欣慰，觉得此生并未虚度，可以无怨无悔。
诚然，表面上看来，一生清贫的汪宁生在名气上或许比不过当今许多名字如雷贯耳，到处“走穴”的所谓大师们。但在我看来，汪宁生在学术上的建树，在精神上的追求与所谓的“大师们”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汪宁生与中国民族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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