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文

  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文艺战线成为一支特殊的、重要的、不可抵挡的战斗力量，在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团结教育人民、凝聚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们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创作了无以数计的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鼓舞那些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与敌人厮杀的英勇军人，真实地记录下了人类历史上的这场战争，批判了入侵者在中国领土上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讴歌了前方和后方的中国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国家认同感与凝聚力。当时的民间文艺工作者、诗人、作家及艺术家，在沦陷区，在大后方，在解放区……搜集记录下了各民族群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不计其数的抗日歌谣和民间传说，谱写了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投笔从戎上前线的民间文艺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有一大批热爱中华本土文化、热爱中华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家、作家、文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的道路。他们中许多人投笔从戎，一面坚持抗战，一面从事文学创作，参与民歌民谣的搜集与出版，并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间文艺家、诗人林山，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1934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1937年到延安，任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1938年，延安战歌社举行了多场“诗的朗诵问题座谈会”，林山在会上的发言《关于街头诗运动》，经《新中华报》发表座谈纪要后，成为中国诗坛开展街头诗的宣言。他说：“时代迫切地需要诗歌的朗诵，而诗歌也可以而且应该是一种朗诵的艺术。”1938年9月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延安成立，林山成为第一届执委会成员之一。
　　
　　1940年，林山担任桂林文化供应社编辑。其间，在报纸上发表讨伐汪精卫的文章。皖南事变后，他去了香港。后返回内地，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敌后诗歌运动和编写通俗读物工作。据《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大事记》载：1941年6月28日，“苏北诗歌协会因常务理事分散各地无法集中，特由副理事长劳辛聘林山、陆维特、江明、高文四同志组成诗歌辅导委员会，林山为主任委员”。1941年7月19日，“苏北诗歌协会在《江淮日报》辟‘街头诗运动专号’，发表《自卫队》、《都来参加妇救会》等8首街头诗和林山文章《开展街头诗运动》”。1943年11月13日，“王阑西、阿英、林山等人研究，拟将《大众知识》扩大改名为《新知识》，每期5万字。……林山作10首墙头诗发表在《大众知识》第7期上，师鲁工团为诗配画。于是，林山又发起组织‘墙头诗画社’，出版了《墙头诗画集》，其中集诗28首，画6幅。”1943年1月4—6日，“因形势紧张，黄克诚同杨帆等人商议决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6日起行。他们是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这是“盐阜区文化大事记”有关林山的一些记载。
　　为保护文艺工作者的安全，有的文化名人回到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1945年，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说书组，由安波、陈明、林山等组成。米脂县的盲艺人韩起祥就是在林山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他帮助韩起祥改造旧说书，修改完成了《刘巧团圆》。
　　说到苏北新四军的文化人，不能不提著名的文学史家阿英一家。上海失守后，他带领全家赴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也非常关注和倡导民间文艺的发展。他的长子钱毅，到苏北后任《盐阜大众》副主编等职。苏北大“扫荡”后，钱毅辗转海边，专攻大众文艺和民俗学。1947年，他从容就义，留下了《庄稼话》、《海洋神话与传说》、《钱毅的书》等民间文学著作及民俗学等杂稿。
　　歌谣学家薛汕在北京上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到上海参加了司马文森、钟望阳组织的文艺俱乐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闽浙赣边区新四军根据地搞文艺工作。1939年任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长。1940年被捕入狱，翌年从江西集中营中逃出，辗转至桂林、柳州、重庆。1941年开始在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搜集和研究各地民歌。完成稿本有《邕江儿歌》、《刘三姐歌乡》、《瑶歌》、《侗歌》、《岭南梅》和《客家山歌》等。在《柳州日报》上编《民风》副刊。1946年任上海震旦大学教授，与丁英（丁景唐）、袁鹰等组织民歌社，与李凌、沙鸥编《新诗歌》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胜利灾》，继而发表《抗战梦》，还编纂过《中华民族歌谣文学大系》。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在中山大学和杭州主办《民间文艺》、《民俗学集镌》、《民间月刊》等民间文学期刊的钟敬文，在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便随他所工作的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内迁，而后毅然放弃了他所热心的民间文学事业，辗转到了前线，在广东四战区政治部任视察专员，撰写报告文学（有报告文学集《良口之战》）；并与何家槐共同创立了中国全国文艺抗战协会曲江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中山大学由云南迁粤北坪石后，他又转到学校执教，讲授民间文学课程。
　　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就专事谚语研究、晚年定居台湾的著名谚学大家朱介凡，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军校中任教官。1939年，他两次向各方寄发征集谚语的启文；1940年起在军校推行“不讲武而讲谚语”，在学员间采录南北各地谚语和歌谣。他从学员口中和他自己行军途中所搜集的各地抗日歌谣和谚语，大多编入他和娄子匡合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中国谚语里的历史传说》两部著作中，还对搜集来的歌谣和谚语作了注疏和考据。
　　
　　大西南与大后方的民间文艺家
　　抗战期间，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的社会学家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校于1938年春设立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改名为“社会研究部”），由社会学家吴泽霖主持。他们曾先后到贵州的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匀、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调查社会状况和民俗资料，并主编《贵州日报》副刊“社会研究”栏目，出版“苗夷研究丛刊”及《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吴泽霖调查记录了贵州花苗的兄妹婚神话、大花苗的古歌《洪水滔天歌》、八寨黑苗的洪水遗民神话以及炉山等地的短裙黑苗的洪水神话。陈国钧到下江一带深山中的生苗（少与外界交往的一支苗族）进行社会与民俗调查，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三则生苗的人祖神话，其中有一则是诗体的，长达488行，是演唱时记录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对贵州各民族各地区歌谣的搜集成绩尤为突出，仅陈国钧一人就搜集到几千首歌谣，涵盖黑苗、花苗、红苗、白苗、生苗、花衣苗、水西苗、仲家、水家、侗族等，他从中选择出1000首编成《贵州苗夷歌谣》厚厚的一册。其他人员，如吴泽霖、杨汉先、张少微、李植人、胡体乾、梁瓯弟等人在搜集歌谣方面也各自有所贡献。
　　在广西，有陈志良、刘介、雷镜鎏、乐嗣炳等民间文艺家在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陈志良在苗、瑶、壮、彝等民族中搜集到的歌谣，数量达3000余首，选编为《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一书，其中不乏当地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抗战歌谣。
　　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贡献殊多的，还有当时也迁到昆明，1940年后又迁到川南南溪县李庄的中央研究院的一批学者。
　　1939年，李霖灿（原为杭州艺专学生）抱着绘画的目的去了丽江的玉龙山，被纳西族（当时译名通用么些族）东巴经里的民间故事所吸引，由此也确定了其终身的事业。他在纳西人和才的帮助下，搜集了几十个东巴故事，其中包括多个创世神话。这些纳西族传说故事的搜集与翻译，极大地推动了对纳西族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社会的认识与研究。
　　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芮逸夫与傅斯年的研究生胡庆钧从临时所址李庄出发，赴川南之叙永县鸦雀苗居住地进行婚丧礼俗田野调查，搜集到仪式歌多首，对于研究鸦雀苗的礼俗和口头文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时也在李庄的，还有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学良，由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合并，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了。马学良长期在云南彝族地区进行彝语学习和彝族民族调查，与彝胞朝夕相处，搜集了大量彝族的民俗、信仰以及神话、传说和故事。他所搜集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如《洪水》、《八卦》、《山神》等都发表在方国瑜等人创办的《西南边疆》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政公论》等期刊上。由于他是语言学家，又在西南联大大迁徙中跟随闻一多采过风，他所搜集的彝族口头文学，都是从讲述者口中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的。
　　之江大学史学教授徐松石从1927年起到1940年间数次到广西桂北、左右江流域、黔西、黔中、黔南、广东粤江流域旅行调查风土人情，研究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源流，便中也注意搜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歌谣（苗歌）。他搜集到的桂北苍梧一带流行的《竹王的故事》以及手抄歌本《盘皇书》和苗民谱本，具有相当高的民俗学和历史学价值。他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于1940年付印，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该书《跋》里写道：“我爱两广，我爱西南壮族，我爱印度支那与我们同宗的泰人掸人。但我的心更爱念的，乃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诗人光未然1939年1月率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赴延安；3月间写了著名组诗《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后广为流传，成为抗日军民的一支号角。皖南事变后，光未然被迫从重庆流亡缅甸；1942年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里教书。他根据彝族青年学生毕荣亮提供的讲述，记录、写定了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于1944年2月由李公朴主持的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当时也在西南过着流亡生活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参加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的工作，在路南读到光未然整理的《阿细的先鸡》（北门版）后，找到了光未然记录整理《先鸡》的“发音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再次记录了这部叙事诗，这就是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印行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
　　从大西北的兰州辗转来到重庆的张亚雄，是一名新闻记者。他把他十年来在做新闻工作的同时，从牧童、脚夫、小工、车夫、雇农、学生、排字工友以及各阶层的文化人和朋友中间搜集起来的一部《花儿集》的原稿，带到重庆，1940年由青年书店出版。花儿是西北广大地区流行的民间文艺形式，但此前并没有人去搜集记录过。该书是搜集者由手头积累的2000首花儿中挑选出来，共计600首。
　　抗战期间，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人才汇集于西南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创办多种边疆期刊，发表和积累了丰富的民间文学材料，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晚年的娄子匡写道：“（全面）抗战八年，日军入侵，我学术南移，多少清风亮节之士，在抗战大后方，过着日食粗糙、衣不蔽体的匮乏生活，走出书斋，掀起了边疆学术调查研究的高潮，其人文部分，少有不与俗文学有关。据古氏选目（古今式《抗战以来我国民族学选目》，古道济《战时我国民族学选目》），战时出版虽极度困难，而边疆期刊，有二十七种。”有些期刊，如昆明出版的《西南边疆》、成都出版的《康导月刊》和《风土什志》等，都比较注重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对于西南地区形成我国民间文学运动的中心地位，起过一定的作用。《风土什志》创刊于1943年8月，主办者李劼人，发行人樊凤林，编辑有谢扬清等，其宗旨在于弘扬西南地区的乡土民俗文化。该刊常常发表一些各地的民俗随笔、民间故事和民歌，趣味性较强，是一份大众读物。但也发表过像《格萨王传》这样价值很高、篇幅不算很短的作品的片断。
　　受时代限制，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大后方民谣出版物，只有由武汉的大众文化丛书社1938年出版的一本由江凌主编、江敉编著的图文并茂的《抗敌时令歌谣》，所收歌谣与全国民众的抗日信念和意志息息相通。
　　
　　《西南采风录》及其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于11月南迁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2月13日南京沦陷，立足未稳的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次西迁昆明。其中，由336人（一说284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19日启程，徒步向昆明进发。加入步行团的教授和学生，分别成立了各种沿途考察的组织，民间歌谣组就是其中之一。
　　闻一多是参加步行团的教授之一，他担任民间歌谣组的指导，而且沿途对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亲自作调查。“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沿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亲自为之作序。”（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楚风》1982年第2期）
　　刘兆吉在书的前面有一篇文字，记载了有关这次徒步旅行中搜集采录民歌的种种细节以及他个人关于民歌的一些观点。从长沙到昆明3300华里，路经大小城镇30余座，村落不计其数。旅行团走了68天。刘兆吉在闻一多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2000多首。这本《西南采风录》中所录的歌谣包括各地即席编唱的“抗战歌谣”和“民怨”歌谣，强烈地反映出民心的向背。这类民歌可以作为中国民众同仇敌忾的见证；而在艺术上，有的也堪称上品。如在湖南常德采集到的一首《调兵歌》、 在昆明附近采集到的《送郎出征抗日歌》，为了容纳较为广泛的抗战内容和普通中国老百姓保家卫国的信念，这两首民歌都采用了民间小调的范式，表达了劳动妇女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刚毅与温柔。
　　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也为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一书写了序言，从与闻一多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刘兆吉的采风成果：“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其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还有‘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虽然没有什么技巧，却可以见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这真可以‘观风俗’了。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大概都流传已久；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是不容易得到的。”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上，抗战中诞生的《西南采风录》是一个直接从老百姓口头上采风的典范，对认识社会风尚，特别是抗战歌谣所提供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对民族精神的坚守，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责任编辑：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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