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腐败和文化钳制让时代焦虑
梁晓声：腐败和文化钳制让时代焦虑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
精彩观点
>>>你在城市里打拼，用辛苦的工作也换不来一点立锥之地。但你看到那些腐败的官员他们的生活居然是那样的。你的心理必然不能平衡。当社会腐败的广泛度和严重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愤怒就会成为社会的普遍情绪。
>>>我们的国家还欠着很多历史债务，亏欠着很多人，在经济上没能很好的补偿他们，在文化上不能为他们正名，他们的愤怒自然会表达出来。所以，当下中国比以往更呼唤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
>>>人的本性都是思恋故土的，但家乡已贫困到怯于回去的地步，那现在全中国都在谈乡愁，对这些人来说，有家不敢回，不愿回，把乡愁放到哪？
梁晓声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并且，他的文字伴随着不只一代人的成长。
在拜访他之前，我曾考虑将话题不再拘泥于当下，而是希望他将从五十年代至今不同时代的重要历史时期做一个纵向的比较和阐释。
当我们的聊天结束后，我发现他将更多的表达用于对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梳理。在他看来，除了作家身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更应该将目光集中在对中国现状的反思上。其中，令他思考最多的，还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城市化进程中遗留下的种种矛盾。
当然，梁晓声也有自己的困惑，“不知从何谏言，当你倾听民间的声音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是最主要的。但当你放在一个全国的背景下时，你突然觉得居然还有比那些更重要的。”
所以，对于城市化这个宏大的问题，他希望不久之后全国政协会议上自己的提案能够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
比如，对于农村问题，他的建议具备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他认为不应一味消灭农村，或者最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是应通过保护和改造建成一个个美丽的小村庄。还比如，他建议在乡村恢复建国前的塾学体系，以实现最大程度上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供给。
而对于当今弥漫于中国人身上的焦虑和愤怒，他直言不讳，腐败带来的社会不公和政府对文化的钳制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我们该如何保护农村
凤凰城市：两会就要召开，这次带来了什么提案？
梁晓声：现在还没有定稿，我的思路主要围绕着中国的城市化产生的一些问题。去年中央提出了一个口号：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但现在我们的农村正在大量消失，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大多都被房地产商占有了。我的想法是，恰恰是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村应该尽量保护村庄的原生态面貌，但让这里的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城镇化。
这样的话，每个城市周边都有一些美好的乡村环绕着，也能让城里人有个纾解乡愁的地方。同时，也让从这里进程务工的农村青年有一个退路，即使在城市中难以立足，依然可以回到乡村。
保持乡村的形态不一定意味着落后，如果能在城市周边产生一些美丽的乡村，反而能成为城市里难见到的稀缺资源，也就能带来更多的市场价值，这里的生活水平自然会提高。
凤凰城市：中国的农村情况很复杂，城市周边的乡村要么被消灭，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一部分，没被消灭的盖起了混乱搭建的小产权房，形成“城中村”，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也给城市规划和建设带来很大阻力。而偏远农村离城市很远，享受不到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尤其是土地红利。
梁晓声：贫困农村的问题去年两会就打算提出，因为新政府刚刚开启，千头万绪，我就想缓两年吧！虽然中国扶贫工作已经开展很久，但消除贫困农村一直是个口号，中央也提，地方也提，事实上却没有步骤，缺乏想法。
这使得那些来自这些地方的打工青年是怯于回乡的。人的本性都是思恋故土的，但家乡已贫困到怯于回去的地步，那现在全中国都在谈乡愁，对这些人来说，有家不敢回，不愿回，把乡愁放到哪？
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在上海读大学时，我的家住在城市里最穷困的一条街上。每次回家的感觉非常复杂。先是想家，然后下了火车离家越来越近，从主要街道进入到偏远街区，最后再拐到最肮脏、最狭窄的胡同里的时候，思乡、心痛和厌恶混杂在一起，五味俱陈。
思乡是人之常情，怯于回乡也是人之常情，即使那里是你初始的生存地，如果条件过于恶劣，也不会回头。所以我就在想，一个打工者春节回家探亲，一步一步走回那样的家园的时候，要想靠他们打工的血汗钱把这样的家园改造好，那真是筚路蓝缕的几代人的事情。并且也只能改变自家的条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自家的都很困难。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和文明程度，不仅要看普遍生活较好的中产阶级达到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要看最贫困最无助的那些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生存线上。当然这很难，需要有雄厚的国家财政基础，还有政府愿意拿出多少钱用在这件事上。
在农村恢复建国前的塾学体系
凤凰城市：关于你本次政协会议的提案，还有哪些思考可以分享？
梁晓声：这个问题也是与中国的城市化相伴随。针对城市化带来的大量乡村留守儿童，我的想法是，可以尝试复制一下1949年以前乡村塾学的教育方式。
现在很多乡村里的孩子被父母带到城市来，家庭生活较好就在小镇上学了，有些条件不好的，或者成了流浪儿，或者留守在乡下。前年在贵州毕节，几个孩子冻死在垃圾桶里就是很深刻的教训。
实际上，一个乡村只要有七八个、十来个孩子就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塾学点，如果只有四、五个，两个相邻的村庄可以合建一个塾学点。就像我们现在建的农村书屋一样，一个塾学点要有一个有责任心的塾学老师。但这有些理想化，实现起来很可能与预期有偏差。
凤凰城市：比如，很少有老师愿意从城里或者乡镇回到农村教书。
梁晓声：可以启用那些已经退休的曾经在镇里做过老师的人。政府给一部分钱，家长象征性拿一部分钱。塾学用来承担小学教育的责任，到了中学和高中，如果塾学教育不能达到升学的标准，应该给予照顾。我的意思是不能最后用分数来卡他们，比如该上初中的时候，中学不能用分数不够作为拒绝的理由。这也多少有些理想化。
凤凰城市：但至少这对中国农村教育体系是个非常有益的补充。第一，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作为传承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已经被冲击得支离破碎。有些地方几个村子都没有一所学校，如果一个区域内连一个文化场所都没有，带来的将不仅是文化缺失的恶果。第二，从本世纪初，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撤点并校运动，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后遗症也逐渐显现出来，其中之一是很多贫困家庭干脆放弃让孩子上学读书。
梁晓声：乡村没有孩子，没有少年，没有读书声，这样的村子就失去了生气。当初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建立的乡村希望小学，最后都闲置在那了。大部分孩子去了乡镇读书，但同样存在问题。家长要接、要送，还要担心校园和路上的安全。学生寄宿在学校中，家庭的开支也大了，反而增加了负担。
所以发展塾学有必要性，也有存在的空间。从历史上看，乡村和小镇里的塾学教育其实培养出许多非常优秀的人物，比如鲁迅、胡适。同时，塾学也能缓解乡村文化、传统文化在村庄里沦丧和消失的现状。
腐败和文化钳制让时代充满焦虑和愤怒
凤凰城市：事实上，不仅乡村文化堪忧，在整个中国，伴随着乡愁，还弥漫着焦虑甚至愤怒的情绪。我想，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有着不同的情绪表达，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所反映的时代情绪是不同的，你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必然有着体会。
梁晓声：焦虑和愤怒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个人的生存状况，但更主要反映了社会公平性的缺失。你在城市里打拼，用辛苦的工作也换不来一点立锥之地。但你看到那些腐败的官员他们的生活居然是那样的。你的心理必然不能平衡。当社会腐败的广泛度和严重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愤怒就会成为社会的普遍情绪。
同时，也正是这种社会不公平的存在，抵消了很多要通过个人努力获取发展的人的信心，他们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却依然处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这种焦虑也是必然的。反映在社会价值观上，本应是通过劳动和奋斗来收获未来的思想也一定会被拼门路、拼背景的扭曲的观念取代。
去年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现象，政府的反腐力度很大。但我也感觉到了那种吃力。利益集团的力量已经很强大，所以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二个原因，意识形态的封锁让社会的文化品质变得堪忧。这使得中国缺少了现实主义批判。就像将蚂蚁放在烟灰缸，它要往外爬，你用烟头去烫它，这样三四次，它就不爬了，并且分泌化学信号，让所有的蚂蚁都不爬。随后就会成为基因，小蚂蚁也不动了。
中国的文化界就处在这种状态下。而且，当哪一只蚂蚁想爬出来的话，其他蚂蚁会认为它是个祸害，会给大家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有时为了让一部作品与观众见面，对我来说就是决斗、拼死一搏，通过据理力争才有可能让对方妥协。
在这种文化钳制下，一是让很多年轻人看不到历史，看不清现实，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上一辈、我们的国家是从怎样的苦难中走出来的，或许怨气就不会这么大。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还欠着很多历史债务，亏欠着很多人，在经济上没能很好的补偿他们，在文化上不能为他们正名，他们的愤怒自然会表达出来。所以，当下中国比以往更呼唤一个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
(访谈撰文 张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