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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珅 《 博览群书 》（ 2012年05月07日）

　　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明败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汉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以死拒荐。康熙十八年，熊锡履推荐修撰《明史》，顾炎武亦坚决回绝。终身不仕清朝。晚年定居陕西华阴，卒于山西曲沃。

　　一

　　清代著名汉学家阎若璩自视极高，少有称许，于明末清初间的学者，仅服膺三人，顾炎武为其一。同样恃才傲物的汪中，“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但自谓“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推为通儒。四库馆臣谓“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被誉为“岭南第一才子”的宋湘有一段话，集中体现了清人对亭林的评价：

　　国初名儒，予最服膺顾亭林先生。先生之学博矣，而无考据家傅会穿凿、蔓引琐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无讲学家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之习；先生之才识优矣，而无纵横家矜才逞智、剑拔弩张之态。所著《日知录》一书，举经史子集之要，统修齐治平之全，择精语详，扶世翼教，其学为有用之学，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所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当之矣。

　　在顾炎武百科全书式的学养中，最为人称道的，一是音韵之学，一是地理之学。全祖望谓亭林“最精韵学，能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学之变，其自吴才老而下廓如也，则有曰《音学五书》”。而地理之学，顾炎武好友卫尔锡言其用心尤多。其地理著作影响最大的便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就亭林著作的影响而言，当首推《日知录》。据黄汝成于道光十四年所作《日知录集释叙》，此前为《日知录》作注疏的学者多达96家。钱大昕学问之博大精深，在清代罕见其匹。他治学深受亭林影响，所作《十驾斋养新录》，考镜源流，包罗万象，洞悉幽微，在体例上与《日知录》颇相近。

　　亭林在清代的学术声望，主要在他是公认的汉学开山之祖，不过就他对近现代学术影响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两段话，更值得重视。一是评《求古录》：

　　炎武性好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见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五种。毎刻必载全文，盖用洪适《隶释》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荼”、“张”、“弡”等字，亦可以补正字书之讹。

　　一是评《金石文字记》：

　　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余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余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于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陈庆镛一言以蔽之：“国朝自顾亭林先生岀，以金石证经、史，字学、经学皆大治。”

　　论者谓王国维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其“二重证据法”确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时代。由于时代的原因，顾炎武当然不可能达到王国维那样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以金石证经、史，将历史遗留的实物与文字记载相参照，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证研究，应有导乎先路的作用。

　　二

　　清初理学和心学之争仍在继续，亭林无疑是心学的批判者，他曾引述明人唐仁卿《答人书》之言：“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一篇，显然也是维护朱熹，批判王学。

　　亭林自谓16岁时，“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他编《下学指南》，意在“别其源流，而衷诸朱子之说”，“繇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但不能因此说亭林是理学的追随者。早在他童年时，就已聆听了嗣祖顾绍芾的教诲：“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绍芾这番话，是针对当时人不读《通鉴》，而以朱熹编纂的《通鉴纲目》取代这种现象而发的，并督促亭林在14岁时，即将《通鉴》读完。这番话对亭林更深刻的影响是：作为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其改动都会有损元典的精义，不可轻信。即使最杰出的理学家，也不可能替代前人的成就。因此，治学必须从读经入手，这是根本。这种治学思想，贯穿亭林的一生，不曾有丝毫怠懈。亭林能成为清学的开山祖，实基于此。

　　清初汉学和宋学之争，尚不明显。但由于治学精神和方法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乾嘉之后，汉宋之争愈趋激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代表了两种极端的态度，也正是在这两部书中，对亭林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江藩曰：“黎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而方东树反驳说：“江藩曰：顾亭林、黄太冲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云云，意甚憾其不专宗汉学，已为谬见；又称其深入宋儒之室，益为无见之谈。以余论，黄、顾二君，盖得汉学之精而宋学之粗者也；如江氏、惠氏，乃拾汉学之渣秽者也。后有真儒，必以余言为信。”

　　江、方之说，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都有明显的偏见。在当时持论比较客观的章学诚，也认为亭林之学出自朱熹：

　　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已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

　　但要真正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还得从亭林自身的著作入手。

　　《日知录》卷十四《嘉靖更定从祀》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在这条杂记中，亭林肯定贞观间崇尚“传注之功”，批评嘉靖间褒奖“论性谈天之学”，其间轩轾，不言而喻。又，韩菼序王梦白、陈曾所撰《诗经广大全》20卷，曰：“往顾先生亭林尝语余：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大全者，当时奉诏趣成之书，殊多阙略。”“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的真实含义，即以理学思想研究经籍，必将导致经学的没落。显然，亭林认为理学并不能包办对经籍的研究，对经义都作出合理的解释。更何况理学和心学一样，都受佛学的影响，带有禅学的气味，并不纯粹。

　　与友人论学书，是体现亭林思想的代表作，文中揭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对理学家最关注的“天道”、“性”、“命”，毫不措意。《亭林文集》卷三：

　　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全祖望言亭林“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经过全祖望的概括，“经学即理学”成了集中代表亭林思想、广为后人引用的名言。

　　三

　　自荀子起，中国一直有原道、征圣、宗经三者一体的说法。而放在清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亭林这句话，则含有以经学取学之意。陈澧说“国朝人尊郑君自亭林始”，也就是说，亭林将清代学术引入重视汉学的道路。

　　但若据此说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未得亭林之心。他曾坦言治学宗旨：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李祖陶《国朝文录》录此文，谓“此作可作《亭林文集》序”。

　　当务之急，就是治国平天下。亭林继承了大学的精神，从格物致知入手，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经术和经世，在亭林原为一体的两面，不可或缺，治经是为了经世，而经世又必须从明经入手，因此也就无畸重畸轻之弊。事实上，在清代确实也有一些客观的评价——

　　张杓曰：

　　要之先生之才，体用兼备，固不屑屑以考订见长，而亦不徒以经生自命也。即以经学论，书中所录，及世所传五经同异类，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学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异，正不必于马、郑、程、朱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也。

　　俞樾说：

　　国史儒林传以顾亭林先生为首，读其书，笃信紫阳，不为陆、王异说所夺，则自宋以来儒者相承之嫡派也；于经史古义、注疏旧说，爬罗剔抉，不遗一字，则又本朝治汉学者之先河也；至于朝章国典、吏治民风、山川形胜、闾阎疾苦，博考而详询之，原原本本，如示之掌，则永嘉诸儒犹有未逮，而百余年来老师宿儒，未有讲求如先生者。呜呼，是宜为一代儒林之冠矣！

　　四

　　潘耒称亭林为通儒，即综贯百家，上下千载，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而非仅能笺注虫鱼、缀辑故实而已。也就是说，其人既要有诗书满腹的博学，又要有匡时济世的卓识，既探经术之奥，又备经世之用。但世人却偏要根据自己的好恶趋尚，加以轩轾。由此又引起亭林学术成就，究竟在经术还是经世的争论。重经术的考据家最推崇的是音韵之学，对此赞不绝口。顾炎武在清代学界的声望，主要基于以《音学五书》为代表的学术成就。而重经世的实学家则重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清一代，关于《日知录》、《利病书》的论述，无不集中在经世致用上面展开。

　　出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清初学者，特别是亭林的友人，无不推崇其学的经世之用。但至乾嘉年间，社会环境、学术氛围，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偏重汉学的四库馆臣便不同意：

　　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这固然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和爱好，但就纯学术价值而言，也不无道理。阮元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然天下政治随时措宜，史志县志可变通而不可拘泥。观《日知录》所论，已或有矫枉过中之处，若其见于设施，果百利无一弊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亭林之学，经史为长，此至论，未可为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书，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

　　世易时移，经世之术必然也随之而异。亭林当年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再行之后世，倒是纯学术的，特别是考据类的论述，能传之久远，始终为人所引用。

　　但知人必须论世，对亭林的评价，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更何况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其后续都是扬弃，是如何继承。而该继承的除了具体的知识，还有意识和精神。四库馆臣感兴趣的未免琐细，缺乏更高层面的追求。姚椿已看到这一点：

　　或谓亭林经济不如经史，其说发自纪河间。经济诚不可空言议，然天下容有能言而行之未尽善者，未有不能言而所行乃与古合。且谓经济不出于经史，则正昔人所谓岐而二之者也。

　　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新的历史时期提出。晚清又开始新的剧变，对世事的忧虑，使时人的心和明末清初的学者贴近，对亭林的关注，也回到经世致用这一面。

　　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自文王、周公直至当代，共32人，其中就有亭林：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指哉！

　　左宗棠18岁时，“购顾氏炎武《郡国利病书》、顾氏祖禹《方舆纪要》诸书，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而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引亭林著作尤多，称之为“经学家”、“史学家”、“经学史家兼理学家”、“金石学家”、“经济家”。光绪三十二年，在经过长达22年的辩论后，光绪帝下旨应允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文庙。而促使他下决心的，实与“炎武所著《宅京记》、《肇域志》、《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夫之著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有关。

　　鉴于国运日颓，内外交困，曾国藩特别强调源自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其幕僚周腾虎赴上海催饷，临行前，曾国藩赠以“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清末国益危，忧益深，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高扬“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之说，以激励士气，鼓舞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