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林火山

倪玉平

      漕运被称为“天庾正供”，是保证京师粮食供应的重要渠道，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影响，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朝咸丰以后，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一向以河运为正途的漕运，转而以海运为主要的方式。[1]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亦即农历庚子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及其社会影响，学界已经做过诸多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义和团运动对晚清漕运的影响，仅就笔者所检索的资料来看，尚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文即欲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清末漕运以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为主体，山东、河南及江北的河运为辅。光绪二十六年，江苏漕粮共应交漕米772814石零，外加各种耗米84096石[2]。浙江则共计起运漕米502250石8225[3]。按照以往惯例，这批粮食分别交由沙船及轮船招商局承运，从二月初起，分批起航，由海道运往天津交兑。与此同时，本年河南的河北三府（怀庆、彰德及卫辉），民食不敷，巡抚裕长要求从江浙海运漕粮中截留6万石赈济[4]。清廷只拨给他们江苏漕粮2万石，浙江1万石，并规定由河南派人前往天津领取。三月十八日，河南承运委员于沧澜抵津，知江浙漕米尚末到津，到津再行剥运则在四月底。最后他们商定，改由天津筹赈局先行拨款，应领南漕则在津变价[5]。

　　如果一切正常，本年漕粮海运也就平淡无奇了。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局势发生大逆转。江浙海运漕粮于四月十五日开验，到五月十八日，江苏粮道罗嘉杰、浙江粮道郑嵩龄禀报：“现值义和拳兴，教民构釁，紫竹林一带租界，格外戒严，招商局在其境内，每日午后即不能兑剥，目前已多不便。”至五月二十九日，江苏白粮验完，漕粮则验过31起，共计平斛漕米290020石。因东浮桥为兵团拦阻，剥船无法上驶；紫竹林一带四处焚烧，回空船户已成涣散之势，继续验兑已无可能。浙江则称，已经验过漕粮18起，共米165271石25升，因同样原因，兑米停顿。仓场只得决定，将天津剥运及验兑活动暂行停止[6]。尽管清廷依然责令赶紧起运，并且声称军食孔亟，毋稍延误，“致干重咎”[7]，但停验已不可避免。

   直隶总督裕禄也同期上奏称，因日军将租界老龙头浮桥封钉，派兵驻守，致使剥船不能越渡。他请求将未经剥运之米存储招商局天津栈房。在上海的未运米粮暂存上海栈房，等下届附运。但江浙两粮道未经请示即离开天津，招商局也被洋人占领，栈房内所存之米情形如何，无从探询[8]。次日，裕禄再奏，天津米价日昂，拟将招商局津栈之米平粜，沪局存米30余万石，应设转运局，由水路运至清江，再陆运至德州，然后河运至津[9]，可见情况之紧张。

　　海运不通，清廷又重新规定，战局既开，宜筹粮食，命刘坤一在清江浦设转运局，委派前福建兴泉永道恽祖祁采买各处粮食，由内地水陆分运到京，所需脚费准作正开销。别的省份也应一并设局采运[10]。经各省讨论，决定由江苏筹银15万两，安徽10万，江西、浙江、湖北各12万两，湖南3万，广东30万，广西4万，共98万两，或采买或解银，分批运京[11]。不久，恽祖祁采买糙米10万石，而江苏解京饷银中，江宁藩司的13万两，江苏藩司的20万两，两淮运司的12万两，共计45万两，也准备由恽祖祁一并押解。不料就在此时，形势随逆转直下，清廷先逃太原，后至西安，此部分银两后改由陆路运陕[12]。

　　朝廷本有将上海余漕统改河运的想法，他们曾两次发布上谕：“海道难行，粮运必至梗阻”，令松椿、袁世凯将运河赶紧挑浚，随时疏通[13]。但江苏巡抚聂缉椝回奏，此事须粮道回苏再行商量。浙江抚刘树堂也称，浙江改行河运毫无头绪。漕运总督松椿将实情上奏，但清廷并未死心，朱批道：“仍差咨催江浙两省迅速定议。”[14]

　　其实，河运也并不顺利。本年江北征米115371石零，丁耗米7062石零外，共米108308石零，于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兑，二十六年三月全帮兑竣[15]，用船450只，另备带提浅太平船32只。因河运艰难，直到六月二十日才挽过清江等闸。适逢义和团事起，人心不靖，“匪类时有造谣生事，藉端掳掠，长途不能不严加防范”，只得拨派营勇，随帮护送，并通知山东巡抚及直隶总督，各添派营勇100名护漕[16]。至六月二十六日，江北漕运的头批49船，才挽入山东峄县黄林庄[17]，速度很慢。

　　海运后受阻后，京城粮食顿形紧张，山东巡抚毓贤提议，新疆、甘肃仓存粮石甚多，“请饬运京以济军食”。山西巡抚端方也奏请拨款派员，前往宁夏购米，并取道阿拉善部转运。但甘肃表示反对：阿拉善王向来体量国难，当无不可，且可由该部向蒙古各札萨克旗调取健驼，优给运价，雇驼陆运至托克城，“经进杀虎口，由口里驼运至京”。如此转运，花费甚巨，除非朝廷有专款调拨，否则无法开办[18]。

　　清廷本来是命各省设法多运粮食运京，以供军食，不料事情态势发展太快，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出逃山西。八月十四日，清廷要求将漕粮改解山西。刘坤一奏称，除江北漕粮已经抵达山东的可转运外，另在清江设立转运局，先行购米20万石，其中10万石为直隶赈济之用，10万石解交付行在，赶运山西，并特意将白粮400石交参将蒯德浦先行起解。至湖北附运10万石米粮，“一俟交齐，亦由恽祖祁妥速成起运”[19]。这些粮食均于九月十八日赶抵临清，十月二十九日由山西委员一律验过[20]。

　　山东巡抚袁世凯奏称，山西大旱，粮价昂贵，“又值恭奉慈舆巡幸太原，扈从兵夫云集，需米尤多”，江北漕粮已运至山东德州，由德州起运至获鹿，设局转运入晋，运道较捷。但漕船进入山东后，大雨时行，兼以北路军兴，南来援兵及军火器械粮饷皆由运河，漕行更多稽滞，希望朝廷能拨款修河[21]。

　　山东在要钱修河的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漕运总督松椿也开始叫苦。他们开列出“五难”：此年江北河运漕粮共有漕粮145000余石，每石需布袋1条，制办不易，其难一。每10石需1车，约需大车14000余辆，无处招雇，其难二。即使能在德州雇车数百辆，辘轳转运入晋，每次往返约20余日，非数十次不能竣事，需时太久，其难三。车价即需银数十万两，其他尚不在内，无处筹拨，其难四。旧漕开办在即，粮道不能遽回，必致贻误，其难五。他们主张将江北漕粮在德州候直隶派员验收，搭放军米，粮道恽祖祁则率空回南，接办新漕。清江转运局除拨运直隶赈米，尚有10万石应行运赴行在备用，“惟圣驾是否幸陕，尚无确信，此项米石如用轮运鄂入陕，劳费较省”。当然，所有问题都须“候训示遵行”[22]。

　　几天后清廷给出答复，江北河运应拨山西、直隶赈灾之米，仍由恽祖祁运至德州交付，其余10石及本届截存海运漕粮20余万石，一并取道汉口，由襄河运赴行陕西[23]。但袁世凯表示，直隶需米待赈，河运本系借黄济运，现在临近霜降，黄河水枯，米船难以浮送。刘坤一则主张，在运费项下提银20万两，抵米10万石，由直隶就近采买，由汜水等处折回米石，令恽祖祁酌量情形，连同奉饬由襄运陕之10万石，一并运陕[24]。

　　山东本年交米291930石8611[25]。湖北本应照常折色，但朝廷要求仍运本色3万石，结果湖北回奏，上游岁仅中稔，各路商户咸赴下游购运，米价昂贵。以前湖北每次都按2两18核销脚价，此年要加至2两48[26]。湖南以前系将折价交顺天赈济，因情况变化，也询问是否需采买米石，解运进京[27]，但事后并未举行。至于安徽，在经过上一年的口头承诺后，本年依然声称，起运本色困难极多，只能折色。考虑到江北与安徽的关系，他们派署试用道张毅前往山东德州一带设局，派员协助江北转运，“辘轳转运”[28]，也算是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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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太原停留20余日后，又于闰八月初八日起程前往西安[29]，导致陕西的供应十分吃紧。陕西方面声称：慈禧等人源源而来，用项浩繁，尤难预计。各省财赋，“丰饶无逾江浙，南疆近北惟有荆湘”，若得这几省协助，必能速成巨款。惟“非奏派专员前往坐催不可”，为达此目的，他们特派刑部郎中于启元前往江浙、候补知府吴永本前往两湖[30]。江苏表示，愿意将存沪余漕转运，用轮船运至汉口，经襄河和樊城至老河口，由河南荆紫关、陕西龙驹寨以达西安。左宗棠出兵西征时，军需均由此运陕省，有辙可循。计水程2000里，陆程510里，大多平坦，仅龙驹寨至蓝田县420里，山岭崎岖，只能雇用驮骡，行迟而价亦甚费[31]。具体转运经费开销，双套骡车每辆每站给制钱1600文，回空给制钱100文，喂养每车每日制钱500文，三、四套大车则照此推算[32]。

　　上海招商局栈房尚存苏漕251049石，浙漕145562石[33]。清廷谕称：“著一并取道汉口，改由襄河运赴行在。现在驻跸长安，该省适值旱灾，需粮甚多亦甚急。”[34]但盛宣怀却对李鸿章表示，只打算将江苏的5万石运陕，外加白粮1万石（系提前赶办下一年冬漕）。因运陕舟车难雇，运费极巨，“数倍于津”。其余漕粮只能有待明年再运天津[35]。这批漕粮从九月初开始起运，其中头批1万石、白粮1千石，运至汉口时因襄河水浅，雇觅可装百石之船数十只，20余日方抵老河口，再换艇子小船前进，每船止装米二、三十包，极为艰难[36]。

　　尽管江苏费尽心思，已经升任陕西巡抚的岑春煊仍然表示不满，认为陕西粮食歉收，“銮舆西幸长安，臣仆侍从人数已巨，加以诸军扈哔千乘万骑，皆须取给全秦”。加之办理秋赈，用粮尤多，若不设法速筹，“饥馑之内忧，更甚于军旅之外患”。江苏运漕取道汉口、襄阳等地，但襄河本非大河，秋季水浅，溯流而上，舟行迟速。自商州龙驹寨陆运，尤非容易。相反，运河必经河南卫辉府道口镇，由该处陆路陕西不过十余日，且系车马通衢。他打算从这里将漕粮转运陕西[37]。

　　鉴于西安缺米，山东也不能不有所表示。袁世凯命济东泰武道吉燦升负责转运事宜，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济南设立总局，配设车辆及兵勇。所雇车辆，皆以三套骡马大车为准，车行百里，支给正价银1两。逾百里者依次递增，不及者按里扣减。回空坐住之日，每辆各给喂养银8钱。该局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被裁撤[38]。清单显示的经费开支如下：雇用长车销库平银110200两495，而未设局之前及撤局之后仍有花销，雇用短车销库平银54928两722，共银165129两217，统由海防捐输项下支发[39]。河南也被要求提银10万两，购买米麦运陕。后来河南奏报，已购2000石米，于九月初八日起程，由水陆站道前赴陕西省城交纳[40]。另外，他们还至少向陕西运送了白粮7000石[41]。

　　为解决粮食问题，清廷还曾令江汉关道购米50万石北运。张之洞称，汉口之米多来自湖南，米价较贵。长江下游芜湖、镇江及江北宝应县汜水镇，皆粮食交易重镇，合计米价运费，每米1石较汉口约省银1两。湖北已在汉口买米2万石，委员分赴芜湖、镇江、汜水三处购买，随买随运。但如买米50万石，需银将及200万两，湖北无法支撑，须由江南、安徽等省合办[42]。在此议得到批准后，张之洞又于九月初九日奏称，已经派员在汉口、芜湖、镇江及宝应县之泛水镇等处，采买米10万石。原准备运交清江转运局，因行在移驻西安，清江所设转运总局移至汉口，故将此项米石从襄河运赴陕西。至于米款，则在藩库地丁银下划银10万两，粮道库漕米项下划拨银7万两，江汉关筹饷内划拨银13万两[43]。

　　御史管廷献也发表建议，指出河南开封以东，秋收最丰，若采买小米由黄河上驶至孟津，车运至陕州会兴镇，雇用回空盐车转运，较为便捷。但袁世凯反对，认为山东不难采米而难转漕。黄河逆流上驶，“设遇风势稍乖，舟行尤极濡滞”。山东河面较豫省为窄，船只亦较脆薄，容易发生危险，须易船西行。现届严冬，“凌块蔽河，触船辄破，人力莫施”[44]。又山东新漕因受兑的临清、德州与直隶接壤，洋兵自到保定之后，时游弋于河间、冀州一带。现在驻兵献县，距临、德均不过百数十里，“敌氛紧遍，岌岌可危”。京通祸乱未平，将来应运何处，或者能否起运，都在未定之中，所以除本省旗营兵米外，其余不论各色米，统令折征[45]。

　　陕西专门负责漕粮转运是署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当然，他的职衔系“会办陕西赈务”。十二月十六日，他与陕西巡抚岑春煊联衔奏称：陕西需粮原专恃龙驹寨一路，故曾在十月奏请饬南省分运，打算在樊城、亳州、周家口、龙驶寨四路水陆并运。但龙驹寨运到的漕粮及采买米石，至今不到1万石。荆紫关以上皆系山路，如果数十万石粮食专由此路挽运，非年余不能竣事。所以决定在潼关设局，招集车驮，“一俟分运之米石到潼，即行接运”[46]。

　　尽管多少不一、迟速未定，在各省的源源接济下，陕西的粮食危机还是得到极大缓解。英国统帅西摩随即对此提出抗议：各省运赴陕银米兵械甚多，“必是接济董军，朝廷不愿和”。张之洞答以“圣驾所在，义当接济”[47]，以示回复。刘坤一则相对缓和，他强调，运拨军火，外人正拟阻截，即目前解陕毛瑟枪、快炮等件，虽在设法密运，亦未必专走清江，无须转运局照料。他还主张暂缓在清江设局，免至徒糜局费[48]。

　　江苏漕粮的开支情况，自二十六年二月至五月中旬，实运津米373024石，在津已兑交苏粮道装剥起运米219683石。存储津栈、尚未运出之米153341石，“不图猝遭兵事，失去无存”，含各耗米155935石零，全部核销。又有从津折回及存沪之米，共251049石零，扣掉应给商船耗米29841石零，以及转运汉口的正米5万石，商耗4000石，陈漕应除商耗11271石，实应交仓正米140894石零，随运经剥食三款米15041石零。因存沪日久，被虫蚀霉，短少米16676石零，一体豁免[49]。

　　本年漕粮既有海运，又有陆运，经费开支只能分开计算：运漕793645石零，除提办陕运5万石，以及储津栈遭兵被失、在津办理平粜及存储沪栈折耗332620石外，实由津运通411025石。改用火车剥运米139259石零，库平银411972两5分，一半银27514归江苏自销，共384457两[50]。运陕情况，系正米5万石，商轮耗米4千石，兑交行在验收米7611石，支给船耗4000石。又有运存龙驹寨等处、复饬退回汉口运苏拨赈米41090石，各局交仓转蚀耗米1299石，提前预办来年白粮1万石，商船耗米及经剥等米1297石07，交行在户部验收5619石，运汴兑交米500石，照章支船耗1000石，以及各局添米444石79，在樊城粜米3395石5，赊旗店粜变米337石78。统计开支库平银161469两零，委员薪水盘费杂支等项，实支库平银72162两零，两共233631两零。樊城粜变白粮库平银8625两零，折耗漕白共米1743石79，“一体豁免”[51]。

　　浙江则奏称，共有余漕117327石暂存上海招商局，于二十七年将所存之米分批运京。因陈漕存储过久，虫蛀鼠食，伤耗甚重。经逐一风筛，共得好米91193石，亏短米26134石零，照江苏之例豁免[52]。其经费开支如下：运米502250石零，除南折米2370石，商耗36777石外，实运463103石，先运345775石，后续运米117327石零，内存沪折耗米26134石零，续改用火车剥运。用库平银369093两，每石加水脚共69465两，外局等花费23155两，剥食银431942石折洪斛345553石，每石3两，银16241两。动支运费477954两，其中除招商局运米361220石，扣减钱1钱5分外，为54183两；宁船101882石，减修费钱1钱，为10188两零，统扣三分共13893两，为78260两零，实共支销运费399690两[53]。由上可知，八国联军侵华及转运山陕，导致江浙两省的漕粮奏销，都出现了费用增大、损耗过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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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向陕西剥运漕粮的活动还未结束，就出现了清廷与西方列强议和的情形，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回京的可能性骤增。北京电示江苏：“须将存沪余漕，明春一并运津。”江苏回复，本打算运陕5万石，已经运出38000石，其余部分也由沪装轮赴鄂，未便再行改道。未运之粮，则会准时运赴天津。刘坤一还称，此次运往陕西漕粮5万石及白粮1万石，运费约须30余万两[54]。开销之巨，令人咋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江苏漕粮折价为2700文[55]，应起米720370余石，除上年先运陕西白粮1万石，奏准改折30万石，连同各耗，实运450370余石。剥耗等米12490余石，二升米9300余石，共米472060余石，沙耗米38260余石，再加上届存沪栈米176850石，三款米6050石零，商耗14148石零，均应随同运解[56]。

　　出于自身考虑，陕西仍然希望各省能继续向陕西运粮。他们声称，陕西所存之银有439万余两，各省运到及尚在途中之米仅20余万石，“如果回銮在即，尽此数银粮支发，固无不敷”，但毕竟回期未定，加之警报叠来，“彼族似犹不忘内犯，万一要挟以万不能从之事，迫我于不能不再议战之时，则粮饷两空，将何以为筹战筹防之具乎”？即使决无议战议防之事，银粮充足也绝非坏事，“将来启銮不过多费一番转输而耳”[57]。这当然遭到各省的反对。袁世凯表示，虽然山东米价较陕西低，但船只短少，雇觅为艰。自十里堡至河南孟津，水程1600余里，非数月不能运到。及抵孟津，又须等车陆运，再历崤函之险，由陕州西行入渭。运至陕境，约需两三月。与其缓不济急，不如协款助赈，故只是提银3万两交差[58]。

　　李鸿章曾指出，京通仓米经各国出粜，暂不缺食。但京畿一带秋成中稔，银价较昂，形势不容乐观[59]。在由其主笔、全权大臣奕劻等人联衔的奏折中，他表示，“京城自经燹之余，各处仓廒悉为洋兵占据，积储荡然一空”，运漕万不可缓。另外，剥船在变乱中遭受损失的多达700余只，剩余部分又因洋兵未退，难以雇用。南粮能否转运毫无把握。加之历年排造油艌，工繁费巨，运米时船户水手偷盗搀水，百弊丛生，不如趁机改革，交由火车剥运赴京。当然，现在京津铁路尚未交还，若令承运漕粮，“权不我操，势多牵掣”。具体情形只能有待商量。江浙海运、江北河运及上届存沪余米，约共米150万石，但京仓有90万石即够支放。本年汇丰、克萨洋款本息共需银100余万两，未有抵偿。他们欲改折部分漕米。结果江苏拟折漕30万石，每石2两，运费7钱5分，共银82万两零，实运新漕并沪存余米62万石。浙江拟折漕五成米228000石，每石1两6钱，运费8钱，共银52万两零，实运米33万石。两省共折银136万两零，起运95万石。对此，清廷没有提出异议[60]。

　　浙省折价没有江苏高，据称乃因本色完纳变价为难，非苏省原收折价可比，现定折价实已勉力。但浙江当局为显示忠心，“苟能多筹一分，即可多济一分之用”。故随后将折价每石提升1钱，即1两7钱，结果共多银2万余两[61]。此后，浙江要求将改折比例提高到7成，折米335508石，合银570364两零。应折五成白粮12629石，每石折银2两21，计银27911两零，以上共计598276两。应随解每石8钱运费，除商耗不给水脚，应解银258117两零。按上届成案扣解厅仓茶果银6205两，实解251912两，统计850188两941[62]。在户部的要求下，这85万余两银子一律解交江海关道待拨[63]。

　　“财政攸关，莫先于整顿漕务”。京通各仓自上年兵乱后，积储已空，剥运亏耗与通坝兑收，积弊又防不胜防。经综合考虑，户部提出了改革津通漕粮剥运的建议：

　　一、剥船宜停造。船户近数年短交漕粮盈千累万，追比徒有具文。剥船大多损坏，若重新修造，靡费可惜。特命沿河州县查明船数，准其作为民船，揽载商货。

　　二、铁路宜接修。永定门车站距内城各仓在十里以外，米到之后仓场验收，尚多未便。应修辅路以便接运，应自永定门外向东折北，直至朝阳门外太平仓而止，以太平仓为江浙两省漕米栈房，火车到此交卸，暂为存储。太平仓至南新等仓，亦令垫平车道，铺设双轨，用人力推送到仓，岁可节省银三、四十万两。

　　三、仓廒宜归并。京师内城七仓（禄米、南新、旧太、富新、兴平、北新、海运），外四仓（太平、储济、本裕、丰益），以及通州中、西两仓，共13仓，原设廒1022座，自南漕减运，失修倒塌过多。应将白粮改归禄米仓收储，漕粮归并南新、旧太、富新、兴平四仓收储。其余一律裁撤，所有房屋均充别项公所之用[64]。

　　本年又出现了是否由洋商承运漕粮海运的辩论。张之洞进行了激烈地反对：“漕米向系招商局运，贴补华商，何以议定交赫德归洋商包运？”这样不惟瘠华肥洋，且从此仰乳哺于他人，“此非干预内政而何”！[65]盛宣怀则从李鸿章处得到解释：洋兵未撤津沽，铁路暂难交还。沪存漕米无法运京。若再迟运，年前恐无现米。通过赫德代觅洋商包运，由沪收径运到仓，每石合银不过6钱，所有费用均在其内，封河前运完，核与向年办运需费较省[66]。但盛宣怀仍不无疑虑：“将来权力必尽落他人之手，洋商觊觎本已久矣。”[67]果然，赫德很快玩出花招。本来，商场惯例是以每140斤折换为1石。赫德将合同转包给怡和、仁记后，即向清廷提议，要以100斤作1石计。也就是说，他要将成本提高40%，这样自然是“大不合算”。无奈之下，户部只好询问招商局：“如能承办，不尽之言。”[68]盛宣怀马上回复：赫德包漕皆须转手他人，价钱必高，招商局运漕则系自己之事，“驾轻就熟，力能为之”。但盛宣怀同时指出：“惟铁路非所属，势难一气呵成。”[69]他特派招商局委员沈能虎到京，商量与京津铁路合运漕粮事宜。

　　四月，沈能虎到天津，随即与铁路总办英国宝朗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塘沽起剥至北京事宜交由仁记承办[70]。合同还做了如下规定：漕粮须于六月初六日起运，赶在封河前运竣。自塘沽至京运脚保险，每石合银1钱4分。自火车搬卸进仓，以及搭盖棚座借资洋兵，一切费用每石合银1钱56。倘卸米时发现缺短，由仁记赔补，每100斤作价3元5角7分，从运脚内核扣。因为京城车站已修至天坛墙外，在先农坛墙外自南而北，接修岔道，以备日运3次，火车与骡车各卸各装。自塘沽装车、永定门内卸车、赴仓交收，均令连袋过磅。所用磅秤，由沈能虎与江浙两粮道及仓场派出委员共同检查，但无论漕白正耗粮米，统以140斤为1石，分别兑收。火车装运则按吨计数，每吨1680斤，合漕米12石。火车每次运米5000吨，多则日运15000吨，平均每日进仓米在12000石左右。又因出现火车剥运，原有漕运体制再次发生变化：以往每届漕粮抵大通桥时，向由抽查漕粮御史抽查，而现在改由火车运输，“均由洋官包运保险，既不虞其偷盗，未便再事抽查”，清廷将其撤回[71]。

　　光绪二十六年的江北漕粮正耗米136000余石，最初被直隶截留拨充军饷，后又被调入山西救赈，但德州毗连直境，通过和山西巡抚锡良商量，将漕粮先卸临清，随后转运，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验收全完。因河水冰冻，只得在临清守候。次年正月春融后起行，于二十七日驶抵陶城。正在出运时，黄水陡落，二月十日，重挑后引黄出运[72]。因江北河运挽运均艰，户部认为，为此十余万石米，“糜费不知凡几，而小民之苦累，尤有不忍听闻者”。若能改行海运，省数千里挽运之劳，革千百船无穷之累，沿途济漕等项工费，更可节省开支30万两。此年江北应征米129602石，不如“一律改归海”[73]。两江总督刘坤一仍然要河运，但清廷的态度也突然坚决起来：“江北新漕，经户部奏明改办海运，即著遵照妥筹办理。”[74]

　　既然清廷要求江北漕粮改行海运，刘坤一只得重新制定章程。他奏称，除起运交仓米129602石零，筹备余米2592石零，应备经耗1944石零，轮船耗米10368石零，备带火车骡车搬载折耗米2669石零，均已在采买，应由招商局照案在镇江兑交[75]。本次招商局首先派出“公平”号轮船，一次装米25920石，于九月九日开行[76]。经费开销，用运费银132315两722毫。另购办麻袋133490条，每条值银2钱5分，银33372两5钱。雇用民船赴镇交仓146528石4339，每石剥价5分，银7326两4201厘。加上提前支取的运河委员薪水及局租等款，用银2120两61，统共用银42819两5301，均列入另报案[77]。

　　江苏漕粮共米780890石，除上年提前征运白粮10297石零，先后两次改折漕米387750石，截拨苏省赈济41066石，起运341776石，全归招商局承运。最终费用系用库平银255981两，每石5分共17088两一半，实银338892两。另支新增剥价10450两，于道库漕项内动支[78]。浙江方面，原议折价5成，起运5成。因南方雨水过多，如责令照数起运，必多折耗，于是改为折7运3，多收折价运费银20余万两[79]。浙江征米510239石零，由南折等2382石，商耗37058石。运陕白粮正耗3300石，折价322647石零，实运解144850石零，全归招商局承运。共用库平银115446两零，每石合7钱9分7。商船每石加给1钱5分，运米144850石，应支21727两零。天津、大沽办公费每石加5分，应7242两。剥船百石加5两，共4956两零。因浙漕均归招商局承运，减修费1钱5分，节省21727两，商轮扣3分水脚计4345两，两共26073两[80]。奉天应征米2517石2331，每石折银1两8，为银4531两01958，实征豆4885石2，每石1两5，共银7327两8[81]，全部改归折色，与晚清漕粮改折的趋势一致。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本年江北、江苏及浙江漕粮海运全归招商局承办，而且从此以后，所有海运漕粮亦均改归招商局承运，此当为清代漕粮海运史上值得一书的大事。另外，漕粮海运虽改由火车剥运，但这种转变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少。仓场侍郎在验米时过于苛刻，每石大约亏空1斗，导致江浙亏损过多，招商局委员沈能虎置身其中，受到双方指责。浙江巡抚迁怒商局赔米，江浙粮道也怀疑沈能虎专权，盛宣怀只得请求李鸿章，让江浙粮道自行到京料理，“沈道与商局，微我师莫能救矣！”[82]尽管如此，这些人在事后却都得到奖赏[83]，显示出清代政治运作的另一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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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迎接慈禧太后回京，北京很早就开始准备。首先是安定地方局势。当时也系全权大臣之一的直隶布政使周馥给联军统帅瓦德西发电函，要求联军给予多配合。其中第二条即称：京津粮价渐贵，应招商往上海等处贩米。各商惟恐进大沽口时，洋人有所需索，畏阻不前。请通知天津联军各官，遇华商贩粮之船进口，勿收厘税，由津贩至京者亦同，“庶中外军民咸沾利益”[84]。瓦德西表示同意，会通知联军各统带，“尽力施行”[85]。

　　清廷要求索回被洋人占领的京通各仓。庆亲王奏称，京城自遭兵灾，仓库皆被洋兵占夺，各署存款亦搜索一空，官民居户又迭被抢掠，“十室九空，生计殆尽”[86]。掌管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荣禄则称，户部内仓先被美国兵强占，后又交给德国接管，经全权大臣那桐多次催索，德国才答应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交还。该仓监督乐平、绍彝带兵前往接收，结果发现仅存粳米3700余石，粟米11600余石”[87]。至于京通地区的粮食损失数，则很难查清[88]。

　　在兵荒马乱之中，漕粮的很大部分损失因洋人而起，但也不全是这样。比如二十六年山东应拨西陵米30625石8411，由济后帮千总李建烈解交。他将其中的米14989石运至雄县，随后宣称全部被洋兵抢失。户部得到的消息却是，此项米石并非遗失，仍在雄县囤积，他们密派外委徐英前往查勘，得知现存米石计房12间。此米马上遭到封存，李建烈也受到审问：“既报洋兵全行抢失，何以尚存？”李建烈争辨，自己并未说全部被抢，也不是洋人抢走，而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被义和团抢去10400余石。户部指出：“如果拳匪与官兵交仗，何能携此笨重而逃？”12间库房难存米14900余石，他们推断李建烈并未实存此数[89]。随后，山东巡抚奏称，雄县所失米为5989石，李建烈在起剥途中，“突来拳匪多人，将银钱衣物劫掠一空”。李建烈也被捆去，洋兵又接踵而至。这批漕粮“始被拳匪取食搬运，继被洋兵喂养马匹”。但无论如何，清廷仍将李建烈革职，并勒限将全部损失5989石追赔[90]。按漕折正价每石2两，共应交银11978两。事后，李建烈只上缴银1371两，清廷将其原籍顺天府大兴县家产查抄，并继续追赔[91]。对李建烈事件的处理方式如此，其他各仓的情况大致也可预料[92]。

　　当然，除此之外，与晚清漕运最为相关的举动，当属漕粮改折诏的出现。为了早日签订《辛丑条约》，清廷确属绞尽脑汁。在此之前，英法两国甚至有将新疆和西藏作为抵押的意图，清廷只是担心俄国等国家不会答应才作罢，“尚不若以盐课丁漕作抵”，则事情无法收场[93]。根据赫德的设想，当时清廷赔款之途有以下几端：各省盐课盐厘约1500万，海关常税可500万，漕米全部改折可得余利300。每年合计约2300万，50年可以偿清赔款。赫德还欲通过土药税、印花税、户捐等方式，满足清廷的日常支出[94]。张之洞指出，赔款关乎国计民生，也与各国商务相关，希望各国勿索现银，而是分年摊还，即使略给利息，也可通融办法。至筹款之策，不如将关税、盐课、厘金等项，不分华洋，一律加倍征收，“最为简捷公平，明白易行”。如此可添银四、五千万，即使还款4亿两，10年归还，利息2厘，也不过每年还银4800万两。但如果将原有国库收入全部抵款，再用加赋筹集开支，则内外束手，“国事不可为矣”[95]。张之洞还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指出，如以盐漕常税备抵赔款，此举但促目前撤兵，不顾以后，“大乱四起，中国亡矣！”[96]

　　刘坤一则表示，国家收入只有丁漕、货厘，洋关货药税、厘价、课厘为大宗。但药厘本由关征，漕米改折仅止两省，不致牵连全局。京仓需米，不妨以原有漕折之款招商购办，实较漕运尤为省费。核计漕米改折与药厘并计，约有六、七百万之款可抵[97]。盛宣怀也进行附和：“盐、漕常税全抵赔款，最为妥当。”认为常税可归并洋关，折漕采办也易办理[98]。户部表示接受，将盐课、盐厘、漕折漕项及各关常税全数备抵，可得银2000万两[99]。虽然赫德明确表示，“偿款出之加税，断非所愿”[100]，反对提高关税，以免西洋商人受损。但户部指出，中国受此大亏，“舍加税别无法，想当亦各国所共谅”[101]。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李鸿章等人向朝廷奏称，在答应赔款4亿5千万两，年息4厘的基础上，联军同意撤军。至于还债之法仍可商量，抵款年限也需再议[102]。议和的成功，为慈禧太后等人返京做好了准许。

　　二十七年六月，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建议将有漕各省漕粮全行改折。他们宣称：江浙漕粮皆系临时起运购买，海运于上海购米，交招商局承办；河运在沿运河各镇购米，交船户运通，“在民久已折征，在官并不折解”。加之剥船搀水霉变，花户盗卖回漕，暗亏尤多。旗兵得米，尽以易钱。京官仓米，皆买北稻。种种有名无实，亟应设法变通[103]。接着，尚在西安的清廷，于七月初二日，发布了著名的漕粮改折诏，全文如下：

　　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削，上耗国帑，下朘民生，当此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糜费，核实整顿，著自本年为始，各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该督抚等认真清厘，将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提存，听候户部指拨，并查明各州县向来征收浮费，责令和盘托出，全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仍由该督抚将提存归公各数目，先行具奏。至仓储关系紧要，全漕既经改折，自应按年筹备，详定办法，所有采买、运解、收放、储备各章程，及到仓后应如何严责成防、防弊窦之处，著漕运总督、仓场侍郎分别妥议，统限于两个月内核奏，毋稍迟误[104]。

　　随后，漕运总督张人骏上奏了善后事宜：

　　一、折征折解各定数目。各督抚核定每石应解折色银若干，每岁漕前具奏。一、俸甲等米折放现银。虽所领之银未必能购实米，然较花户私折米铺兑换所得必多。一、招商贩运以裕来源。由江浙两省劝谕殷实商贩，运米北上。一、采买搭运以实仓储。一、京津接运妥筹办法。一、京仓存米出陈易新。每年买米50万石，至第四年动支第一年仓存之米。一、仓场收放须筹经费。一、直隶酌开稻田。一、南北运河仍宜修治。[105]

　　从以上叙述可知，尽管漕粮改折诏的出现完全是为了应付《辛丑条约》，但清廷却上下一致，将改折的原因指向漕运弊端。这表明，他们对待折漕一事上，显得极为心虚。

　　在停办漕运诏中，清廷已规定要将漕粮全部改折。漕运总督张人骏也表示，京仓每年有50万石粮食，足够支放。但九月初六日，庆亲王奕劻等人却称“京仓未可久虚”，要求每年仍固定征收漕粮100万石，由江浙分成摊征[106]。对于这次变化，江苏有比较清楚的记载：朝廷本来要将全部漕粮折色，“嗣准户部电，京师米价陡涨，采办恐转多费，前据浙抚奏杭嘉湖等府仍本折兼收，苏省亦可收本色，总之苏浙两省凑足百万石，由海运京”[107]。

　　各省督抚原打算用折漕抵还洋款，以减轻自己的摊款压力，针对朝廷的这种举动并不甘心，他们一致认为，江浙每年购米50万石已敷应用，其余部分应行折色，如此每年可省130余万两。合之山东折漕，省出运费约20万，省挑挖运河等费约10万两，南北各省折漕，总计可达100万以上，以之抵还洋款，不无裨益[108]。也就是说，他们要求朝廷只保留漕粮本色50万石。但清廷毫不动摇，仍坚持起运本色100万石。至于江浙两省在漕粮的分配比率，经往返筹商，最后决定由苏省认运本色6成，浙江认运4成，白粮在内，其余漕粮仍遵前旨改折[109]。即便如此，据刘坤一的推算，每年亦可节省银70万两[110]。

　　漕粮改折诏的颁布，与《辛丑条约》后清廷财政局势密切相关，是清廷面对巨大危机时的无奈选择。与此相配套，还出现了火车剥运一事。虽然漕粮改折也因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野而大受牵制，无法得到通畅的实施，但不可否认，漕粮改折诏毕竟取得了一些实效，并在事实上成为晚清漕运制度、乃至中国漕运制度的一次总结。火车剥运也完成了清代漕粮海运史上运输工具的又一次飞跃。

　　简言之，义和团运动对清代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晚清漕运事实上的转折点。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义和团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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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拙著《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2005年版。

[2]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鹿传霖等折，该委员会1973年版。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朱批时间），浙江巡抚刘树堂折（以下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

[4]《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河南巡抚裕长折。

[5]《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河南巡抚裕长折。

[6]《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仓场侍郎长萃等折。浙江粮道郑嵩龄称，当时津城内外，“昼夜焚劫，枪弹如雨，几至无可驻足”，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浙江巡抚刘树堂折。又《中外日报》1900年6月21日记载：招商局广济轮船装载粮米前往天津，船中另装有军火1800箱，“行抵大沽之际，为各国兵舰扣住，所有军火均遭夺取一空”。

[7]《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8]《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9]《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10]《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

[11]刘坤一：《遵设清江转运局筹解军米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刘坤一：《转运改道解赴行在交纳片》，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四。

[13]《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初九日。

[1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朱批时间），漕运总督松椿折。

[15]《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四日，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鹿传霖折。

[16]《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漕运总督松椿折。

[17]《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河东河道总督任道鎔折。

[18]《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甘肃巡抚永德等折。

[19]《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朱批时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折。

[20]刘坤一：《江北河运出力各员请奖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七。

[21]（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22]《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23]刘坤一：《寄恽观察》，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日，《刘坤一遗集·电信》卷一。

[24]刘坤一：《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闰八月二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电奏》卷二。

[25]《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署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袁世凯折。

[26]《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折。

[27]《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折。

[28]《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安徽巡抚王之春折。

[29]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六，第1544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1年版。

[3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督办前路粮台、甘肃布政使岑春煊折。

[31]《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32]刘坤一：《清江转运雇养长车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四。

[33]盛宣怀：《寄西安王中堂江宁刘岘帅苏州聂仲遇杭州恽菘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四六《电稿》，民国十九年思补楼刻本。

[34]《德州转晋抚锡来电并致刘张松廷端》，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七，光绪三十四年刊本。

[35]盛宣怀：《寄李中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愚斋存稿》卷四六《电稿》。

[36]《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37]《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日，陕西巡抚岑春煊折。

[38]（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39]（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四日，署直隶总督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40]《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调补湖北巡抚河南巡抚裕长折。

[41]《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十六日等，河南巡抚于荫霖折。

[42]张之洞：《会衔电奏（由济南缮发）》，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电奏》卷九，民国十七年刊本。

[43]张之洞：《购米运陕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张之洞全集·奏议》卷五一。

[44]（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45]（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46]《朱批奏折·交通运输·陆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署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等折。

[47]《张香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四六《电稿》。

[48]刘坤一：《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电奏》卷二。

[49]（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50]（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等折。

[51]（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等折。

[52]《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53]《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5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55]《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56]《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57]《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陕西巡抚岑春煊折。

[58]（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三十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59]李鸿章：《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八。

[60]《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折。

[61]《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署浙江巡抚湖南布政使余联元折。

[62]《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63]《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71辑《财政·田赋漕粮》，第257页，中华书局，1995年2月版。

[64]《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户部右侍郎那桐折。

[65]《张香帅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66]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七。

[67]《寄江鄂督帅山东抚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68]《北京全权大臣户部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69]《寄北京全权户部》，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70]盛宣怀：《寄苏州聂中丞陆方伯罗粮道杭州余中丞方伯陆粮道》，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五五《电稿》。

[71]《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折。

[72]（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73]《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奏折人不详（应为户部）。

[74]《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折。关于这一点，盛宣怀也极有意见，他对刘坤一说，“江北漕粮似宜酌办折价，下届再议办法，断不可拘泥成辙，试问河运其能济乱耶！”见《寄江督刘岘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九六《电报·补遗》。

[75]《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折。

[76]《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折。

[77]刘坤一：《漕粮改办海运一切用费片》，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三六。

[78]（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等折。

[79]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九。

[80]《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

[81]《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溥颋折。

[82]《寄李中堂》，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四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六《电稿》。

[83]《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仓场侍郎荣庆等折。

[84]《外务部档》，周馥为抄送与瓦德西商议运米通电之函件事呈李鸿章文，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85]《外务部档》，周馥为抄送与瓦德西商议运米通电之函件事呈李鸿章文（照瓦帅复函），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86]《天津庆亲王来电》，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四三《电稿》。

[87]《朱批奏折·财政·仓储》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大学士荣禄等折。

[88]有人说，此年“天津海运局则称在津栈遗失漕粮27万石有奇”，见张仁静修：《青浦县续志》卷七《田赋下·漕运》（民国二十三年增修刻本）。刘坤一则说：“上年天津不守，司道局各库存银六百余万，招商局存米40万石，尽资外人。”参见刘坤一：《赔款外专筹巨款兴作片》，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三五。

[89]《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镇国公）奕谟等折。

[90]（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折。

[91]《朱批奏折》光绪残片，河东河道总督折，《光绪朝朱批奏折》第71辑《财政·田赋漕粮》，第517页。

[92]又比如，撰写过《老残游记》的刘鄂，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向联军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却以私售仓粟将其流放新疆，见《老残游记》之《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93]《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四八《电稿》。

[94]《北京周玉山方伯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一《电稿》。

[95]《盛宗丞转鄂督张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六。

[96]《另筹新款以作抵押还债之需》，《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五一，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申刻发。

[97]刘坤一：《复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二。

[98]《寄北京周玉山方伯》，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四《电稿》。

[99]《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六。

[100]《寄行在荣中堂王中堂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四《电稿》。

[101]《盛宗丞转西安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到，《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六。

[102]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三七。

[103]《光绪政要》卷二七，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第二次会奏变法事宜。

[104]《上谕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五《国用十三·漕运》中关于此条记录笔误为光绪二十六年，殷崇浩据此而认定《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中关于此条诏令为光绪二十七年的记录为错，并特意加以强调，实为不察。见《〈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

[105]《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漕运总督张人骏折。

[106]《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任道镕折。起运本色之议，有一说为浙江巡抚任道鎔倡议，他奏称漕粮全改折色，流弊滋多，“拟有折五运五、暂行试办章程，电达户部。”结果，十月初五日，户部电致苏抚，“有合苏浙两省凑足京斛100万石运京之说”。（《仍办海运》，《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1901年12月9日）。但此说尚难确定。另据百日变法时期维新派官员对他的弹劾可知，任道鎔乃投机取巧之辈。

[107]（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108]《光绪政要》卷二七，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

[109]（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

[110]刘坤一：《寄开封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刘坤一遗集·电奏》卷二。

原刊《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