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02日   15 版）


    近日读到李学勤先生在“经学：知识与信仰”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题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激发了一些想法。今不揣浅陋，呈教方家。

    众所周知，经学的创作是很早的，《周易》《尚书》《诗经》都保存了殷商与西周的历史材料。经学的研究史也是很早的，西周后期的“陈诗观风”说，春秋人的断章说诗和季札的德义解诗，都是对儒家经典的人文阐释。先轸说：“《诗》、《书》，义之府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不妨看作时人对经学的人文概说。孔子曾整理六经，弟子中的文章博学之才子夏也熟谙六艺。孔门经学的一大特色是“心性释经”，如“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所谓思者怨者，均落在人的心性。《礼记·乐记》云：“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人情也是心性。所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也。”又曰：“礼生于情。”说的就是经书皆缘于人心。孟子的“言出于心”，言指文学也是经学，经学因心而生。荀子的《礼论篇》溯礼之起源，认为礼之起是欲与物的相持。《正名篇》云：“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则欲者，心也。因知，礼也起于心。其余五经复如是。可以说，“心性释经”是先秦经学逻辑的核心。

    有人说，汉人解经的弊端乃失于繁琐。繁琐固足诟病，但繁琐只是形式，未足窒息经学的生命。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认为，汉初“经术是政治的装饰品”。这道出了汉代经学之弊的所以然，而其所谓的“然”则是汉人丢弃了先秦儒者“心性释经”的逻辑。所以，在文字训诂上的成绩是汉人的骄傲，却也反衬了他们在义理开掘上的极大薄弱。然而，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再看周予同先生的论断：“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则二家说相仿佛，都以为经学到头了。事实上，仅就注疏训诂言，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已否定了刘勰的说法，更遑论宋明理学为经学新开的广阔境域。宋明新儒学的成功还是在一点，即继承了先秦“心性释经”的逻辑，陆九渊、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是这一逻辑的高潮。我以为，学史之人要有历史的前瞻眼界，不能站在明天来看今天，站远一些，站在一百年、三百年乃至一千年后来看今天，这样才可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之方向与规律。刘勰未及见宋明经学周先生见之，若以历史的眼光瞻望,必会有另一个新儒学的出现。今日倡导国学者正殷殷期待于此，我们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由上世纪20至40年代，以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和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即为此致力。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文章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显然，新儒家找回了传统“心性释经”的逻辑。

    以上简略的经学概说，一者要说明经学仍有发展的空间，一者要指出“心性释经”的逻辑在古代在现代都是经学进步的顶好路径。更申言之，“心性释经”包含了“述而且作”的思维。这里的心性是经书之心性，也是解经者之心性。《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述道的经典诗、书、礼、乐生于人，即生于人的心性。孟子解诗有“以意逆志”说，志是经书的心性，意即是解经者的心性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思想与春秋以前的经学思想有质的区别，孟子、荀子与前人又不尽同。这是各以其情自得的结果。这一结果体源于经又超越于经，而超越性的阐释就是“作”，故曰：述而且作。之后惟宋明理学得之。汉唐的注疏和清代的考据丢弃了“心性释经”的逻辑，其文字训诂的学术套路是典型的“述而不作”。虽说出土文献为经书的诂训送来一缕星火，带着它或者尚能在浩瀚的古文献中校对几处文字上的衍讹阙误。然今日的国学要复兴，蕴含“述而且作”思维的“心性释经”逻辑无疑是最理想的学术方法，那种“述而不作”的思想惰性该扔掉了。

    我们知道，最先批评“述而不作”的是墨子(《墨子·非儒》)。《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起先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因不满儒家礼烦厚葬之义，而背周道用夏政，自创新说。显然，墨学的建立是“作”的结果，这一结果的实现路径，乃是对儒学的批判。即是，在“述而且作”的思维中包含“批判主义”精神。因批判是“破”，“破”之后是“立”，“立”即为“作”。非惟墨学为然，先秦诸子莫不在有所批判其它家派中建立自家的理论体系，道家、法家亦如是。不过，批判之“破”本蕴藏存在之认同的逻辑，既有认同则不可能悉数地否定，故必于“立”之中有所吸取所未尝“破”之者。如就心性与天命之关系的命题，儒道法主张差异，但都把心性超越于天命之上，建立人为天地主的哲学。此《易》之谓：一致百虑，同归殊途。

    由上知，“心性释经”的逻辑内含“述而且作”的思维，“述而且作”的思维包含“批判主义”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这一线索中传承与发展绵绵千年而不断裂的。遗憾的是，先秦以后，“述而且作”的思维惟宋明人有所发挥，然“批判主义”的精神则黯然无传。故儒学成了文化的主流，道家犹存而常流为养生或神仙之术，墨学几乎绝迹。中华文化的新元素来自异域，古代为释家，近代为泰西。追究来则是“述而不作”与“批判主义”精神的遗失。今日讲国学，首要应重拾这一宝贵精神。我们要师法先秦诸子的勇气和识力，批判经学也批判子学，于破与述中传承，最终完成作和立的结果。如此，我们的国学才能够百花齐放，达致“其命维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