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视野、地方经验背后知识分子的精神建构
□李怡
在辨别种种“知识”的姓“西”姓“中”或者“外来”与“本土”之前，更重要是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将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与人的主体性作为自觉的追求。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世界”的知识框架是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搭建起来的。“世界”被假定为一个合理的知识系统的表征，而“我们”中国固有的阐释方式是充满谬误的，不合理的。新时期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以对“世界”知识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为自己的基本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过程，在总体上可以说是“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文论引导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主潮
“走向世界”凸显了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由此，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努力以中国之外“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方法为基础，以国外引进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起点，经过1984年的反思、1985年的“方法论年”，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得到了最广泛的介绍和运用，最终从根本上引导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潮。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以中国之外的“世界”文学的情形为参照对象的，比较文学成为理所当然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式，该研究领域汇集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实力强大的学者，中国学术界在此贡献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成果。新时期中国学人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重提“比较文学”，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之后，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设立了以“世界”文学现有发展状态为自己未来目标的潜在意向，并由此建立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不仅囊括了当时刚刚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集中展示了那一时期的主力学者面对“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的精彩发言，而且还以45000余字的“导论”充分提炼和阐发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对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著名预言的接受，对于“走向世界”这一诉求的认同都与曾小逸的这篇“导论”大有关系。一时间，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讨论问题已经变成了保守封闭的象征，而只有跨出中国，融入“世界”、追逐“世界”前进的步伐，我们才可能有新的未来。
1990年之后，我们重新质疑了这样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的思想方式，更质疑了以“西方”为“世界”，并且迷信“世界”永远“进化”的观念。然而，无论后来的质疑具有多少的合理性，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或许充满认知谬误的“世界”概念与知识，恰恰最大限度地打破了闭锁的思维，让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架构中来理解自身的生存环境与生命遭遇。这就如同100多年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重启“世界”的概念，第一次获得新的“世界”的知识那样。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释译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广泛传播，“世界”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语汇。“世界”一词回传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基本语汇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正是中国中心的破灭，才诞生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空间的概念，才有了引进“非中国”的“世界”知识的必要，尽管“中国”与“世界”在概念与知识上被作了如此不尽合理的“分裂”，但“分裂”的结果却是对盲目的自大的终结，是对我们认识能力的极大扩展。
“地方知识”成为文学研究重要参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反思，这些以西方化的“世界”知识为基础的思想方式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压抑和遮蔽了“民族”文化与“本土”特色?我们是否会在不断的“世界化”追逐中沦落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对象?
其实，100多年前，“世界”知识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已经告诉我们了一个重要事实：所谓外来的(西方的)“世界”知识的丰富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壮大，本土的、地方的知识恰恰也获得了生长的可能。100余年前的留日中国学生在获得“世界”知识的同时，也升起了强烈“乡土关怀”。本土经验的挖掘、“地方知识”的建构与“世界”知识的引入一样令人瞩目。他们纷纷创办的反映其新思想的杂志，绝大多数均以各自的家乡命名，《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等等。在这些以“地方性”命名的思想表达中，已经没有了传统士人的缠绵乡愁，倒是充满了重审乡土空间的冷峻、重估乡土价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间束缚的激情。我们所看到的分明是一次次精神的“还乡”，他们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审视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热情激活它。
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诸多的地方“问题”之时，他们不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地方“独特性”，而是表达自己所领悟和思考着的一种由特定区域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价值追求。任何一个不带偏见地阅读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些价值追求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翻版，也不是地方历史的简单堆积，它们属于一种建构中的“新型的知识观念”。
所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依托地方生存感受与乡土时政经验的思想表达不能被我们简单视作“外来”知识的移植和模仿，更不属于所谓“文化殖民”的内容。同样，在新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在重点展示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方法热”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寻根”，虽然后来我们对这样的“寻根”还有诸多的不满;90年代以降，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走向。竭力倡导“走向世界”的现代学人同样没有忽视中国文学研究的地方资源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性”、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质疑西方文化霸权的中国影响之前，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地方性”的独特价值。198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苏州年会就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作为议题之一，在此，“地方性”背景已经成为中国学者自觉反思“现代化大潮”的参照。
“知识”的背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成长
可见，“世界知识”与“地方知识”完全可以摆脱“二元对立”的状态，呈现出彼此激发、相互支撑的关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穿越了这些表层的知识对立，形成更内在的连接和共谋呢?我认为是作为“知识”创造主体的人本身，具体而言，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建构能力。在“知识社会学”盛行的今天，我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言必称“知识考古”，但离开了人的精神发展史进行客观的“考古”其实并不能洞察问题的本质。
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演化历史，可以发现，在“世界知识”与“地方知识”相互支持的关系构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成长。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自我意识的饱满和发展是发现和提炼全新的艺术感受的基础，只有善于发现和提炼新的艺术感受的文学批评才能推动人类精神的总体成长，才能促进人生价值新的挖掘和发扬。在辨别种种“知识”的姓“西”姓“中”或者“外来”与“本土”之前，更重要是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将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与人的主体性作为自觉的追求。换句话说，在“知识”层面将“世界”与“本土”暂时“割裂”并不要紧，引进某些“外来”的偏激“观念”也不要紧，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知识创造者的我们是否获得了自我精神的丰富与成长，如果这一切得以完成，那么新“知识”的创造便是尽可期待的，从“世界知识”的引入到“地方知识”的重新创造，也自然属于题中之义，而且这样的“地方知识”理所当然也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从“世界知识”的看似偏颇的输入到“地方知识”的开放式生长，这样的过程原本没有矛盾，因为知识主体的自我意识被开发了，自我创造的活性被激发了。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演变中，浸润于日本“世界知识”的鲁迅提出的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即返回到人的自我意识。在80年代，不无偏颇的“方法热”催生了文学的许多命题。
过于重视“知识”本身的辨别和分析，极大地忽略了“知识”流变背后人的精神形态更重要的改变，处于这样的思维定势的我们常常陷入中/外、东/西、西方/本土的无休止的纠缠争论中，却没有耐心观察、仔细阐释包括文学批评家在内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过程。其精神创造的成果没有得到足够的总结，其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这个意义上，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知识”、“地方知识”的关系又属于一种独特的“依托—超越”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精神创造活动都不能不以“知识”为背景，是新知识的输入激活了创造的可能。但文学作为一种复杂细微的精神现象，特别是它充满变幻的生长“过程”，却又不是理性、稳定的“知识”系统能够完全解释的。对于文学创作的考察描述，既要能够“知识考古”，又要善于“感性超越”，既要有“知识学”的理性，又要有“生命体验”激情。文学的学术研究，则更需要对这些不规则、不稳定、充满偏颇的“感性”与“激情”的理解力与阐释力。
人类是充满感性冲动与生命体验的复杂存在。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曾长期受制于对中国作家理性知识的清理和分析，而严重忽略了知识分子作为感性生命存在的种种体验，更因此忽视了以这些生命体验为基础产生的艺术的创造能力。其实，“体验”更直接地联系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美学趣味、文学选择等人类文化现象的转变，归根结底可以说就是体验——包括体验内涵与体验方式的转变，这正是西方20世纪思想家与美学家的一个重要发现。
自近代、现代到当代，中国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不仅是与新“知识”的输入和传播有关，更与“知识”的流转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理解”有关。今天考察这样一段历史，不仅需要清理这些客观的知识本身，更要分析和追踪这些“知识”的演化过程，挖掘作为“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知识”的特殊感受、领悟与修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更需要的不是对影响中国文学的这些“中外知识”的知识论式的理解，而是厘清种种的“知识”与现代中国人特殊生存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创造主体的种种心态、体验与审美活动，所谓“知识”也不是客观不变的，对它本身也必须重新加以“考古”的观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0-7-6 15:5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