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呼吁读史治史当观大治得失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1月12日
细碎化和描述性两倾向不容忽视
学者呼吁读史治史当观大治得失
记者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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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白先后结了4次婚？孔子的身高为2.21米，与姚明几乎一般高？近来史界的猎奇之风甚嚣尘上,有一地鸡毛之势。“要警惕史学研究目前出现的‘狗崽队化’。”学者孙江在回国讲学时如是表示。近日，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长莉提出，“细碎化和描述性两大缺陷，已成为制约史学研究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在社会史领域”。李长莉此语，获得了与会学者的共鸣。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还是历史研究领域的新角色，但在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炙手可热，成为史坛主角，很多学者、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学者都“趋之若鹜”，但问题也同时出现了。“研究题目都很细小，很琐碎，某一个村、某一个庙，或者描述某一家族如何如何，一拥而上，却形不成整体的研究，也没有一种理论的解释。”李长莉说。“好像对史料的占有和搜集越趋多元化就越能证明对史学拥有一种解释的霸权，拥有了不同于传统文本类别的史料就具有了认知真实历史的资本，这确实是一种误区。”学者杨念群举例说，譬如，所谓新文化史研究出现一种趋向，专门挖掘旧式文人的隐私生活，越怪越好，社会史则专门发掘乡村里边那些稀奇古怪、为文明的城市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或者是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历史的猎奇赏玩心态，成为人们饭后茶余之谈资，沦为地摊读物，“但对于历史真相的发现无有助益”。李长莉告诉记者，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基础研究，需要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但这些只是研究的初步，历史研究的目的还是通过个案透视解释中国历史变迁的普遍性理论，所谓“读史治史当观大治得失”，而不是“为了叙事而叙事，为了描述而描述”。李长莉强调：“从具体研究上升到普遍的理论，才是成熟学科的一个标志。”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呢？杨念群告诉记者，原来的史学研究都是大叙事、大框架，特别关注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但缺乏对鲜活细节的洞察，也没有人的活动身影，因此其解释框架显得粗糙无趣。“所以，我们开始眼光向下，开始做社会史，觉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基层社会其实很重要，中国的社会史由此起步，力图回避一些相对空洞的大的结构和大的叙事。好处就是我们对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有了很多的面向和了解，但问题是，可能会钻到牛角尖，满足于对一些很细碎的场景、或者稀奇古怪的材料的占有而自得。”为此，杨念群呼吁，对“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的评价要慎重，首先要肯定其价值和贡献，史学研究也需要多元解释的途径，只是对个案的发掘中，不要放弃对整体史的思考。
李长莉还表示，可用“综合法”“理论法”和“跨学科法”来矫正史学的“碎化”倾向。她指出，“综合法”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研究历史问题。比如国内三大社会史中心之一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多年来进行的山西地方史研究、近年来开展的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就是从不同层面解读历史事件、厘清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理论法”，则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观照中国历史问题，比如公民社会的理论等。
史学研究要警惕“叙事化”，并不是“不要叙事”，只是不要“为了叙事而叙事”。李长莉表示，历史是纵向的，研究历史要看到前后变迁的脉络，所以必须要记叙。但“如果仅仅把历史叙事理解为讲故事，谁都可以写，这是最大的误解。”
乔志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是中国社会史重要的奠基人，由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社会史专著，在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先生逝世10年、诞辰80周年之际，在先生身前任教的山西大学举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