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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通史》开地方通史编纂先河

记者　庄建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1-09 07:00:22　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11月8日电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作为宁波市的名片,这八个字把宁波人重视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做了准确的概括。以此为基础完成的《宁波通史》的编纂出版,是宁波城市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它对宁波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持久的,不可低估的。”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日前在此间举行的《宁波通史》首发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宁波这一重大文化研究项目。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经原纬隰,枕山臂江”的独特地理形势,孕育了得天独厚的优良港口。宁波地区的拓殖活动发端于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其中数量巨大、保存完好的栽培稻遗存,榫卯形式多样的木结构建筑奇迹,独特的陶器群,丰富多彩的艺术品,悠久的纺织、髹漆、琢玉技术,舟楫的出现,以及独具特色的饮食文明,高超的动物驯养技术等,雄辩地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宁波通史》的编纂正是为了揭示宁波这一极具内涵和特点的地域单元的历史、文化面貌。

　　《宁波通史》全书约210万字,自史前始,至民国止,分《史前至唐五代卷》、《宋代卷》、《元明卷》、《清代卷》、《民国卷》,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全景式的揭示了宁波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深入研究和分析了整个发展历程中的得失优劣,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宁波7000年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和阐述的学术著作,填补了宁波区域文化研究的不少学术空白。《宁波通史》由国内知名学者和出版家傅璇琮先生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史学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和审稿专家;主要编撰力量为长期从事宁波地域文化研究且较有成就的高校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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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通史》评点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1-09 07:42:02　光明日报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三面环山,北部和中部为宁绍平原的一部分,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流贯其中,构成了“经原纬隰,枕山臂江”的独特地理形势,并发育为得天独厚的优良港口。宁波地理位置优越,且自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勤劳聪慧的宁波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宁波通史》的编纂正是为了揭示宁波这一极具内涵和特点的地域单元的历史、文化面貌。

　　《宁波通史》由宁波籍学者、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担任主编,并约集长期研治地域历史文化且有一定成就的学者担任撰稿任务。同时,还聘请部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术顾问。

　　2004年8月,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邀请全国及本地著名学者,及《宁波通史》编撰、出版工作者,召开学术讨论会,对《宁波通史》的编纂主旨、大纲,主要内容、目录,及撰写体例等进行全面、具体的讨论。会议认为,编纂出版《宁波通史》,确是一项实施经济社会联动发展和建设文化大市的重要工程,《宁波通史》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可读性强的乡土教材。

　　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努力,编纂同仁协作攻关,克服了无数的困难,数易其稿,现在终于完成,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应当是宁波历史上第一次对宁波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和总结。我们希望这部书既为当代具有创新特色的一部城市通史,又能适合宁波地区读者阅读的浙东乡土读物,为构建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宁波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宁波通史》共五卷，每卷约40万字，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城市建设、社会风俗等方面细加阐述，在充分展示宁波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得失优劣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以达到资政育人的目的。

(摘自《宁波通史》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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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标志
南京大学教授　徐雁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1-09 07:42:02　光明日报

　　九月上旬的一天上午,途经宁波前往临海,遂在天一阁茶室与在阁友人有偷得浮生数刻闲之雅。茗间谈及明州古今书林掌故,承告由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宁波通史》问世有日,不觉为之喝彩。初未料从临海回宁,由宁波出版社寄赠的这套书已安然在室。浏览之后,获得所知未识所见未闻之史实博而富,可谓开卷有益矣。

　　
        宁波一隅,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少康时代,便在古越国版图之中。公元前222年,秦国一统华夏之后,以其为海外来客持货贸易之地而置“鄮县”。可见此地在原住民开埠之初,就是一个具有海洋文明特点的开放口岸。

　　到西晋末年,黄河流域受到强悍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逼迫,中原汉人被迫大量南迁,给鄮县地区带来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手工业制作技术,这又说明中原先进文化对于本地区有哺育滋养之功。而上述两方面优势的结合,必然为此地的加速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自唐代以来,古称“明州”、“庆元”的宁波,成为与东南亚国家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重要的国家级开放口岸,此有“市舶司”和“来远亭”官方管理和接待机构为证。由张安如、刘恒武、唐燮军合著的本书之“史前至唐五代卷”,正是在此历史时空的经纬之下,通过借鉴考古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并依据艰难搜集所得的史料,尽量广角地向读者展现出了宋代之前的历史画面。

　　继之为“宋代卷”。在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百五十三年的南宋时期的封建政治主导下,本地的社会、经济生活,都市建设和海外贸易,教育与文化各方面进一步展开,正如著作者在本卷《导论》中指出的,这是“明州自中唐从越州分离出来后,政治、经济、文化获得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并“开始以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自成体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东南”。而“无宁不成市”之说,也形成于此时。

　　“宋代卷”之后,是钱茂伟、毛阳光先生合著的“元明卷”。本卷凡十章,其中元代占四章,明代六章,在共有的政治、经济、城乡体制和交通、教育与文化四大板块之外,明代多出的两章是《防卫与贸易冲突下的明代宁波港》和《明代宁波的社会生活习俗》。这是很有识见的一种架构,因为前者直接关系到地方和国家权益问题,后者至今还影响着当代人群的文化观念。钱茂伟先生在本章《引言》中指出:从明代中日两国政府来说,“都想建立稳定的朝贡贸易外交关系,由政府垄断中日贸易;而从民间来说,走私贸易频繁,倭患不断”,于是宁波港就始终处于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的“防卫与贸易冲突”之中。

　　由乐承耀先生独立著述的“清代卷(1644-1911年)”,凡四章;由王慕民、沈松平、王万盈先生合著的“民国卷(1912-1949年)”,凡五章。这两卷的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在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农业经济结构,被迫转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并步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因此,一方面使“宁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远胜于晚清”,但另一方面,为当年政府“所依赖的封建、买办势力,又顽固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广大农村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的难以变革,以及日寇的军事侵略和占领,终于“使得宁波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这其间的教训和经验,将予当代以无限的启迪与教益。

　　总之,作为宁波有史以来第一部现代章节体的区域通史。《宁波通史》将以史观正确、史纲明晰、史实完整而无愧于当代书林学海,并标志着“宁波市重大文化研究工程”的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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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名邦”的品格

复旦大学教授　陈尚君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1-09 07:42:02　光明日报


　 　　有幸先期得到煌煌五册的《宁波通史》，连续数天，一气读完，感到莫大的喜悦，觉得这是一部史料翔实、视野开阔、论述准确、立意高远的地方通史杰作，是近年地方文史研究中十分罕见的具有高尚学术品位的著作。忝为甬裔，预有荣焉。

　　中国地方志编纂历史悠久，存世著作达近万种之多，宁波虽起步稍晚，但宋元间四明六志巍然独存，堪称中国地方文献之翘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国地方志著作如林，蔚成风气。在地方志基础上编纂地方通史，乃是地方文史研究的全面升华。作为通史，该书著意于系统论述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基本文献为基础，以事实叙述为脉络，以宏观史识为主导，更多体现现代学术的理念。

　　《通史》的最大特点，是论述全面，分析细致，在每一时代都分别就政治与军事、经济发展、市政建设、文化与教育、社会生活与风俗等方面展开探讨，既兼顾叙述基本发展沿革史的特点，更自觉地吸取近年盛行的新社会史学关注社会各层次生存和发展状况的研究方法，体现强烈的学术前沿意识。就我比较熟悉的唐五代部分来说，有关行政建置和政治变动的叙述当然不能省免，但能够列专节谈明州的市政建设，对城池街道、城市水系、桥梁交通和码头建设分别探讨，则颇为难得。而在科学技术一节，专门论述陈藏器《本草拾遗》的医学成就、王元暐它山堰水利工程和越窑青瓷的技术突破，确实很有代表性。就我披览所及，如论述宁波地区的史前史、宋代宁波的海外贸易、清代宁波的教育与文化、民国时期的宁波市政建设等章节，都论述精彩，见解深刻。

　　其次，《通史》的学术质量还体现在对于古今中外学者宁波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全面吸取和合理利用。具体来说，一是充分利用现代考古学的成就，准确反映宁波历史的真实面貌。先秦宁波历史的文献记载很少，且未必可靠，《通史》充分利用河姆渡、慈湖、塔山等遗址的考古成果，揭示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到先越时期宁波先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成就。唐代王元暐修建它山堰水利工程，以往仅见宋人《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的记录，《通史》则利用当代水利学家对遗址的实际考察记录，以确证此一工程的科学原理;唐宋时期明州州治子城和罗城建设的论述，也利用了考古学者对子城西城墙遗址、罗城东渡门和渔浦门遗址、宋城遗址的发掘研究。二是充分吸取学界的最新成果，如谈陈藏器医学而用尚志钧2004年的辑本，大量引用最近几年的论文等。三是全面彰显近年宁波地方文化研究的成绩，所见引及的《浙东文化》、《碑铭撷英》、《余姚文博》、《宁波文史资料》、《宁波市志外编》等，在大量事实研究上提升了《通史》的品格。

　　《通史》编纂的基础是文献，而对文献的取舍斟酌，是确定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通史》在细节处理方面极其细致，如《穹天论》作者区分虞昺还是虞耸所作;辨析明人述唐明州移治鄞县在大历六年之误;认为《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明州人口数字不完全可靠;不取吴越时期明州设博易务的孤证。凡此之类，在在可以彰示作者的认真谨慎。对于传闻或有不同说法者，更能够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加以鉴别，认为徐福东渡始于慈溪达蓬山只是众多推测中的一种;认为裘甫为剡西人而仅与四明裘氏为宗人;辨明它山水利三喉有不同的记载，认为布袋的劝世诗可能出于依托，不仅是他本人所作。凡此也可见撰写者工作态度之认真和审慎。

　　至于评价方面，《通史》也能遵循史家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作刻意的拔高或歌颂。如承认“直到东汉时期，浙东之地原始蛮风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发展“缓慢而艰难”;认为唐代“浙江诸郡都有望姓，唯独明州付诸阙如，这也证明了唐代明州人才的寥落”等。都是很客观公允的评价。

　　就上所述，我认为《宁波通史》显示现代地方文史研究已经逐步超越了地域局限，足以进入当代学术前沿著作之列。

　　我很赞同一位分卷主编认为本书可以成为今后研究宁波史的起点的看法。作为一部综括几千年宁波历史的通史体著作，本书的建树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也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宁波地方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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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的点与面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龚延明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1-09 07:42:02　光明日报


　　《宁波通史》(五卷本)，是浙江省内首部多卷本地区性通史，它全方位、多层次地论述了宁波自古代至民国这七千余年社会演进史。

　　《宁波通史》，相应于它的历史发展阶段性，由五个卷帙组成，编撰者认为，宋代宁波，在宁波历史长河中，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是宁波历史由平缓发展至突飞猛进的一个节点，是宁波历史继往开来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为此，在五卷本的《宁波通史》中，宋史单独辟了一卷，突出了宋代宁波的历史地位，我认为，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完全符合宁波历史发展的实际。

　　阅读《宁波通史·宋史卷》，对我来说，首先是学习，是欣赏。因为这是系统而全面地论述宋代宁波的历史的开创之作。虽然是初读，但我已能从中得到一些印象较深的感受:

　　第一，该书在全面论述宋代明州(南宋宁宗时改称庆元府)地区社会发展时，做到了面与点相结合，即在展开宋代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之面的探讨时，紧紧抓住了宋代明州海外贸易与宋代明州文化这两个突出发展的重点。从而显示了宁波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比翼齐飞，经济开放、文化融通与士族文化繁荣，集文人儒雅和商人精明于一体的特色之形成期，是在宋朝。

　　第二，论述宁波区域史，不是孤立地就宁波论宁波，而是始终将明州地区置于宋王朝社会大背景之下，予以讨论。如在展示宋代明州教育科举大发展时，首先介绍了宋王朝庆历以来大兴学校政策的实施和宋代科举的健全与完善，使得该著作在追寻宁波历史时，更具历史真实感。

　　第三，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赋予宋代宁波史论述的本质深厚感，这又是该著作的一大特色。宁波历史为什么进入宋朝有从边缘进入中心这一突破性的发展?作者深入地分析了宋代国家的统一、右文政策的推行、明州市舶司的设立与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南宋定都杭州使明州一跃成为近畿，与中原士大夫大量南渡涌入明州带动了明州地区学校教育的大发展、科举家族兴盛等等因素，是宋朝宁波社会大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令人信服。

　　第四，作者有扎实的文献功底，于宋代史料十分熟悉，所撰《宁波通史·宋史卷》历史长卷，在运用宋代文献资料时，能根据资料本身的可信度予以区别对待，显示了严谨的学风，与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例如，在考察明州两宋时期人口数时，发现《宝庆四明志》关于明州分县户口记载中，其中北宋天禧年间与南宋乾道四年的户口数完全一致，从而产生了怀疑，未敢轻信。《宋史卷》作者经过考订，认为《宝庆四明志》未注明年代的明州分县户口数，既不是理宗朝宝庆间的户口数，也不是宁宗朝的户口数，而至迟是光宗朝的分县户口数。这就避免了因未能考辨史料的真实性或判定与史料相关的时间，给修史者带来史实的失误。

　　第五，论述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文笔清朗，没有晦涩难读之感。

　　当然，唯其是开山之作，披荆斩棘，来之不易，仍有可以提高的空间。例如，关于两宋时期明州经济的论述，尚嫌单薄，与两宋明州经济大踏步的发展不够相称。

　　总的说来，《宁波通史·宋史卷》，篇章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清新，所运用史料翔实可信，全方位、多层面地俯瞰了两宋三百多年宁波社会发展的历史场景，展示了在宋代形成并影响后世的宁波特色历史文化，这是一部区域史研究的力作，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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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之“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虞和平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1-09 07:42:02　光明日报


　　作为一部好的通史，第一要素在于通，而且要纵横皆通，纵横融会。纵向的通，要反映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要显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继承性;横向的通，要包括历史事物的各个方面，要说明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和整体性。而且，要在纵向之通中呈现横向之事物，在横向之通中揭示纵向之变迁。

　　通史的这一纵横皆通特性，在《宁波通史》中有明显的体现。在纵向之通方面，《宁波通史》第一次详尽而全面地梳理和总结了宁波自河姆渡文化到民国结束的7000年历史，对历朝历代的宁波历史均有叙述，相连不断，既反映宁波在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状况和地位，也考察宁波自我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在横向之通方面，《宁波通史》的主体内容由政治(包括军事和外交)、经济、文化(包括科技和教育)、社会四个板块构成，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这四方面的叙述;有些朝代还根据某一方面的特殊情况另外增设章节，如在宋代卷和民国卷中各增设了城市建设一章。

　　做到纵横皆通是相当不易的。宁波历史的原有研究，不仅相当薄弱，而且多有缺口。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涉猎、深入解读各种史料，理清史实，又提出许多有创见的看法，反映出宁波地域社会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以首卷而论，从(唐)万齐融《大唐越州都督府鄮县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中发现了唐中宗时山栖旷和尚“入国造船”的事实;从出土于鄞江镇建岙村的邵诰《荥阳潘六郎府君墓志铭》中发现吴越国时期潘承福家族经营有染丝、鬻帛、质赎三务;据唐德宗时的僧人胡幽贞所撰《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题记，首次考定了胡幽贞的生活时代。又如唐代医学家陈藏器，以往的有关研究涉及很少，而本卷的论述详尽而有深度，令人耳目一新。诸如此类的新史料的运用和深入研究，不但丰富了唐五代宁波历史的内涵，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增强了论述的可信度，也反映出编纂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踏实的学风。

　　作为一部好的地域通史，仅仅有一般通史的纵横皆通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突出地域的特色。《宁波通史》在这方面可谓是旨趣明确，成效明显。这部著作在《前言》中宣称，以“深探历史矿，精取地域魂”为目标，把彰显地域特色作为全书的编纂宗旨和中心内容。在实际编写上，在对宁波地域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予以全面记述的同时，很好地展示了本土自信的意识。如各卷对于宁波商帮的兴起，及其“儒魄商魂”有所揭示;对浙东文化的渊源和传承发展，及其经世致用精神有所陈述;对历朝宁波社会的慈善救济活动也不乏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宁波通史》的编纂既是一项文化工程，又是一项“强魂”工程，他对于“地域魂”的着意雕塑，较为充分地彰显了宁波地域精神的深邃意蕴。

　　作为一部地域史，其所叙述的空间范围，应该包括中心城市，及其有一定历史和内在关系的周边城镇和乡村，并且要整合城乡两个部分，要显示城乡互动关系，这也可以说是地域通史撰写中最难做到的一个方面。《宁波通史》设有一些章节专门陈述农村、城镇与城市的关系。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宁波的城乡社会，反映了城乡互动关系。这也是该书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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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信史

宁波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管敏义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11-09 07:42:02　光明日报


　《宁波通史》是一份珍贵的“献礼”。这是第一部内容充实、体系完整的宁波古代史。

　　综观全书，其特色十分明显。

　　上古时期，尤其先秦至西汉，史学家多出自于中原，他们对远离中原的今宁波地区，知之甚少，他们的著作对该地区着墨甚微，几乎是空白。到了东汉，有越地作者袁康、赵晔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问世，不过其所记述的发生在以今绍兴和今苏州为中心的吴越历史，对位于越国边陲之宁波地区，很少提及。六朝以降，随着浙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渐趋繁荣，文献资料有所积累，但与中原相比，仍显相当匮乏。好在近年宁波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到土墩墓与土墩石室墓及越窑青瓷遗址的发掘，为编写本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为了搜集材料，本书作者广搜博采，上至经、史、子、集、丛书、类书，下至小说、笔记、内典、碑帖、方志、谱牒及考古资料，凡是可利用的东西无不收集，几乎囊括殆尽。

　　有了材料，如何使之成为一部信史?这又是一个难题。作者采取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史料一一进行考辨，去伪存真，条分缕析，对古代宁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描述。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实是求是的作风。众所周知，近来由于“物欲”的驱使，一些地方史志及相关文章，为了“发掘”本地旅游资源，招揽游客，拔高本地文化名人者有之，争抢历史人物者有之，将传说当成信史者有之。本书作者忠实于历史事实，处处小心翼翼，不说无根据的话，不下无充足理由之结论，将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对于有争议或怀疑的问题进行认真考证，通过注释加以说明。为了查明史事的可靠程度，作者对历史遗址作了实地考察，到田螺山、上林湖等考古遗址进行察访，还到余姚博物馆、慈溪博物馆参观，带回许多珍贵的图片资料。

　　另外，作者将史实与传说作了严格区分。如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徐福东渡起航地达蓬山一事，先用标题界定这是一个“传说”，同时客观地介绍了还有“河北秦皇岛说”、“江苏连云港说”、“广东沿海说”和“浙江宁波定海说”，供读者参考。

　　此外，本书附有精美的插图，图文并茂。语言洗炼，行文流畅，可读性强。

　　宁波史前至唐五代史，尚有大量疑难问题须待解决。观其发展，有如钱塘江大潮，呈大波浪形向前推进。河姆渡文化是第一个高峰，而后突入低谷。经二三千年，出现古越文明，这是第二个高峰，而后又突入低谷。从战国至汉初，司马迁笔下之越地，“地广人稀”（《史记货殖列传》），十分落后。西汉中叶以后，渐渐复苏，但与同属会稽郡的绍兴相比，开发相对迟缓。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建州以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后来居上，达到另一高峰。这与中原基本平稳向前发展的历史有极大差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自然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抑或两种原因共同使然？由此衍生的问题还有：古越人与河姆渡人有何关系？前者是否是后者后裔？越王句践是不是禹之苗裔？越人是不是夏人的后裔？诸如此类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为慎重起见，均未展开论述。

　　宁波濒临大海，从河姆渡人、古越人始，即已涉及大海，其海洋文化特点十分明显。本书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唐代明州海外交往的空间拓展”中，对明州至朝鲜、日本航路的开拓与南洋航路的连接及明州与日本、新罗、波斯等国的交往，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在该编第四章第一节“吴越时期明州的商业”一题中，阐述了吴越国与日本及南海诸国的贸易往来及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情况，说明越窑青瓷除了运销到朝、日及东南亚周边诸国，还远渡重洋销往印度洋诸国、埃及和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指出明州港自中唐晚期开始就已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主要始发港之一。但由于有关宁波海洋文化的资料奇缺，加之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充实这方面的内容，只能寄希望于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