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中国文学歧变繁多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5-4 12:05:48 · 来源： 新京报
鲁迅，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文学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是，它不是“载道”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仆从，而是独立的、个人的、审美的。
●关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我们不能不拿世界文学做参照；比较之下，可知相距甚远。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时指出，五四后的第二个十年不如第一个十年。如今看来，一个进化论者的结论具有启发的意义：文学如同历史一样，是可以倒退的。
倒退的原因，在鲁迅那里，大约如他所言：“五四失精神”，文学失去了五四发轫期的那种自由反抗的精神。文学精神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同时代思潮有关，另方面寓于作家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倾向。文学创造是一定的观念、思想和道德原则的产物。
五四是一个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是，它不是“载道”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仆从，而是独立的、个人的、审美的。当时最完整地表达这种文学新观念的，当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文章强调人是灵与肉的统一，因此文学必须是人性的、道德的。健全的文学，不但是个人主义的，而且是人道主义的。这就是对文学作为“人学”的五四式阐释。
从五四开始，文学社团蜂起，许多刊物在校内外创办起来，即便旋生旋灭，都是自由思想的载体。就在这些“自己的园地”之上，生长了大批的作家和作品。在《新青年》率先显示新文学的实绩的鲁迅自不必说，新诗方面有郭沫若、刘半农、冯至、徐志摩、闻一多等风格各异的诗人；散文方面除了周氏兄弟，还有郁达夫、冰心、朱自清等，都是很有个人特色的作家；小说方面，郁达夫写“多余人”，庐隐、淦女士、丁玲等写现代女性，还有个别叙说工人生活的作品，都是传统小说所没有的。即便写市民，也不同于“三言”“二拍”，没有那种消闲和逗乐。新兴的“乡土小说”最有成就，它聚集了一个较大的作者群，作品的主题和写法与《水浒传》很不同，是五四的平民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总之，五四新文学是为人生的，充满着一种青春气息，甚至连颓废也是激烈的。
三四十年代是“后五四时代”，也可以看做五四的一种延伸。这时，启蒙主义淡薄了，个人独立的探索更多地为集团规划所代替。国民党“党国”的官方文学，实质上是封建时代廊庙文学的僵尸，以民族国家的现代面具而出现。许多“闲适”、“幽默”之文，显露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蜕变，虽然看起来丰富了艺术品类，可是对于一个生死搏战的大时代来说是不相宜的。左翼作家集体倾向于阶级性方面的表现，这种表现，在延安文学中更为集中，然而愈到后来愈见狭窄，五四那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已经不见了。
在集团之外的作家中，萧红是突出的，为中国大地留下了悲壮的史诗。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有较高的成就，可惜对人性多于对文化人类学的发掘，却放弃了社会学的视角，影响了作品的广度和厚度。文学是需要余裕的。抗战八年的动荡对文学创作不无干扰，但是，从五四和后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如茅盾、老舍、曹禺、巴金、艾青，以他们良好的文化素养，毕竟成就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
1949年以后，文学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芜杂的文学社团不见了，代之以统一的“作协”。二、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作家队伍成为规训与惩罚的对象是必然的。三、刊物有主管部门。
在思想倾向方面，长期以来，五四流行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遭到严厉批判。“阶级性”代替“人性”而贯穿了几十年的文学，是为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服务的，完全退回到“载道”的框架之内。这样，新文学历史上的一些题材和主题消失了，甚至连不涉政治如何其芳的《画梦录》或师陀的《果园城记》一类作品，也不可得见。文革十年，几乎消灭了所有独立的文学作品，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堪称浩劫。
至八十年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力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此同时，却普遍失去社会理想和文学理想，失去自由感、悲剧感和道义感，放弃思想深度的追求，道德观念的追求，放弃对社会环境和体制的必要质询，以致有意抹杀人物固有的阶级身份及社会关系，无视生活的内在逻辑，一味追逐时尚，追逐故事，追逐形式。此时，官办文学大奖，作家颇类似赶科举大考一般，似乎没有哪一个“名家”可以自觉或者被动地留在大奖门外。九十年代以后，作家、评论家、出版商及媒体结成团伙，左右文坛，机会主义之风盛行。大小作家，各式“笔会”，均以谈说“玩”与“酷”为乐事。在灵与肉方面，大写“下半身”，诗歌如此，小说也如此。“身体”一词成了性的代名词，在作家和批评家那里流行一时，使人想起明季士风。人的精神状貌被忽略，作品失去精神性，这是致命的。
文学语言粗鄙化，缺乏个性，毫无韵味，同样与精神的衰败有关。应当承认，社会语言，包括文学语言，是被严重污染和破坏了的。文学是语言艺术。一代作家普遍失去语言的质感，是中国文学质量下降最为明显的一个指数。
站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端回望五四，我们看见：现今的中国文学表面上看来很繁荣，作者更多，作品更众；但是明明白白的是，文学现象成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是五四文学所没有的。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个别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但为数极少；虽然文学题材比过去有所扩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段，但整体品质，并没有突破。
关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我们不能不拿世界文学做参照；比较之下，可知相距甚远。倘若从时间的纵轴看九十年的变迁，途经长期劫难，实在丧失太多，可是，作家至今不但没有切实的反省，反而出现诸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集体癔症之类的怪象，如此愚蠢而狂妄，可见要想进步很难。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总结新文学的成就时指出，五四后的第二个十年不如第一个十年。如今看来，一个进化论者的结论具有启发的意义：文学如同历史一样，是可以倒退的。
倒退的原因，在鲁迅那里，大约如他所言：“五四失精神”，文学失去了五四发轫期的那种自由反抗的精神。文学精神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同时代思潮有关，另方面寓于作家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倾向。文学创造是一定的观念、思想和道德原则的产物。
五四是一个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是，它不是“载道”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仆从，而是独立的、个人的、审美的。当时最完整地表达这种文学新观念的，当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文章强调人是灵与肉的统一，因此文学必须是人性的、道德的。健全的文学，不但是个人主义的，而且是人道主义的。这就是对文学作为“人学”的五四式阐释。
从五四开始，文学社团蜂起，许多刊物在校内外创办起来，即便旋生旋灭，都是自由思想的载体。就在这些“自己的园地”之上，生长了大批的作家和作品。在《新青年》率先显示新文学的实绩的鲁迅自不必说，新诗方面有郭沫若、刘半农、冯至、徐志摩、闻一多等风格各异的诗人；散文方面除了周氏兄弟，还有郁达夫、冰心、朱自清等，都是很有个人特色的作家；小说方面，郁达夫写“多余人”，庐隐、淦女士、丁玲等写现代女性，还有个别叙说工人生活的作品，都是传统小说所没有的。即便写市民，也不同于“三言”“二拍”，没有那种消闲和逗乐。新兴的“乡土小说”最有成就，它聚集了一个较大的作者群，作品的主题和写法与《水浒传》很不同，是五四的平民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总之，五四新文学是为人生的，充满着一种青春气息，甚至连颓废也是激烈的。
三四十年代是“后五四时代”，也可以看做五四的一种延伸。这时，启蒙主义淡薄了，个人独立的探索更多地为集团规划所代替。国民党“党国”的官方文学，实质上是封建时代廊庙文学的僵尸，以民族国家的现代面具而出现。许多“闲适”、“幽默”之文，显露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蜕变，虽然看起来丰富了艺术品类，可是对于一个生死搏战的大时代来说是不相宜的。左翼作家集体倾向于阶级性方面的表现，这种表现，在延安文学中更为集中，然而愈到后来愈见狭窄，五四那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已经不见了。
在集团之外的作家中，萧红是突出的，为中国大地留下了悲壮的史诗。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有较高的成就，可惜对人性多于对文化人类学的发掘，却放弃了社会学的视角，影响了作品的广度和厚度。文学是需要余裕的。抗战八年的动荡对文学创作不无干扰，但是，从五四和后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如茅盾、老舍、曹禺、巴金、艾青，以他们良好的文化素养，毕竟成就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
1949年以后，文学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芜杂的文学社团不见了，代之以统一的“作协”。二、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作家队伍成为规训与惩罚的对象是必然的。三、刊物有主管部门。
在思想倾向方面，长期以来，五四流行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遭到严厉批判。“阶级性”代替“人性”而贯穿了几十年的文学，是为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服务的，完全退回到“载道”的框架之内。这样，新文学历史上的一些题材和主题消失了，甚至连不涉政治如何其芳的《画梦录》或师陀的《果园城记》一类作品，也不可得见。文革十年，几乎消灭了所有独立的文学作品，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堪称浩劫。
至八十年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力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此同时，却普遍失去社会理想和文学理想，失去自由感、悲剧感和道义感，放弃思想深度的追求，道德观念的追求，放弃对社会环境和体制的必要质询，以致有意抹杀人物固有的阶级身份及社会关系，无视生活的内在逻辑，一味追逐时尚，追逐故事，追逐形式。此时，官办文学大奖，作家颇类似赶科举大考一般，似乎没有哪一个“名家”可以自觉或者被动地留在大奖门外。九十年代以后，作家、评论家、出版商及媒体结成团伙，左右文坛，机会主义之风盛行。大小作家，各式“笔会”，均以谈说“玩”与“酷”为乐事。在灵与肉方面，大写“下半身”，诗歌如此，小说也如此。“身体”一词成了性的代名词，在作家和批评家那里流行一时，使人想起明季士风。人的精神状貌被忽略，作品失去精神性，这是致命的。
文学语言粗鄙化，缺乏个性，毫无韵味，同样与精神的衰败有关。应当承认，社会语言，包括文学语言，是被严重污染和破坏了的。文学是语言艺术。一代作家普遍失去语言的质感，是中国文学质量下降最为明显的一个指数。
站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端回望五四，我们看见：现今的中国文学表面上看来很繁荣，作者更多，作品更众；但是明明白白的是，文学现象成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是五四文学所没有的。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个别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但为数极少；虽然文学题材比过去有所扩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段，但整体品质，并没有突破。
关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我们不能不拿世界文学做参照；比较之下，可知相距甚远。倘若从时间的纵轴看九十年的变迁，途经长期劫难，实在丧失太多，可是，作家至今不但没有切实的反省，反而出现诸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集体癔症之类的怪象，如此愚蠢而狂妄，可见要想进步很难。
作者：林贤治（广东学者，鲁讯研究专家，著有《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诗歌
新诗，被认为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成绩之一，作为象征，新文学的发轫———胡适的《尝试集》就是一本新诗集，虽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再去读它了。
列举新文学运动之后的诗人，用大家迭出来形容大概不算过分，早期的汪静之之类就不说了，像徐志摩、穆旦、戴望舒、艾青等诗人，到现在都还有读者；而最近几十年间，以朦胧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为代表，包括食指、昌耀、海子等诗人在内，更是曾经引起一个时代的诗歌热潮；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到海外，余光中、洛夫、郑愁予，似乎都当得起时代高峰几个字。
不过文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一时的热闹，在一张成绩单里，作品的生命力应该更为重要：作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流传一时的朦胧诗，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大部分作品如今已经不容易找到读者了。
确实，如果我们把白话文作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那么诗歌在这场运动当中的得失大概是最难衡量的———一方面，古体诗在同光体的回光返照之后，似乎变得越来越没有出路、也越来越没有读者，于是白话文的新诗一下子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它不但能够一下子赢得大量读者，更能引起各种难以想象的语言实验，就像当代很多诗人正在做的那样。不过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又有把古典诗歌的语言与意境之美丢得干干净净的危险，虽说诸如郑愁予等诗人一直在尝试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移植到新诗当中，但并没有哪个诗人真正实现了这一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白话文之后的汉语诗歌，直到现在其实还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
小说
如果仅仅列举书名的话，90年间，我们可以很轻松写下100部小说的名字，人们对这些书会觉得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按照文学史上的断代方式，人们很容易认为当代诗歌达到甚至超越了现代诗歌的水平，可对于小说，就不好这么说了。
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林语堂，他们的作品今日仍然拥有大量读者，很多小说甚至还在一次次重拍成影视作品，相比之下，阿城、王朔、莫言、苏童、贾平凹、余华、徐星、白先勇、张大春等当代作家的小说，虽然能领一时的风骚，却还没能验证出持久的魅力。
同样从五四遗产的角度来感受一下90年来的小说创作吧。理论上，新文学运动打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剥离了开来。
不过纵观90年来的小说创作，真正体现了这一五四精神的作品其实是不多的，早年因为内忧外患，作家们大都有介入现实的责任感，而后来因为统一管理，作家们更有了“文以载道”的义务———能突破条条框框的作家少之又少，这也成了张爱玲与钱钟书能在当代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原因所在。
散文
新文学运动当中，散文的成绩单是有些尴尬的。一方面，以鲁迅的杂文为代表，散文似乎曾经达到新文学运动的最高成就，而另一方面，在当下的阅读语境之下，散文又是相对边缘的———虽然散文的读者可能比诗歌要多，但文学地位却与诗歌无法相提并论。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中，散文的地位与诗歌相当，从唐宋大家到桐城文豪，仅仅以散文的成绩就可以确立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新文学运动之后，散文在一段时间之内保持了这样的崇高地位，鲁迅开创的杂文一派之外，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等作家都能以散文著称于世，而像柯灵、施蛰存等人的文化散文，也持久散发着生命力。但可惜的是，散文的这种创作势头，后来并没有能够延续，虽然之后也有孙犁这样的大家，却毕竟只是余绪了。
最近几十年，散文曾经有过阅读的高潮，比如以余秋雨、巴荒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热；散文也有自己的阵地，不但像《收获》这样的大型文学杂志常年保留着散文栏目，杂文类、美文类的报刊也拥有固定的读者群；散文创作也不乏优秀的作品，比如诗人北岛的一系列写作。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散文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小了。
俗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俗文学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五四之后，郑振铎写作《中国俗文学史》，才真正给予俗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当然，郑振铎的工作并非完全首创，事实上，俗文学的蓬勃发展，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主流之一，换一个角度考虑，这当然与白话文的推行和大众阅读的普及有关。
五四前后曾经红极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当然可以算作俗文学的范畴，不过这个流派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其实并不大，真正在五四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俗文学，或许可以分为两支，一为新式的大众文学，一为发展了的民间文学。后者从民间文学的发掘开始，以《歌谣》杂志为发轫，原本走的是学术性的路子，但因缘际会，在复杂的条件下，后来却产生了一大批“原创”的民间文学作品，内容涉及歌谣、故事、曲艺、戏剧等各种文类，虽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但在某些时代却曾经红极一时，比如八个样板戏。
另一方面，新式的大众文学在最近几十年高速发展，很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五四时代的理解。像金庸、琼瑶、三毛这样的大众文学就不必说了，网络时代最流行的网络小说和青春小说甚至已经开始颠覆文学的基本样式。把网络小说的根寻到五四，听上去似乎不妥，但这种纯粹娱乐化的文学样式，或许正是把社会价值剥离文学之后的结果之一。有点可惜的是，当代的俗文学，在抛弃社会价值的同时，似乎正在把文学价值一并抛弃。
人的文学
《新青年》第5卷第6号书影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阑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予，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人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周作人
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