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李有兵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22日   15 版）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传统文艺学、美学界，以及国际汉学界，大体表述为“诗性的”或“审美的”，而区别于西方逻辑理性之传统。但是这一文明之开创，以及其中具体脉络之展开，结构之形成，气质之显明等“细节”，却少有具体而微之阐述性著作。傅道彬教授的新著《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以下简称《诗可以观》），以朴实的理性视角，深入远古先民所创经典文献中，为我们打开了那个文质彬彬的诗意世界。

　　作者首先强调了春秋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奠基意义：“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一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改造殷商以至周代仍弥漫的巫术思维，而为人文理性之思想。从逻辑上看，这种改变须要摆脱对现实生活主观的神秘玄想，具备直面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能力。春秋时期的城邦，因为是从诸侯摆脱王室的束缚，自立而来，因而极具自强、自由之精神。其精神依归不再是遥远的“王”或“天帝”，而是城邦中现实的人，思想的焦点也不再围绕王权，而是理性独立，逐渐创发出关于城邦的学说。这种现实、理性、自由而又充满人文气息的精神气度，一方面收容了从周廷散落民间、因而具有怀疑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巫史文化，另一方面聚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明成果。

　　作者在此敏锐地指出，春秋时期的城邦与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城邦，人际关系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以契约式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古希腊城邦，孕育出了抽象逻辑的理性精神，柏拉图蔚为大成；以宗法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春秋城邦，孕育的乃是生活实践的理性精神（牟宗三先生称为“智的直觉”，李泽厚先生谓为“实用理性”），孔夫子蔚为大成。柏拉图贬低感性生活（实即“现象”或“象”），独尊那纯粹的“理型”，挑起了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春秋理性精神却开出了诗、史、思交响合奏的艺术化生活世界。同为城邦，其旨趣却迥异，也深刻的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阐释了成为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的“君子”人格。那种内在仁和、外在仪容堂堂的君子人格风范，是在城邑以及城邑间交往中逐渐提炼出来的。贵族因其身份、地位以及文化涵养等，本就是乡野“小人”仰慕的对象，则其之人格风范，自然成为社会全体的理想标准，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心志、语言、仪容一体，文质彬彬的人格理想，恰恰是人格的诗化、生活方式的诗化，亦即人生之诗化。后来的儒家，主张通过观察气象，以判断人的道德境界，正是此之体现；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观诗以察心志”命题的逻辑依据。

　　这部著作论述春秋文学（广义“文学”），从“新文言”入手，显示出极为清醒的理论意识。相比于“佶屈聱牙”的旧体文言，“新文言”的特征是：“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善于修饰，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作者以先秦广义文学为依据，例举《国风》、《易·文言》以及辞、命、诰、赋等，生动地阐述了春秋诗文对日常生活、政治道德等的渗透影响，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语言对社会生活以及文学的奠基性意义。

　　本书对“诗可以观”命题之论述也颇具创意。此命题出自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法，是对诗之功能的一种理解。作者认为，“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其中“观”是其形式，也是基础。春秋礼乐融合的“礼乐社会”特点，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宗教、祭祀、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活动的诗意化。这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区隔森严的知识、道德、艺术领域，中国文化中却互渗融合；可以理解何以人物外在风雅仪容等在西方道德理念中微微不足道，在中国文化中则被视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样诗意化的社会氛围中，“观诗”才可能成为风尚，成为一种文学观念。

　　傅先生此书另一大贡献是，突出了春秋赋诗观志活动中审美性特点。这是对长期流行见解的重要突破。作者首先指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这一对“诗可以观”命题的流行见解，将“诗”理解为反映民情的“情况简报”，既不能解释《诗经》被奉为经典长期、广泛流传的永恒魅力，也不符合政治常识；倒是将“诗”理解为春秋贵族在国际、个人交往中讽诵“以喻其志”，“以微言相感”的表达材料，更接近事实。春秋士者交流，双方并不直斥是非，也不以逻辑论辩相往来，而是借诗“婉而成章”，含蓄、感性地表达观点；甚或诗、乐、舞一体，搭台表演，于载歌载舞中传递志意。观诗者由此也在审美性鉴赏中准确细微地体会（而非理性分析）到对方心志。双方相揖而视，默契于心。某章以“诗可以观”命题，正是准确、传神地道出了春秋诗意盎然的时代精神。

　　西方文化，由于柏拉图的抽象化努力，以普遍永恒的“理型”（idea）统摄一切，感性化的“诗”因此不能见容于理想国家蓝图中。因而很长时间以来，“诗意”在西方文化中失落了，直至近来的尼采、海德格尔，才又重新发现了生活的“诗意”本质。中国幸有春秋这一风华篇章，为我们开创、奠基了诗意盎然的文化精神，佑护中华民族，使其虽然时有磨难，仍然绵绵不绝，繁衍至今。可惜近来其似乎也有脱落迹象。傅先生此作，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