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上海）
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怀疑、批判那些已经在左右人类思维与习惯的“事实”，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自觉性。
“过度解读”与“求义理”严重脱节
有清一代通儒迭起，学者们博综子史，淹贯群经，但是他们仍旧在不断地检视自身的学术旨趣。到底什么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汉学家钱仪吉（1783-1850）发出了“徒驰务于闻见之博，不暇求理义之悦心”这样的感慨。他认为清代的汉学家们与“求义理”发生了严重的脱节，并判若两途。
清代的汉学家认为对文字的翻检和记忆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大到“一言兴邦”的地步。他们走上了一条做footnote式研究的“下学”之径，“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在那些不适宜知识分子说话的年代，读书人选择的考证辑逸，无疑是他们寻求自我安慰的较佳途径。
清代汉学家又名“虫鱼学”。龚自珍这样的大学者在碰到礼部尚书刘逢禄时也发出“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的慨叹，一则可见其学问之扰人，二则可见在清代“读书人”程度之“纯粹”。清代汉学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读书考据工作达到了一种恋恋不忘的境地。无疑的，他们对问学充满了主动性的诉求，对于读书，他们有自己的兴奋状态。从嘉兴大儒王元启（1714-1786）的话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印证：“昔人谓士人三日不读书，则对镜而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何者无所事故也”。
王元启鲜活地刻画出了汉学家读书的“癫狂”的模样。他所描述的这种状态虽可为时下汉学家的典范，但他认为这差不多是汉学内部的问题，与理学无关。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或多或少地避开了当时“求知”与“进德”这一对立冲突。我们很难揣测到他的话语环境是否有回避了当时理学家不能“读书识字”这一“事实”。不过，顾宗泰的下述观点就把汉学家读书问学的状态向“汉宋之争”更推进了一步：“尝谓制义虽经生业而涵泳圣涯，覼缕道妙，顾或视为酬应有司之具，哗世以取宠，駮矩踳规，流传伪谬。”
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汉学家们骎骎然于纯粹的经典考证，而并不担忧他们那个年代的“破碎、险怪、柔曼、骫耎”的学风，或许他们的读书问学心态会朝着一种我们无法预料到的状况发展下去，但是当时的汉学家正是自以为学问会堕入高谈义理、以道自鸣的尴尬境地。因此，他们经常会揪住宋儒“细故微误”不放。程廷祚写给程晋芳书信中的一段话就吐露了这样的心迹：“学莫先于经学，经学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鹜于章句者，世俗之儒也。”程廷祚的话吐露出了当时汉学家对问学的犹疑心理。虽然他们能做到“读书平心博览，以求古人之用意，犹惧不得一时”，但对“章句”与“性命”二者究竟如何融合表现得无所适从。尽管程廷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他坚定地认为圣人之道不能舍章句，但是他也无法完全排斥治经还有解答“性命”这一层次的工作，否则仅仅鹜于章句就会担心会沦落成为俗儒。依程氏在汉学阵营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捕捉到汉学家们的内在心理：欲通圣人之道，欲讲在此而所求在彼，对“词章”的解读必不可少。所以，清学的这种势态，就日益堕入“不得不突破但又确实不得突破”的尴尬境地，又恐与他们嗤之以鼻的“解读不足”相脱离。实际针对当时汉学家护惜古人又恐与“德性”层面脱节的做法，翁方纲便剖析了汉学家的心理并反斥他们这种二重标准：“不可以考古之失追咎汉世之儒，而可以袭宋儒之说而悖者并以责昔君子也。诚通晓乎理道，博闻强识，凡所论著，达其是非利病正伪之自。文或奥颐[赜]舛错，阙疑详说，而俱有明通之识，体用之意，庶几求免于不知而作者，此或孔子一贯之道欤。”
翁方纲的这一段话，自然是驳斥了汉学家治学眼光狭隘，无包容之心，客观地来看，涵盖了两层意思：第一，他认为汉学家对理学无论的非难只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但翁之说还是站在了理学家的角度作出辩护，他认为理学与汉学才是本与末的关系，所以他无法容忍“末之修而转摧其本者”。第二，这种辩护不再等于攻讦，“明通之识，体用之意”或可以理解是孔子之道，前提条件是要“通晓理道”与“博闻强识”，而不再是一味地只求“章句”不问“性命”了。
不过，对于经典的翻检与回忆确实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乾隆年间，举子赵继序就把当时汉宋的门户之争归结为汉学家“精力不及”，无法于“训诂、制度、义理，皆当研究”。汉学家们自己也会发出“考据之难”这样的慨叹。岭南学者陈澧在总结清代学术时说，“儒者之书，多宏博之篇，寡简易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对于后学者来说，因为治学门槛愈来愈高，以致于不再有“简易之作”适合于“蒙童之子”。从这个侧面我们应该看到，读书人为知识而知识的程度，古往今来，恐怕未有如清朝之盛者。
清代汉学大师们虽则“博综子史，名曰通儒”，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弄明白自己与学问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他们的问学心态极其扭曲、纠结。因为清代读书人所做的学问，是缺乏“义理”的“考据”，是缺乏“尊德性”的“道问学”，在他们的学问中过分地要求“下学”而无视“上达”，他们对经典的过分关注与回忆，使得他们的眼光日趋局蹐狭隘、难以回头。在清代理学家们看来，汉学文章不过“饾饤滞拙，更无当作平心论之”，他们连“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更遑论“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了。
只争好坏，不能解决任何外在问题
汉学家一方面为看到了清代汉学“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的盛况而沾沾自喜。唤醒经典中那些已经尘封的记忆，使得他们在难以压抑住对考据、训诂无比兴奋的心理状态下，将矛盾集矢于宋儒。但他们也并不敢完全排斥汉学中属于理学的那一部分，毕竟“汉儒之说固有宋儒之理”，问学的最佳状态应当是在“义理与考据”之间，所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嗜异、矜己者，非也”，也即是严格地按照典籍的叙说来发明义理，进而做到明体达用，自然汉学家们认为这一点宋儒是无法做到的。他们指斥宋明理学“以似乱真，汜滥日甚，至于诡託高妙，猖狂妄行，糟粕典籍，诋为俗儒”。但是客观来讲，理学家们无法做到的，考据学家们同样无法做到。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正常的学问之道，因为在清代的读书环境里，学者们对过去的经典理解所产生的分歧，因为群体的失忆，“老师俗儒或不能尽通其义”，与“关乎自己的德行”相比，读书人的“关乎他人的德性”已经被打磨殆尽，读书人的良知诸如公正、仁慈、慷慨、诚实，在严酷的政治审查中已经完全站不稳脚跟，他们的脑袋里，只留下了坚忍、谨慎、沉着这样的消极的防御手段。实际上，威权可以中断读书人之间及其与任何现实横向的对话。所以，如何兆武说的，对于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于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于历史也将一无所知，汉学家们虽然一个个师承名门，称得上是作史、考史的行家，但是却不能算作真正的史学家。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有资格成为科学”，因为希腊哲学家更崇尚于静观的人生，而不是行动的人生，静观冥想，实际上是精神贵族真正应该遵循的学问守则。这与我们清人读书心态判若两途。我们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似乎依旧打不破维上之习，学问的途径总是停留在“下学而上达”。劳思光说，中国文人囿于这样的习性，不能成就任何实际力量，他们尊德性而道问学，然而，只会去争一个好坏，而不在于强劣，不能解决任何外在问题。
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缺少自觉性
清代汉学家的分析似乎更重于思辨。他们厌倦主观的冥想而试图通过客观的考察，原因在于清代汉学家们的思维模式缺乏自觉性。历史并不是单纯的剪刀加浆糊，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虽然他可以复述许多辞句，但是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绝不是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学问，毕竟历史是由文字与哲学联合而成，它是由具有时代精神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过去的文献。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怀疑，批判那些已经在左右人类思维与习惯的“事实”，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自觉性。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 彭卫民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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