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蔡宗齐教授
《社会科学报》（上海）
蔡宗齐：美国伊利诺伊大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著名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研究华裔学者，著有《比较诗学结构：三种审视中西文学批评的视角》、《德里达和僧肇：语言学和哲学的解构主义》、《华兹华斯和刘勰的文学创造诗学》、《中国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文心雕龙>与早期文献中的文学观》等。
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作为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研究的华裔学者，您认为中西诗学的思维范式有何差异？
蔡宗齐：我的主要观点是中西文学批评家都是在各自传统中某一种世界观的框架里面思考文学的本质、起源和作用的，无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样做）。例如，柏拉图谈文学的话其实是哲学讨论的一部分，所以自然地就打下了一个很明显的烙印。文学作为一种实体来考察，对这一实体的评价是以真理的标准：文学究竟是不是真理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假象。柏拉图认为“模拟”是不好的，不能够介入真相的本质。到了亚里士多德，他觉得文学、尤其是是戏剧的情节，能够反映出生活现实中不能直接看到的内在的规律、内在的真理。怀特海讲过：“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脚注。”我觉得，西方批评家对文学、文学理论的探讨始终都逃脱不出柏拉图二元论的框架，包括以后的解构主义，之所以它解构，是因为有个中心在，所以它最后还是逃不出这个框架。可以说，没有二元论就不会有解构主义的存在。
文学是不是真理？文学能不能够反映绝对现实？这些并非是中国古代文论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中国人刚刚开始讨论的诗歌、诗言志等，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现象，是礼仪、宗教、政教活动的一部分，旨在调节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真正开始讨论文学本质的时候，他们就把诗、文放在以“道”为中心的一元论宇宙观中进行审察。
《文心雕龙》对文的起源、本质、作用等作了系统的讨论，很明显地把文放在中国哲学观的框架里来，尤其是《易·系辞传》所描绘的“道”和万物的关系这个框架里。他自己说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后来“贯道”、“载道”、“明道”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讨论基本上跳不出这个框架，都是从这里来着手考虑的。也就是说，文学并不是像西方的一种“精神实体”或者是一种纯精神现象存在，而是属于“道”的一个表现。
总而言之，中西文论所依赖的世界观的框架不一样，两者的定向、关注重点和发展的轨迹自然也不一样。
朱志荣：在这样的情境下，中西学者应如何进行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讨，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论证方法呢？
蔡宗齐：我很难讲别人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也许你是想谈知识结构的问题吧。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在高友工教授指导下摸到将读书与研究相结合的路子。我当时想，只有把中西文论传统及其后面的哲学传统都搞清楚之后，然后看东西才会有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看法。阅读对于研究方向而言可以发现选题，而且有个好处是中英著作同时念，互相参照，启发很大。原本觉得德里达的著作中不知所云的一些内容，读完了僧肇之后回来一看就会觉得豁然开朗。德里达的解构要解决什么哲学问题，为什么会用这种解构的思维方法等，东方理论中也有。同样，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又帮助我打开了佛学方面研究的一个缺口。通过比较可以理解每一个学派有哪些新的观点、新的立场，具有怎样的论述方式、思维方法。我想，要是没有将僧肇和德里达的哲学相互参照，那么对两个哲学传统的把握就会更加困难。
有了这样的视野或视域，考虑问题，别人想不到的你就可以想得到。视域越丰富、越多面化，对于研究而言就越好。回到“理论建构”的话题，学用结合，中西参照，以点带面，争取全面开花，这是我所使用的主要的方法。
朱志荣：您认为中美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有何差异？
蔡宗齐：我对此很难一概而论、妄加评论。毕竟每个人的情况、研究的路子不一样。我就讲我自己吧。我觉得用英文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既是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挑战是在于你用英文写作，首先是如何把一些在西方传统里没有的概念、论题能够用比较清楚、易懂的英文把它解释出来，这要下很大功夫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这对于做学问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用中文写文章时碰到一个复杂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楚，你可以虚晃一枪，引用相关的陈述，用一种比较所谓空泛的语言来一笔带过。但是用英文的话就不行了，英文必定要有一个选择：比如某一概念、某一俗语主要是表达什么意思（当然也有其他的意思，但是必须要对它的主要含义有一种把握），从而作出一种明确的、而不能是模棱两可的选择。这样的话就逼得研究者去对原文进行精读、细读，花很多功夫来揣摩，来推测它的意思。在作者的具体作品中上下文之间揣摩，同时还要考虑其整体的文学思想以及当时文论发展的语境。在中国文论研究方面，我特别注意研究重要术语、范畴、命题在不同时代的著作里有没有产生新的含义，这种新的含义对从前的意义有什么改造，对当时和以后的文论发展有什么推动。这一方面要大量阅读一些我们平常很少讨论的文献，然后从文献中推演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
由于我用英文写作所面对的是普遍的英文读者，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了解较少。当介绍中国文论时，不可能是把所有的著作都介绍一遍，那样的话事倍功半，所以只能重点介绍主要命题的发展。面对西方读者，我们不能只讲某个命题到什么时候有谁提过，这只是罗列一个现象而已；而是要分析研究对象的前后发展，梳理出其历史发展的脉络。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国文论，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论并非没有系统，只是其系统性与西方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的内在互文关系之中。我觉得，用英文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得出的观点阐述往往就跟用中文写作的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
作为汉学研究者，我觉得自己有着要把中国文学、文论、美学的传统介绍给西方读者的重要使命。但是这种介绍，我觉得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用英文把目前现有的学术成果或者学术原著翻译出来介绍给其他读者（虽然这点很重要，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介绍过程中，对传统、对研究对象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新的阐述。同时，这种新的阐述又能够回馈给国内学者，而且为他们提供一种参照。我觉得这样的话，研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我觉得要是只是用英文把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罗列、介绍出来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研究层次。我认为，汉学研究者立志要高，要有这样的志向，并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朱志荣：您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内文化、跨文化与超（个体）文化视角》（《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中，以三个新萌视角深刻指出中西诗学体系的不同，这三个视角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学术背景呢？
蔡宗齐：内文化视角，是针对比较文学里面浮躁、粗浅的倾向而提出的，（这种倾向）把一些具有某些类似的现象进行机械、肤浅的比较。我觉得，即使在中西诗学的研究中有很多相似论题、相似观点出现，但是它们的出现都有自己文化历史的背景，都是各自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产物。就是说它们解决的问题、提出的观点是有感而发，是针对某一种现象而提出来的，而种种现象背后的内容和意义是不同的。研究者在比较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发展的来龙去脉、对以后的各自文化传统产生的不同影响等方面。在搞清楚这些的情况下，再进行比较才不会流于肤浅。所以我就提出了所谓“内文化”视角。在分析中国文学的时候，研究一个问题应当考虑为什么会在中国文学中产生，在中国，古人是怎么看待它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视角，或者为什么他们不会提出这个问题。能这样考虑问题就可以说有“内文化视角”。
所谓“超文化”视角主要是解决比较文学里的两种偏颇的倾向，就是“有无之说”，即某一观点这个传统里有、那个传统里没有；或者是“先后之说”，即某一观点是哪个传统先有、哪个传统后有。我觉得如此比较没有太多的意义。我认为，要以所谓“超文化”系统作为衡量标准，不能够用一个文化系统的架设来评价另一个传统。不是哪一种阐述一定比另一种更加先进、更加科学，（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优劣之别，这样的话你才能认识和赞许人类对文学理解的多面性、丰富性。为了建立这种“超文化”视角，我们比较、立论的支点不能放在具体某种文化传统特有的论题之上。
我那本书最后一章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两种比较极端的、偏激的观点：要么是过分强调相同之处，要么就是过分强调不同之处。偏激的话就招致很多文化偏见、种族偏见。站在中国传统之外，参考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去看中国的传统东西，提出的疑问和观点往往是单纯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时提不出来的。有了这个不同的视角，可以发现过去没有发现的研究课题，即使是千百年以来一直关注的古老课题，也会有新的思考视角，有新的分析方法。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把中国文学作为材料放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中，就会使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成为诠释西方理论的材料。这是不对的。有深度的跨文化视角是中西两种内文化视角成功结合的产物。
朱志荣：您认为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应如何避免理论“先入为主”？
蔡宗齐：我觉得，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理论的设想和材料的运用论证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篇学术文章里面都有一个理论先入的问题，人的脑袋不可能是空白的，必定有自己设想的观点、要解决的问题等，但是研究就要尊重原始材料，原始材料要求推翻自己观点的时候就要推翻，该修正的时候就修正。这种互动的过程可以让学者的观点越来越缜密可信。我想这是做学问应该注意的。
另外，不同的理论都要接触。因为不同的理论适合于理解和解释不同的文学现象与问题，并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可以包医百病的。常州派词学大家周济认为作词要“有寄托入，无寄托出”，即作词时先有一个想寄托的东西，或与政治事件有关的，或与道德情操有关的，但写出来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想要寄托的东西似有似无，蕴藏在一种很美的意境里面。此原则也应该用在对西方理论的运用上，所以我把它改为“有理论入，无理论出”。吃透弄懂各种理论后，渐渐把它们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形成一种分析问题的锐利眼光。然后，自然会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还有，我发现检验西方理论运用是否妥当，往往要看自己得出的结论与古人的观点有无灵犀相通之处，能否对古人理论作出可信的、精湛的现代诠释。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一种所谓“理论先行”。有一个理论立了之后，然后就死守这个理论，觉得这个理论是绝对真理，一切材料要为这个理论服务，这就错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带着一种理论的思维、观点去接触原始材料，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朱志荣：对于国内当前的研究，您如何看“和世界接轨”这一表述？
蔡宗齐：在国内“和世界接轨”这个词用得很多，但是我对这种用法持有一点保留。用这个“接轨”一词的话往往是说中国是落后的了，中国现有的模式是不适用的，现有的实践和理论都是过时的，你必须追上世界，与世界接上轨，往往有这样的含义。我觉得能不能改成是与世界“沟通交流”？这应该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在与世界融合过程中也改变着世界。我们在这里进行中国学研究的人们觉得有一种历史使命，要努力发挥一些应有的作用。
朱志荣：就海外中国文学与文艺理论而言，您认为当前的研究和教学的发展情况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呢？
蔡宗齐：说到从事文论研究的挑战，我觉得教学生和做学问都一样的，用英文教书、用英文做学问就会碰到困难麻烦之处。就个人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学术创新的机会，机会和挑战共存，机会是更多的。中国文学在美国是一个基本的教程，开的课古典也好、当代方面的也有。本科、研究生都有，而且将来修这个课的人会越来越多。当然主要是通过翻译作品，等于是我们国内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研室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大概是教学和研究的冷门。欧洲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在美国专门进行文论、美学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不多。著作呢，即使包括论文集也就是数得出来的那么几本，这是一个空白，也是等待我们去开拓的“处女地”。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中国文论、美学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2展现西方文学所蕴涵的精神体系
——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刘建军教授
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西方文学新形态，如何解决阻碍外国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近日，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建军教授。
记者：近年来，您多次提出要加强欧美文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西方文学新形态建设。请问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如何？在现状的基础上，理论创新要如何进行？
刘建军：欧美文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西方文学新形态建设，在五四时期就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时至今日，百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实践成就的系统梳理和理论概括的全面反思的基础。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四点：从译介的历史看，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建立在中国国情需要的基础上；从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分析，自早期的王国维、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开始引入西方文学理论之后，在20世纪之后渐渐形成热潮；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方面，研究所侧重的问题主要有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学的译介史以及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探索；有关中国的西方文学史建设问题的研究，注重探索文学的发展存在的一个起着更直接作用的内在功能性关系系统。我认为，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不仅意味着欧美文学在中国的被接受，更意味着欧美文学被中国的文化语境同化，而变型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在前人所做的具体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应将实践层面的成果提升到理论层面，以便改变对中国文化语境下“西方文学”的认识方式，进行总体性的文化影响与文学基础理论创新。我们应在理论上重新定义中国的“西方文学”的性质以及构建今天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新形态。第一，将文化交流和文学影响联系起来，归纳出文学交流与时代、思维习惯、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模式。第二，学者们对文学影响理论对文学传播的时代需要以及具体的传播表现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构建文学影响的层次理论，即看文学影响是如何产生并逐渐深化的。第三，文学影响有从中心向边缘，再由边缘的震动回到中心的性质，这种性质启示我们可以对文学影响发生的路径进行追踪研究。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西方文学的性质？西方文学中国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刘建军：中国的西方文学的性质必须要从欧美文学与本土文学结合后的结果上来，这个结果才能体现中国的西方文学的性质特点。当然，这个结果要结合欧美文学的原形态和本土文学的固有形态，并将其放在文化语境中来综合分析并观照，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当前在欧美文学中国化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西方文学新形态建设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始终把中国学术界所从事翻译、研究和讲授的欧美文学看成是“欧美”的“文学”，而没有看成这是中国化了的“欧美文学”。
在中国土地上被引进的并被本土化的中国的“西方文学”呈现出了以下一些本质性的特征：第一，与中国的现代价值观的形成息息相关。就中国的国情来看，现代价值观具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即它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对立。第二，西方文学在引进我国的过程中，引入者始终具有着本土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和对外来文学进行借鉴的意识。第三，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用中国人的立场来翻译、研究、阐释和借鉴西方文学，建立中国人自己独有的西方文学阐释话语和阐释形态是又一显著特征。第四，西方文学中国化不仅体现在理解体系的创造过程中，其实，在具体领域，如翻译领域、研究领域和传播介绍领域，中国学者也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形态和做法。
记者：您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新形态”，那么这个西方文学的新形态应该如何理解呢？
刘建军：所谓新形态，是相对旧形态而言的。西方文学在其原产地的形态，这个形态可称为旧形态，它指的是西方文学的一种本然的形态。西方文学在中国被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译介、诠释乃至误读，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形貌。原文本的思想性和美学品质也都在对其接受的过程中，被中国接受者特有的期待视野所调整，从而产生了西方文学在中国的新形态。新形态包括着引进翻译、理解阐释和传播使用等诸多领域。我们对西方文学形态的考察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把握中寻找其发展变化规律（中国化规律）。由于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学新形态是指在五四运动前后形成的形态（第一个形态）、建国前后形成的形态（第二个形态）、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并在新世纪以来得到蓬勃发展的形态（第三个形态）。我们把这三个形态称之为“新形态”。
记者：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新形态建设需遵循怎样的基本原则？
刘建军：中国特色西方文学新形态的建设，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对今后几十年现代中国坐标意识的强调。这个坐标就是立足中国，强调科学民主意识、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服务。第二，在对以往西方文学知识体系的重新梳理和把握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西方文学新形态必须是“对话”的产物，不是主观臆想的结果，要以文明发展的眼光、社会进步的眼光、人类和谐的眼光，进一步把握西方文学深邃的内涵。第三，必须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搞清楚究竟是要带给我们的接受者浩如烟海的知识储备，还是要展现给他们一个完整的西方文学所蕴涵的精神体系？这其实是学术立场的问题。我们认为，后者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今天需要的西方文学的新形态，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学的发展模式和阐释模式，而必须是以西方各主要民族的精神发展进程为核心，来重新阐释其文学发展规律和文学精神形态。
我们着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对外来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接受态度——海纳百川，而不是搞出一个固定的、排他性的模式。“构建”强调的是建设的过程，而不是设定一个固定的模式。 （特约记者 周桂君）
出处：
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 ... robject1ai405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