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田
《 光明日报 》（ 2011年05月21日 07 版）
进行生态文学研究，不可罔顾当下的声音而一味地钻在故纸堆里，就像这位仁兄，在老古籍书里挥汗如雨，却对代表新知识、新事物的电脑置之不理。
（漫画：郭红松）
近期日本大地震及海啸造成的核电站爆炸与核泄漏事件，严重地暴露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国际社会对此普遍表示担忧，也使得生态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再次进入批评界的视野。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形成，欧美国家的部分有识之士目睹了物种大批灭绝、污染日益加重和自然条件不断恶化的环境危机，开始反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催生了生态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流派和理论思潮。本世纪初，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生态文学也被及时引进。这个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及其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性，很快便吸引了不少创作者和研究者投身其中。
然而，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了某些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生态文学的内涵理解模糊不清，将生态文学与自然书写混为一谈。
传统文学中的自然书写往往把人视为作品的中心，或强调自然景物在人心中激起的愉悦、敬畏、恐怖等情绪，或以景喻理、影射人类社会的某种现象，但这些都不能归类于生态文学。例如，英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科普就曾指出，浪漫主义诗人在诗作中吟咏鸟儿，却对现实环境中鸟儿的死活并不关心，自然书写中的自然只是个被当作工具来使用的符号。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品把人放入整体生态环境中，将人视作与山川海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地位相同的自然物，其中虽然也包含自然景物描写，但是这些描写已不再以人为一切的出发点，而是旨在强调自然本身蕴含的伟大力量。
同时，目前还存在以生态文学为旗号，为所谓的学术创新进行简单化的“拉郎配”现象。即用生态文学理论去生搬硬套地解读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却罔顾这些作品本身是否具有生态文学的元素。
这并不是说生态文学不能关注传统的经典作品，而是说生态文学作为新的学术体系，有其独特的内涵。很多传统的经典作品都的确能被解读出生态文学的因素，例如，对老子和庄子的著作及中国古代田园诗的研究，对从《圣经》到现代主义小说等作品的研究，都为生态文学研究注入了不少新鲜血液。然而这种解读是需要分寸的，需要用生态文学的理论标准进行严格的界定。
另外，有些论者拘泥于狭小的文学文本分析，把生态文学研究书院化，忽视了生态文学实践性强、与多个学科广泛联系的特点。他们的文学批评从单纯文学角度出发的多，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少；具体的作品细读多，宏观的理论综述少；解读经典作品的多，关注当下创作的少……从而使得生态文学批评总体上缺乏理论深度。
生态文学要获得长足发展，有必要重申以下问题：
要充分认识生态文学的核心价值是质疑的精神。生态文学诞生于环境保护运动之中，它兴起的根源是人们对于人类文明造成的环境危机的反思，因而质疑、批判和警醒就成为生态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生态文学从环境危机入手，层层深入地揭示出这种危机是源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污染和扭曲，并一再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文明究竟怎么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文学既是控诉人类罪恶的“伤痕文学”,又是提醒人类不要重蹈覆辙的“警世钟”.
生态文学的研究者们应当打破惯性思维，具有问题意识，不但要善于发现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犯下的错误，更要勇于向人类中心主义的陈规陋习“下战书”.生态文学代表着旧的思想体系的崩塌和新型思想体系的建立。如果说环境危机一定源自人类的精神危机，那么人类精神世界的净化和校正一定会为自然环境的改善带来希望，像利奥波德对自然的深刻思索，缪尔身体力行的文学实践，印第安土著作家对本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的追寻……这些都是生态文学的典范代表。他们为读者揭示了以前常常被忽略的自然之美和文学之美，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
生态文学的交叉学科优势需要得到重视。研究者们最好不要再固守自己象牙塔内的方寸之地，而应当持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积极与文学、哲学、美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相关学科的学者进行积极的对话。在欧美的大学里，开设生态文学课程的院系既有从事文学的、哲学的，也有从事环境科学的。在生态文学这个大题目之下，不同的学科做不一样的文章，再通过院系之间的交流分享成果。
紧密关注当下的现实和创作也是应有之义。生态文学是个实践性极强的文学流派，它每一步的发展都与现实中自然与人类的活动紧密相关，特别是它与环境保护运动的密切关系，使其在很多时候成为呼吁人们采取保护环境行动的“宣传手册”.近年来，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产出了如《怀念狼》、《狼图腾》、《藏獒》、《哦，我的可可西里》等文学作品，饱含着创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深沉关怀。生态文学研究者要热情地投身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着眼现实，积极关注当下的社会发展和环境问题，努力聆听当下的文学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