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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3月31日 13:26　来源：光明日报

　　在梳理我国传统学术资源时，对若干沿用日久的学术概念，学人们有不同意见。但学术概念的定位与诠释，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对其展开讨论，当然有其必要。其中，关于“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不同评价，就值得我们关注。


　　刘梦溪、余英时两位先生有一篇对话，标题很醒目：《“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对话者对于传统学术在当下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自有表述周备的风范，刘梦溪先生则对“经世致用”的负面作用，加以态度鲜明的批评：“这种传统过于看重学术的目的性，把学术只作为一种手段，不知道学术本身也是目的。”他还指出，“经世致用思想也有负面影响，它也是造成中国学术不能独立的一个原因。”(参见搜狐网《读书·明报·大家大讲堂》、《和讯网》《读书·明报月刊》文丛的同题文章)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同观点的讨论，理应继续展开。

　　“经世致用”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展开，这恐怕不是几篇讨论文章就可以达成共识的；但“经世致用”在传统学术史的地位，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应该首先展开讨论。

　　关于“经世致用”的基本诠释，学界往往以“学术思潮”或“学风”来做概括。如《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这样的定义，如果从突出明清之际学林风尚的历史性转折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在“明清易代”的现实冲击之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力倡“经世致用”之学，使之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这批关注时政的大学者，在总结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痛批明代儒林的学风空疏不实，对国家命运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此强烈的反思意识，把学林风尚与国家兴亡直接对应的担当意识，确实是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特点与亮点。但是，以“明清之际”与“学术思潮”两个关键词来界定“经世致用”，显然是不完备的定义。

　　“经世致用”之学固然在明清之际的影响极大，但它并非一个时代的特色之学、专有之学。由明清而上溯，我们首先会发现，在必须面对时代巨变的南宋学林，也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勃然兴起。在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大力提倡经史之学必须经世致用，强烈抨击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学风。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在对理学的“空谈”发起猛烈批评的过程中，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他们的思想特色，也奠定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

　　如果仅仅从南宋、明清之际“经世致用”大盛的历史片段立论，或许容易得出“经世致用”是应对现实刺激而发生的务实之学、功利之学的判断。其实，这样的判断，依然不足以论定经世致用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笔者愿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经世致用：

　　其一，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经典中的精髓。

　　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先秦时代的经典中，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先秦诸子的学术主张有许多歧义，以至于后人已经习惯于按照“百家争鸣”的术语，来概括这一时期学派林立、观点各异的学界特点；然而，如果我们以俯瞰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包括儒学在内的各个学派的主要特色，并且尝试以最为简洁的语言来加以表述，那么，笔者愿意把它概括为为人、为学、为政之道。其主要内容无不关注于讲究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研讨学问、如何治国理政以达于济世安民等。因此，先秦诸子均是“入世之学”(道家之流派中，有标榜逍遥、出世者，名家以思辨著称，似乎与“入世”有异，但其立学之核心，亦未曾逾越“入世之学”的大范畴)。他们投身学问的初衷、追求学问的目的，基本都是为了应对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为了探讨家国天下的“经济之道”。先秦诸子的学问，就是经天纬地的大学问、济世安民的真学问。他们做学问，不曾把自己置身于世道之外，去追求所谓“纯粹的学问”，而是自觉地把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影响或改造所处的时代，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不惜给自己压上一副沉重的担子。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承担意识”、“使命意识”，莫不来源于此。如果我们说，广义的先秦诸子之学，是我们传统学术的基石与经典；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时承认，“经世致用”既是构建传统学术体系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也是学术精髓与学术宗旨之所在。

　　在“经世致用”的历史定位方面，我们同样不应该“数典忘祖”。以孔子、孟子、荀子为杰出代表的先秦儒学，本来就是充满着“入世”、“救世”情怀的学派。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整理古代典籍、推行社会教育、实际从政、周游列国以宣传其政见，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无一不是为了改变社会动乱的局面。孔子的经世致用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当时人形容他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对此形容的反应是“欣然笑曰：‘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魏晋之际的学者王肃对此有个注解：“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正文及注引王肃之说)明知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秩序，很难在现实中得以建立，依然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其实，这就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卷七《宪问》)精神的历史内涵。

　　孟子的“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仁政”之说，对“独夫”暴君的批判，对“重民”思想的强调，同样是鲜明的“经世致用”之学。

　　荀子的“经世致用”色彩，比孔孟更具有务实的色彩。对此，白奚先生有很好的分析：“荀子则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来吸收法治的思想，提出了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理论。……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等于为儒家的政治理论进行了一次大换血，使之活力大增。经荀子改造之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2—283页)荀子对于经世致用的强调，已经到了不避讳功利的程度。

　　战国时代的孔子后学，大多选择了以学问济世、以学问干政的道路，完全符合儒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史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

　　与儒家并列的其他学派，同样以各种方式强调着共同的理念：学术要有经世之心、济世之效。对此，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开篇之处就引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说，并且进一步论断：“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以汇集学术名流而著名的稷下学宫，就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活动于其中的“稷下先生”，司马迁如此记载他们的学术生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序》)司马氏父子的论断，明确无误地指明，“六家”学派与“稷下先生”(他们无疑构成了战国学术的主流)都是关注世道治乱、并且愿意以其所学影响世主进而改造社会的“入世之学”，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在汉代曾经发生过很大社会影响的两部典籍《大戴礼记》、《说苑》，对学问应该付诸实践的观点，有非常透彻的论述：“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大戴礼记解诂》卷三《曾子立事》)“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说苑》卷第十六《说丛》)这里一再强调的是：君子之学，一定是不务虚谈的力行之学，一定要有落实于社会实践的追求与能力。

　　其二，经世致用是“国士”的情操所在、境界所在。

　　重视把学习所得的学识，以“力行”的方式，付诸于实践，贡献于社会，是我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仁人志士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

　　诸葛亮的《出师表》，传为岳飞所作的《满江红》词，范仲淹的直抒胸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慷慨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东林党魁顾宪成的一副名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在书院时论及学者必须关心时政的一段名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这些千百年来传诵不断的励志名言，均可推许为古代“国士”情操与境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动人心魄、令人肃然起敬的，恰恰就是以“经世致用”为学问宗旨的襟怀与抱负。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中，给我们提供了两类“饱学之士”的典型：诸葛亮与江南群儒。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诸葛亮是“国士”，是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而群儒不管在精通经典方面有何卓绝之处，从气度格局而言，不免“书生”之讥。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经世致用”，不是明清之际才形成的学术流派，也不是一个“学风”、“思潮”所能够涵盖的问题，而是古代学术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精华之所在。要了解“经世致用”的要义，不仅仅要在传统典籍之中寻觅经典论断，更应该致力于在“经世致用”的仁人志士的社会践履中，去体悟他们的境界与追求。如果从后者的视角，来为“经世致用”确立一个定义，关键不在学问的格局大小、精致与否，而在于治学的宗旨与境界。“经世致用”必定强调要关注社会现实，有面对社会问题的勇气，致力于达到济世安民的目的。在这一宗旨的激励之下，一部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境界。在其社会践履的层面，就表现出讲求功利、尚实务实的思想特点。对这些志士仁人的事功评判，后人尽可见仁见智；但是对于支撑着他们的治学宗旨与为人胸臆、处世境界，我们却唯有表示敬重与钦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对原本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如果要有所批评，理应慎之又慎。必须要明确的前提是：你将要批评的是“经世致用”自身，还是某些人将“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学风付诸实践时形成的流弊？两者之间，本非一事，不可混为一谈。

　　孙家洲 高宏达(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