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认识自己——谈先父梁漱溟的一些儒学观点
作者：梁培恕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1-1-20 10:26: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58期16版“学林”文章之一。
我本来不懂儒学，现在懂一些。懂一点是因为我的父亲梁漱溟去世了，他在世的时候说过许多话，很少人注意。于是我想，我替他再说一遍吧。
我谨守他的观点，重述他的意见。
先父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本书《人心与人生》。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道：“现在我可以走了。”
书中第一段写道：“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人类设非进于天下一家，即将自己毁灭’，非谓今日之国际情势乎？历史发展卒至于此者非一言可尽，而近代以来西方人之汲汲于认识外物，顾不求认识自己，驯致世界学术发展之有偏，讵非其一端欤。”
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人类不能只忙着去认识和利用外物，而不知道还需要认识自己，学术上的“偏”从某一方面说明人类生活是有问题的，而且早已有问题，只不过不如当前之甚。
我深信大家对此都有同感，认为的确需要弥补这个“偏”。
一
先父从30岁左右起就立下心愿，要在两种文化之间架一座桥，写完《人心与人生》这本书意味着就他个人而言，桥已经架起来了。个人生命有限，匆匆完成而已。这是一件需要许多人、几代人继续努力的大事业。
即便是我父亲，他自己也是逐渐明白研究人类不能遗漏动物。动物有它们的社会，动物没有心，其社会建立在肢体分工之上。人类有身又有心，身将人分隔，心又将人联通。人类社会正是建立在可以无隔离的人心之上。唯有人类可以完全不受本能支配；唯有人类可以成就文化；唯有人类有理智和理性；唯有人类社会能不断发展前进。
起初，先父做的工作只是想解释人类为什么会有不相同的文化。后来，认识人类成了他的下一个课题。
在先父看来，人类无时不面对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归纳下来是三种：人对物、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于是人类便分别走上三条道路。由于“用力之所在不同”，从而有了三种趋向的文化。用力所在不同，其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长此下去，一个民族的生活态度也便形成了。
第一种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改造了局面。况且，这是对物质世界的要求，办法终究会有的。
第二种态度，不要求改造局面，应付问题的方法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然而，“满足与否不可定”，这涉及“他心”——别人的心。
第三种态度是只想将问题取消。这是违背生活本性的。
先父认为，西方文化属于第一种生活态度，中国文化属于第二种生活态度。与第一种态度相关的是物质，人所持态度为取得、满足这方面的意欲，纵使所欲难以实现，迟早会有办法。与第二种态度相关的是不由我主宰的他心，解决的办法势必为调和、持中，能满足意欲与否不一定。
此即是说，前者为人对物，后者为人对人。对物，可以强力取之；对他心，使用强力，其势益乖。
二
先父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是有一个接续和兴替关系的。即，物的文化（西方文化）历时二三百年，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心的文化是没有用的吗？当然不是，它是出现得不合时宜，过早罢了。在先父看来，文化本身没有好或不好的问题，只有适时与否的问题。并非人类不需要心的文化，只是时候未到。
先父读西方学者的著述获益，除知识增进之外还在于觉得西学有偏，以儒学眼光察觉西学所未留意之处。他以中西兼具的眼光去认识人类，窃以为论重要性当推认识本能。本能，一个从西方输入的词和知识领域。儒家承认它，因为它是出自天然。后来中国古人讨论得很多的“人禽之别”深入不下去，没有结论。中国古人的学问远离自然科学这一方面。他们讨论“人禽之别”是为了自勉于做好人。
先父先是被本能之说所吸引，后来觉出西学于此没有抓住其真正意义。真正意义是，本能之外还有反本能这回事。如果没有反本能，其实就不会有人类。人性是反本能获得胜利的结果，人类的前途在于继续奋斗。本能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不分不离。此即是说，动物一旦与特定的某些环境接触，便立时地、直接地、紧切地发生其恒定不易之关系而活动起来。
依本能以生活者，一生下来便具有生活能力，且毕生如此。人初若无一能，卒乃无所不能。依本能以生活者未脱离自然状态。而人的生活一切总出人为，非复自然，必依后天养成和取得，一个人非徒身体发育成熟即可成为社会一员，必待学习乃能适应其群体的生活。人类生命本身的性质因而不同了。人类已达于依理智而生活。此即是说，人不徒有其身，人有心。
但我们知道人也有本能，人依靠本能而活的方面仍然相当多。人有了心和由心连接起来的社会，人类的本能已不等同于动物本能。所谓不等同，是指人类活动已不如动物那般单纯由身体发动。
三
先父在他写的每一本书里都谈到了宗教。第一本书是从宗教与文化形成这个角度去讲的。从第二本书起，谈宗教的命意有了转移，转移到透过宗教之盛与不盛看人的头脑或说心思开发的程度。他的意见是什么呢？我替他归纳为一句话：人类是依靠宗教走过来的，但是这以后不依靠宗教更好。所谓更好，意思是：人类，特别是上古，比现代人情志上更需要安慰和劝勉。然而，不靠宗教情志便得安稳岂不更好？
下面引述他给宗教下的定义：
“宗教必认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劝勉为其事务，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依据。”
又说：“宗教的真根据，是在出世。……时间有限也，而托于无限；世间相对也，而托于绝对；世间生灭也，而托于不生灭。”
“随着生死鬼神这一套而来的，是宗教之上罪福观念，和祈祷禳祓等一切宗教行为。”
先父如实看待宗教，他也如实看待孔子。他写道：“宗教所必需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那就是完全信任人本身，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对孔子的理解，使先父赞叹不已的是，孔子的教训总是指示，人回头看自己，在自家本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与自求（意志）。这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恰好相反。
大家都知道，后来在中国兴起的礼教和种种散碎的宗教，恰与孔子的精神相反，成为捆绑人心的工具，中国社会几乎同于有宗教。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中国人精神上的蔽障一经除去，“总不翻回去请出一个宗教来”。再请想一想百年来外来文化传入中国所遇到坎坷最少，是何缘故？中国人心思开明。
先父最主要的意见在于宗教教人弃自力而信他力，和以罪福观念取代是非观念。在他看来，孔子的精神最值得认同的也在此。如果还有什么话必须讲，那就是宗教加重了人类本来已有的局限性和排他性。从终极来看，人因身体势难无隔，而宗教教人排他。
中国人的气度得益于孔子的教化。孔子极重视礼但绝不神话它。如《礼记》所说，“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固定的，是活动的。其所说“不在外而在内”，事关儒家的根本态度，以此为始演为向内用力的文化，以及与之相应西方演成向外用力的文化。
亦如谈本能意在谈反本能，谈身之于人其意义为何？谈宗教意在谈脱于宗教的中国人，都是为谈人心作准备。
四
先父依其所见，先说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继而说是身的文化、向外用力的文化。西方文化成就巨大且明显。一种文化以压倒性优势如此雄踞世界，前所未有。这一文化中价值最大的是自由思想，使一些西方学者极其忠实地回顾、评论了自己的历史。在中国，至今缺乏这种精神。
先父曾说宗教“宰制人心”，并举了一些实例，我择其紧要，略陈于下——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是那时代之所寄，文明程度之最高点”。
“中古史而无教会，则将空无一物矣。”
“无论何人属于教会，……不忠于教会，不信教义者，可以死刑处之。”
“凡民间契约、遗嘱及婚姻诸事，莫不受教会之节制。”
“二百年前尚那样野蛮，何以忽地二百年后一转而这样文明呢？……近世西洋人舍弃他中世纪禁欲清修求升天国的心理，重新认取古希腊人于现世求满足的态度，向前要求去。”“忽地一转而为世界顶文明之民族，就是为此。”
前文中曾提到人生态度，这态度是重新认取的，与无意中走上去大不相同，这是有意识判断取舍的结果。从头起认识了“我”，而自为肯定。所谓“人类的觉醒”，其根本就在这里。从“我”出发，一切眼前的人与物，都成了他人要求、利用、征服之对象；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皆分隔对立起来。这种态度发挥到极致，最文明和最野蛮同时出现。
“我”的觉醒使欧洲人转身进入追求现世幸福的路。这符合了人类发展文化原有的顺序——解决对物质的要求。
如果不出现这个转折，继续受宗教的封闭和排他，而个人则表现为固执不通和暴戾，今日世界的种种便不可想象。
先父曾赞叹人类能力之强大又叹息今日人类无能管住自己，依他的看法，古代中国人在物质条件不够的情况下发挥了理性，而近代西洋人发挥理智作出种种发明，却误于其人生态度，一意追求满足个人幸福而将和谐忽略了。
“唯人类生活处处有待于心思作用，即随处皆可致误。错误而不甘错误，可贵莫大焉。斯则理性之事也。故理性贵于一切。”
“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
如果问，先父运用什么思想观点认识人类？或许可以概括为：人有身，又有心；人有本能，但因有心而有反本能。最终人类有了理智和理性。人类种种表现不外乎由此发生。
动物只有身，故人当自勉。
玛雅文明为什么会消失？圣诞岛上的居民哪里去了？这类问题以后会找到答案。
人类一味外向用力造成严重后果，如今生态已经显示承受不住人类的物欲，而且是在一半人仍处于贫困状态下就显示承受不住了。可以想见，按照现在的生活模式，人类是走不下去的。从道理上讲，人类到了换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
大问题需有大醒悟才能解决。醒悟必是从少数人开始。或许，所需做的不一定称为儒家重建，如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群体在广义上都属于同道。即使这种过程很痛苦,那也是我们客观上的同道，它从事实一面推动人类转向第二种生活态度，重建一种其大旨与儒家类似的文化。（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梁培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