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从启蒙到多元
张弘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7日10:04 中国改革杂志
改革开放30年，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30年改革大交响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国人思想观念在过去30年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在过去的30年中，无论文学、艺术还是社科学术，都紧随且影响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1978-1989启蒙的年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走出“文革”不久的文艺界对于过去的伤痛记忆犹新。控诉“文革”给人们在心灵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那么，“伤痕文学”则是用小说的形式对“文革”进行反思。在中国社科院学者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对于“朦胧诗”及其作者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岛的诗典型地表达了社会转折期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他善于在诗中表现现实矛盾和引起剧烈冲突的激情。”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此前，北京作家刘心武在《人民文学》1 977年第11期上发表了《班主任》。稍后，王亚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由此，“伤痕文学”的三驾马车悉数登台。而揭露“文革”对于人们心灵的扭曲，“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一批文学作品，也因为卢新华的《伤痕》获得了冠名。
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天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 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其后，“伤痕文学”出现了一些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同样是在1978年，诗人北岛和芒克、黄锐一起创办了民间刊物《今天》，当他们用黄锐弄来的一台很破的油印机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他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到12月22号晚终于完工。12月23日，几个人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又去了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地方张贴。由此，“《今天》派”诗人登台亮相。
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评论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认为，这些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不好的影响，过于追求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涵义有时显得晦涩，整体意境显示某种荒诞而诡异的色彩，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其实，这一概括并不足以涵盖后来所说的朦胧诗的全部，而且文章里面涉及的诗人也没有一个是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有趣的是，“朦胧诗”这一简单化的命名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论家那儿，朦胧诗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的这三篇评论，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尽管“三个崛起”后来遭到批评，但是，三篇评论确实为朦胧诗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即使现在读来，不少朦胧诗人的诗作仍深具魅力，比如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等，这些诗歌很快传诵一时，在当时思想解放、人性开放的启蒙思潮和时代背景下领风气之先，获得了巨大声誉。
同样受到肯定和欢迎，“今天派”和“伤痕文学”的立场却泾渭分明。在《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北岛等人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至今，北岛仍认为。“‘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在艺术领域，上海青年剧作家宗福先创作的歌颂1976年“四五”事件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围绕着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时候公演，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争先恐后地走进剧院观看。不久，天安门事件就平反了。1979年3月，北京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这部话剧表现了医务工作者同“四人帮”爪牙斗争的故事，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这两部政治话剧的成功，陈白尘的《大风歌》、崔德志的《报春花》、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先后上演，这些话剧解放思想，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深受观众喜爱。使得话剧在解放以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期。
在美术界，大批青年画家创作的带有“伤痕”特点的绘画相继出现，如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等等。
在1980年5月号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信中，潘晓历数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展示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说法。随后，《中国青年》杂志收到六万多封来信，就人生观进行探讨。在讨论过程中，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就这次人生观大讨论发表了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这使得这场大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更大反响。
随着国门打开，港台歌曲、“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一起进入大陆。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谢泳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大陆的流行乐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模仿之后，“西北风”劲吹。齐秦于1988年进入大陆并迅速窜红，同在这一年，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标志中国摇滚乐的正式亮相，崔健因此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
80年代中期以后，琼瑶、金庸、梁羽生、席慕容、三毛等港台作家的作品先后进入大陆，并在大众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禁锢，使得人们的求知欲空前释放，中国出现了一浪接一浪的“文化热”。在文学方面，以余华、格非、马原等作家为代表先锋小说开始出现，1987年的莫言，1988年的王朔，都成了文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1990-1999反思的年代
1989年之后，中国文化界陷入低谷。文学刊物、青年杂志的订户量急剧下滑。直至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 下海”成了文化界的热门词。最鲜明的例子是，著名作家张贤亮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当时，党政机关团体都在大办“第三产业”、“干部寻找第二职业”，张贤亮就以宁夏文联的名义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就是“镇北堡西部影城”。公司注册资金为93万元，实际只有78万元。这就是镇北堡西部影城初始投入的全部资本。1994初，中央发布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团体与其所办的“三产”在人、财、物上全面“脱钩”，于是企业成了张贤亮个人控股的股份公司。
迄今为止，镇北堡西部影城已陆续拍摄了《一个和八个》、《牧马人》、《黄河谣》、《红高粱》、《大话西游》、《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新龙门客栈》、《乔家大院》等百余部影视片，中国电影界认为“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尽管此时的中国文化界陷入低迷，但是，作为文学批评重镇的华东师大却非常活跃。已经毕业留校的王晓明当时跟学生在一起，经常是通宵达旦地聊天，谈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上海文学》希望大家来讨论当时的文学状况，华东师大一批中文系的硕士生、博士生，加上王晓明，一起做了一个讨论，形成了一个记录，后来发表在1993年6月的《上海文学》杂志上，文章的题目是《人文精神的废墟》。在文章中，与会者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如王朔的“痞子文学”等等，这个纪要获得不少报纸的转载。王晓明说，其实，这只是这一场大讨论开始借助报刊公之于众了，讨论本身开始得还要早，还有许多讨论并没有形诸文字。在1994年《读书》杂志连载五组以“人文精神”为总题的讨论之后，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参加的人也更多了。
王晓明回忆说，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是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缺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没有基本的确信，精神立场就东倒西歪。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由于国内的报刊广泛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做出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王晓明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100篇。《光明日报》、《文汇报》等还开辟了专栏，为文章的发表提供传播平台。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此时，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有人告诉王晓明，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居然也有“发扬人文精神 ”这样的话。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历经曲折之后，终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春，顾准80诞辰纪念会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召开，王元化、朱学勤从上海赶了过来。张劲夫、徐雪寒、骆耕漠、杜润生、吴敬琏、雍文涛以及孙冶方的夫人洪克平，顾准的次子高梁等都参加了。学者丁东记得，第一次会议没过多久，中国社科院再次召开了有关顾准的研讨会。此时，《顾准文集》已经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文学所的钱竞牵头，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在中国社科院再次开会研讨顾准思想。参加者有自己和王蒙等人。丁东说，“一年之内给一位学者在社科院连开两次研讨会，这样的现象是很少的。”
《顾准文集》出版后，王元化把这部书推荐给海外著名华人学者殷海光的学生林毓生教授，后者来信说，他从序中读到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横逆中的艰苦卓绝精神而流泪了”。
学者朱正琳当时身为一家杂志社副主编，“老一辈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顾准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种信息很快传递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觉得，‘顾准与《顾准文集》’是一个好选题，就请了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写顾准。我开始约了王元化，朱学勤去跟他说了之后，他说还是让朱学勤来写。1996年第2期，我们杂志发表了朱学勤的《愧对顾准》、徐友渔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等四篇文章，这期的‘人物春秋’栏目还发表了陈敏之写的《顾准的最后十年》。”朱正琳说。
时至今日，杨建国依然对当时媒体谈论顾准的情形记忆犹新。“那几年(指1994年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纸面媒体，包括香港媒体都谈论过顾准。绝大部分学者都对顾准的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我只看到一篇文章，认为对顾准评价过高，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我本人收到了一麻袋的读者来信。”
学者朱学勤认为，《顾准文集》引发“顾准热”既有陈敏之、吴敬琏、王元化等人力推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原因。那时的大陆思想界万马齐喑，犬儒主义盛行，大家感到没有思想武器，处于很苦闷的状态。《顾准文集》等作品出现之后，大家感到分外亲切。顾准坚持普世价值，坚持全球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也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饥渴。
学者丁东认为，顾准受到关注和当时现实有密切关系。“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比较沉闷，处于失语的状态。《顾准文集》这样一本反思性著作的出现，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契机。我曾经主编过一本《顾准寻思录》，从中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讨论者以讨论顾准为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接着推动出版了《顾准日记》，后来还推动出版了《顾准文存》。”
而王小波生前寂寞，死后声名广播也是90年代后期重要的文化现象。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王小波的作品几乎全部出版。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王小波热”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作品《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黑铁时代》等等先后出版。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两年时间里，如此地被人们阅读、关注、讨论，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是非常丰富的。而它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基本信息就是，王小波的魅力，在于其特立独行的思想，他因此为许许多多的人们深深地喜爱着。与“王小波热”相对应的，是稍后所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此时的文学界，尽管也有《白鹿原》这样销量和影响都很大的长篇小说，但文学的作用明显消退，其影响也日趋式微。与此同时，传媒的发展带动了大众文化的崛起，电视的威力开始凸显，网络也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
1991年，摇滚乐队黑豹首先在香港、台湾发表了初次问世的专辑《黑豹》，其中的《Don'lBr eakMyHearl》、《无地自容》等曲目，成为华人青年热唱的名曲。黑豹乐队成为中国在世界上专辑销量最多的摇滚乐队。1992年12月，在中国大陆正式发行的《黑豹》创下了150万盒的发行记录。同在1992年，唐朝乐队的首张专辑《唐朝》正式出版，由此，摇滚乐对流行歌坛产生了巨大冲击，并得到了听众的喜爱。
更具纪念意义的事件，是1994年12月17日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如日中天的 “魔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领衔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堪引起轰动。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堪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其后，港台的报纸大都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道这场演出的盛况，更多文化人和音乐人先后发表许多意见。遗憾的是，摇滚乐的创作、演出一直受到诸多制约。在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未能形成良性发展，掀起更大的波澜。
2000-2008多元的年代
进入2000年之后，文化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元化倾向。作为新兴媒体的互联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发展，并悄悄改变着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方式。从2000年开始，台湾的痞子蔡、大陆的李寻欢、安妮宝贝、宁财神等人，通过互联网写作次第走红。同是这一年，凭借新概念作文大赛脱颖而出的韩寒推出了《三重门》。三年后，郭敬明推出了《幻城》，两人因此称为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
网络的崛起，虽然使电视的威力有所下降，但是其仍然牢牢占据霸主地位。央视的“百家讲坛”，正是在一连串的摸索之后，终于在观众心理和文化传播之间找到了平衡，由此也造就了多名学术明星。其中，尤以于丹和易中天为典型代表。
在登录百家讲坛之前，厦大教授易中天已经在文化界摸爬滚打多年，出版了《读人记》、《读城记》等多本著作，但一直就没有“火”起来。直至登录百家讲坛，开讲《品三国》之后，这才“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后，根据讲稿形成的同名图书很快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以前的著作也借此迎来了第二春。
而身为北师大教授的于丹，由于父亲是中华书局副总经理于廉，国学基础深厚，因此自小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她登坛开奖论语心得之后，迅速赢得了观众的认同和喜爱。必须承认，对经典的熟稔、干净的语言、出众的口才、敏捷的思维、出色的表达，是于丹成功的关键。她的讲述，使得深奥的经典获得了可亲的面貌，不仅同名图书创下了400多万册的惊人销量，而且推动了国学元典的阅读和学习热潮。其后，她再度登坛讲述庄子心得，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
而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登场亮相，也使得一些追梦少女迅速成名。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何洁等人很快成为大众偶像，并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颇具意味的是，文化评论界迅速介入，并从其评选方式衍生出民主等话题切入进行了探讨。由于“超级女声”的空前成功，各类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其后，主管单位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使得“超级女声”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文艺形式也将更加丰富。季羡林先生预言 “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不一定准确，但是，中国文化变迁的30年表明，心态日趋开放，眼界更加开阔的中国人，再也不会允许封闭、阴暗的文化心理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了。只要保持开放的心理，中国文化就能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