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原生态民歌对当今中国的意义
作者：臧一冰 来源：艺术评论
近些时，我国各种媒体对原生态民歌给予较多宣传，特别是央视西部民歌大赛的举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刚刚开播的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也有一个专门栏目叫《民歌中国》，以日播30分钟时间，播出有关民歌的电视节目。过去媒体对中国民歌有过不少展示，像电台、电视台民族音乐节目，宣传学界对民歌收集整理和研究，各种民歌汇演，综合晚会的民歌联唱等，但过去媒体和音乐工作者多为着一种传统音乐形式的展示以及带有弘扬爱国主义的教育意识。而当今的情况，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透露出社会公众对民歌文化更深一层的感受、发现和领悟的自发行为。特别是对那些生活中民间歌手原唱的、而不是经过所谓“民族唱法”训练的歌手演唱民歌，对所谓“原生态民歌”所表现出的偏好，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大众心态和文化倾向。分析这些大众心态和文化倾向，不仅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民族口头文化遗产——民歌的更多关注，也提供了一种从民歌的角度认识中国社会的途径。
民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口传文化，口传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必须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另一个特征是：决定它内容记忆和遗忘的，是个体的生存需要及其选择。民歌作为一种音乐与语言结合的口传文化，在唱民歌的民众生活中，是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沟通的基本方式，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交流生产经验，积累生存智慧的主要途径。依赖于地方方言音调夸张加工的民歌音调，不仅为本土文化贴上了地域的标签，还是不同地域文化传播、交融以及生活变迁的历史写照。民歌这种口传文化，很好地反映了生命与文化的同步延续性。书写的文化可以在人们日常行为之外存在，但是口传文化必须存活在人的日常行为之中，而且人们根据生存发展的需要决定着文化价值取舍，口传文化总是逐步舍弃，或者说自然遗忘那些当地人认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是那么必需的东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民歌与民众生活演进的密切关系。民歌文化保留了民族生存过程最基本最精炼的信息，这些信息成为本土文明延续生长的最基本精神要素。外来文化只有融入当地人们的口传文化中，被本土人口头传承和传播，才算被本土文化所接纳，才有可能逐渐演变成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大多是这样进行的。民歌能够全面反映人们生活的综合信息，我们虽然不能说民歌是民族本土文化唯一的生长之根，却可以比喻说，它是民族繁衍生存之树最为主要的根茎之一。
公众良知回苏的音乐表现
中国古代有“惟乐不可以为伪”、“审乐知政”之说：音乐不能做假，观察音乐能够了解施政情况。我们来看当下的原生态民歌被关注，是否反映了某些社会政治的信息呢？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城市和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生活仍然相当贫穷。长期以来，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社会公平合理的分配，政治权力也被边缘化。即便在今天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政府也是应允三年内全部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如果是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恐怕就是拖欠三个月也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社会分配给农民的社会资源长期短缺，为了基本的生存，许多地方的农民、牧民不得不牺牲自然生态，来获得生存的条件。而自然生态的破坏必然反过来危及包括城市人在内的生活。对于中国人来说，风沙、水资源污染与匮乏、气候变暖等，都使得全社会的人们不得不考虑，人们生存的相互依存性。这些社会问题都会在文化上反映出来。农民成了贫穷、落后、没有文化的代名词，不仅没有政治、经济的地位，更没有自己的文化的话语权，这些都是不容怀疑的事实。笔者之所以赘述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意图说明，原生态民歌所反映的生活，过去有，现在还有，而且有的地方，其生存和生态景况甚至比以前更加糟糕。对原生态民歌的展示，不仅仅是艺术表演，也是展示当下部分中国农民生活的实际状态，通过民歌吸引社会目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过去，学者采录民歌之后，通过记谱，再加工成舞台艺术形式，让靓丽的城市歌星演出，是从艺术的角度对某种音乐形式的关注，更多聚焦在民歌美好的艺术效果方面，并不过多考虑这些民歌产生的社会基础，更不会考虑这些民间艺术同它的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歌创造者的生存状态改善问题。是单一的艺术活动。但现在对于民歌的关注就不同了，例如当有的民歌采录者将采录来的民歌出售版权，牟取市场利益被媒体披露的时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甚至法律诉讼。而社会舆论更多倾向本土民间方面。这说明，社会对民歌文化的关注，不再是对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考虑，而是联系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人们开始透过民歌，看到为维持全社会基本生存所付出劳动的广大农民的利益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包括关注他们的文化。特别是更进一步看到，那些没有被改变的民歌同他们没有改变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城市的人面对民歌的存在，也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心态：对民间文化的依恋和对农民生活状况的同情。农民在低水平的生存条件下，不仅为我们现代社会生产了优质廉价的农副产品，还创造了不留姓名的精湛不朽的艺术。如果说我们通过生态问题关注农村是处于某种城乡一体化共同利益考虑的驱使，那么，我们从留存在乡野村落的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的各种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发现的，可以说是对中华大家庭民族情感的认同，是对共同几千年文化遗产的认同，也是基于公众良知内心深处的一种回苏表现。
传达人们对文化浮躁的厌倦
十八世纪的初叶，在中国还没有遭受到西方军事打击之前，中国人都还一直信奉“天地人和”的中庸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人反对为人、为事走极端的做法，认为“物极必反”。老子曾告诫我们这样的道理：牙齿掉光了，但舌头还在；大树夭折了，小草还完好；柔弱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是所谓：“上善若水”、“人而道，为而弗争”。总之，传统文化力图使人们保持对外界谦恭和对自然的敬畏。但是，中国人这种经过几千年生存智慧总结的处世观念，被野蛮傲慢的西洋人在很短时间内荡涤殆尽。从鸦片战争的军事失利，中国人兼爱天下的善良之心在饱受西方羞辱之后，中国人开始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认为必须要强大才能不受别人的欺凌，于是中国人开始被迫接受“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是，为了这个强国雪耻的梦想，中国人一直都在以此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寻找着一切可以富国强兵的方法，包括不停地否认自己的传统思想价值观也在所不惜。因为西方的强大现实，步步紧逼，似乎是在迫使五四时期的某些志士不惜作贱自己的传统，来抬高西方文化，用以激起青年人学习西方的兴趣。一直到现在，中国人的这种急胜图强的心态，一直左右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质，急功近利、浮躁短视的社会情绪一直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人们虽然在感情深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现实行为方式却依然倾向西方，这使得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在精神生活方面不得不过着“怀揣着中国心，洋装穿在身”的恍惚的日子。
音乐，作为一种“不可为伪”的文化，一百年以来，中国人之浮躁也尽显于斯。从五四前后对中国音乐的批判，到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洋音乐的崇拜。中国音乐界似乎处处留露出要以西方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改造的强劲势态。直到当代，政府机器开动，讲西方交响乐要极力推广到大学课程中。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以及不同民族文化艺术的共享，是一件平等和自然的事情，不是拿自己的文化凌驾于他人文化之上，更不是将他人文化凌驾于自己文化之上。用他人文化硬性改造自己文化的做法，其背后是什么含义呢？表面看是发展自己的音乐文化，但是如何改进？心中的理想标准却自觉不自觉倾向于西方文化。而另一方也有希望改进自己的文化雄心，似乎也是“超越”别人的文化，似乎一种赌气式的极端民族主义文化心态在起作用。两者都违背音乐文化的之于人类生存的要旨。这种情形的产生，有历史的和民族情感的原因，但更多来自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历史内涵的无知和偏激。
一百年以来，我们发现自己“改造”不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发展不了”西方文化，我们的文化认同长期悬置找不到归属的时候，随着国力强大，生存安全感的逐渐增加，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开始一点一点地寻回的时候，我们开始对那些“土不土、洋不洋”的文化有了怀疑和厌倦，开始自问：这是我们当代人独创的精神财富吗？也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爷爷奶奶的乡音，去寻找那些最容易辨认真实身份的文化特征。开始想吃农家肥种出的蔬菜，土鸡子下的鸡蛋，想到没有钢筋水泥的传统建筑的村寨，听村里的老汉唱的地地道道的民歌——渐渐去理解我们祖先的情感，学会欣赏先人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艺术的关系的办法。这时候，我们似乎从乡土民歌中，开始隐约听到生命渴望已久的那种声音，唤起了内心最为朴实的乡土亲近感和民族认同感，也开始悄悄反思长久以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并希望去重温祖辈们重复了几千年的那些简单而又深刻的话语，大胆去说那些一度让人自卑的方言，那些东南西北都能喜爱的音乐音调。也正是这些一度被我们不屑一顾的乡土文化，在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比较的时候，带给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踏实的心情而不是自欺欺人的尊严，使我们更加坚信必须抛弃现代文化中的虚荣、造作的东西，尽快找回国民淳朴、诚实的自然品格，以确立坚实文化的立足点。
一个民族要有自强不息的激情，但是，却不能让这种激情冲昏了头脑，淹没了祖祖辈辈久经考验的智慧，使本来很有意义的进取变成了鲁莽的行为。原生态民歌的展现，使得那些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公民，那些一心迷信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看到了本民族文化之树的基本品质，那极不容易暴露在外的根须，唤起“绿叶对根的情意”。
文化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信息
文化经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文化产业，围绕着文化所形成的各种产业经济，如音乐领域中演出产业、音像产业、乐器制造产业等等；二是文化所促进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如以文化活动建立的广泛的了解沟通及其所形成的商业互信和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以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所塑造的商业经营人才对市场所具有的洞察力和驾驭能力等等，文化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所广泛关注的重要方面，也是经济竞争中深层的一种较量。然而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促进，都离不开文化这个基础，因为只有文化的存在，才能有文化经济的形成。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其文化资本之丰厚自不待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眼光只是盯在西方发展的方方面面，只注重从西方现代化发展中借鉴经验，而忽视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归纳出适合现代中国人生存的新的东西，这也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在很多领域缺乏原创动力，可以说文化经济的发展，为我们从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审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当下，我国的文化经济，还处在文化产业的初级阶段，但发展势头很好。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价值是相对市场而言，如果从事文化产业的人自身对文化缺乏足够的研究，就无法洞悉文化市场的走向，从而也就无法获取市场利润。所以文化产业也是以研究文化市场体系的形成为前提的。至于文化促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更加宏观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非常微观的。因为，人们对所谓文化的感受更多的是对文化细节的感受，文化的动人之处也体现在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言一行。
现在，在中国的西北、西南、江南还有武当山的吕家河村都举办过民歌比赛之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重要宗旨还是通过民歌发展地方经济，各地的这些活动，究竟拉动地方的经济效果如何？其他地方不敢妄言，笔者仅对吕家河民歌村的了解，认为还是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是对原生态民歌文化本身的影响也很大。笔者个人认为必须注意的是：当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地的原生态民歌的时候，这种民歌就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商业品牌，既然是品牌就有品牌形象，它的原生态品质——包括歌者、演唱的场合、民歌内容、演唱方式等等，都要注意它的民歌的原生性，这同是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事实上是一回事，并不矛盾。文化经济是以承认和尊重文化的价值为前提，否则就是对文化生态的一种破坏，也就无从发展文化经济。如果我们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我们对传统的现代变迁的态度，我们对局内人的生存方式的选择也许有另外的看法，但是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为建立更完满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可以协调发展的。这也正是国家确定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依据。文化传统界定了我们生存的基本需求范式，是我们建设新的生活的基础，我们经济发展的意义就是要不断地巩固这个基础。而经济学正是在服务这个基础的同时带给人更多的自由，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重塑民族精神的渴望
关注原生态民歌就能够重塑我们民族的主体精神吗？笔者认为，当前社会对包括原生态民歌在内的本土文化全方位的重视，虽说客观上是透过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旅游业推动，但却唤起了人们对于民族精神重建的一种渴望。因为原生态民歌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纯洁、质朴、深层、最有时间连续性、最具活力的情感和生存观念。人们从原生态民歌中，似乎能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力。
近代以来，无论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中体西用的人、还是固守国粹的人，面对中国的问题，他们虽然在方针策略上不尽相同，甚至是大相径庭，但是，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可是我们在急于强国的心态下，偏重考虑物质层面的国力强大效益，难免有在精神层面的哲学迷失。用一句直白的话说，就是把“发家致富、富国强兵”奉为全民的精神支柱和全部生活理想，而这种全民的生活理想似乎是建立在“雪耻”的心态之上。这也使得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者”产生误解。因此，我们现在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是否有一天中国的经济军事都很强大了，但同时是否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呢？或者成为一个在文化上“抄袭美国”的大国呢？我们在创造物质繁荣的同时，给后代能留下什么精神遗产呢？我们的人道理想又是什么？代表我们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什么？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建构这样一个主体精神呢？显然这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一个民族肯定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且都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生长出来，并同时具有时代的印记。中国文化精深丰富，各种标识特征十分鲜明，需要我们全民平心静气加以考量。例如他们强调用道德的力量来建构社会秩序胜于依赖法律，因此重视家庭建设，社会人际关系建设，而这些关系的建立也是依据共同的价值标准。所谓仁、义、礼、智、信，就是社会共同的精神价值观念。又譬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句话，把人、经济、和精神三者的关系，说得很清白，并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理”：我是君子，我爱财，只要我得到了，我就是对的，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其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不仅讲求社会生活的和谐秩序，更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就是结合自然秩序而建构社会秩序。在面对万物运动的变化差异和不可预期，讲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过去因为近代屈辱的经历，人们对这些文化观念抱着批判的眼光，得出片面而疏浅的理解，认为是保守主义，是任人宰割。就拿洋人侵略中国来说，中国人也有“威武不能屈”的处事观念，那么面对列强的侵略，奋力抵抗就是顺其自然，即便是失败，也能坦然面对，视死如归，这才符合中国人的一贯精神传统的本意。但要想在近代主流文化中，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很不容易的，原因在近代中国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偏见太深了。国人必须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断章取义，特别是要领会其本质的含义。而中国民歌中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则最直接表现了中国人面对生存的各种问题所体现的生命态度。而这些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都仍然在中国民间的民歌中大量存活着，成为中国人民面对艰难困苦，顽强乐观生活的精神动力。在民歌中，对待劳动、对待生活、对待自然、对待爱情、对待强权、对待社会正义等等都有符合人性本质的表达，并体现着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人们通过对原生态民歌的关注，聆听民间歌手唱原汁的民歌，体味它所传达的强烈的情感信息，思考民歌中反映的生活态度，的确能唤醒人们对精神家园重建的渴望。
对文化独创精神的反省
文化的定义，根据不同的条件可以有很多种界定。笔者在此姑且称为文化是人类对生存经验的一种积累。有一句话说：文化是制度之母。大凡制度莫不是根据一定的生存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然后确定一种可以被公众认同有利于生存秩序形成的行为范式。某一种文化通过传播到其他的文化区域，如果能够为异域文化的人所接受，则说明其文化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如果不被接受，则说明其生存的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们知道，广义的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民歌则无疑是精神文化。在文字文本不盛行的社会里，口传文本是精神文化创造、存在、传播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口传的民歌，对生存经验的交流，精神遗产的传承，日常生活的建构发挥着直接的作用。按照文化功能主义的观点，民歌的产生源于人们生活的种种需要：劳动的需要，产生了劳动号子。日常生活的需要产生了诸多的小调；抒发强烈的内心情感产生了山歌之类。特别是生活中唱民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一时感受即兴演唱民歌，也可以改编以往的曲调和歌词，艺术活动完全服从于个体生命的实际需要，民歌艺术的产生也完全体现个体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它体现出艺术与人性最为亲密和自由的关系，同时也最简明地呈现了人性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在现代社会，都市人的生活差不多被现代科学技术格式化了，人们面对电视机，面对高保真的音响，听到的是一种数字化转述的声音，甚或在舞台之上，人们面对面，居然也假唱，观众心甘情愿接受歌者的欺骗，成为一种音乐时尚，笔者真是无法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是否可以说人们对艺术的麻木感受已经到了十分令人悲哀的程度？当各种艺术活动在为创作源泉枯竭而苦恼，从而在各种艺术理论中纠缠的时候，想一想原生态民歌的产生和存在，必然带给我们心灵的自由和艺术观念上的解脱。它使我们重新反省人与艺术的关系，使我们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建构和艺术创造两个方面都获得清源正本的力量。
人们对生存方式的独立思考
从民歌文化的角度切入，全面思考我们的现实生活，其意义是什么呢？
马克斯·韦伯说：人类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一种富有意味的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就是这种富有意味的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的大国，绝大多数的国民都是农民，在过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大多数不能用文字创造和传承自己的文化，而主要依靠的是口传文化，当然语言是主要的途径，但是对于民歌盛行的人群来说，民歌又是他们口传文化的精华部分。通过对湖北省武当山地区吕家河村的民间歌手的研究，笔者发现民间歌者一生通过在婚礼、葬礼、搬家、祭祀等不同场合、演唱各种不同和相同的民歌，不断建构他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历史，而外界人通过聆听他们的民歌，也能够了解他们的某些生活和历史的状貌。过去当我们无视中国八亿农民的存在状况的时候，民歌这种农民的文化至多也只是都市人生活的点缀物。而今，当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政治家真心实意关注我国农民的生存问题的时候，农民的文化就必然地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时候，我们才开始认认真真地认识和理解他们的生活。2003年10月，笔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思想史上的个人、社会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请教过在座的中外思想家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这次会议上，有不少的学者是在关注社会制度建构、评价、选择和改进的问题，人们在不同的层面追求一个好的制度，为满足人们生活的要求，那么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又是如何知道人们对于一个好制度的愿望和要求呢？”实际上，当我们在学理的层面对制度争论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温“文化是制度之母”这句话呢？从《诗经》到现在抨击社会丑恶的餐桌谣谚；从不知流传多久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间性俗小调，到慷慨激昂的抗日民歌新编，长久以来，唱民歌的生活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民歌全方位地融入在民众的生活中，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歌在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产生，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生活，民歌和唱民歌的人以及听民歌的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和互为建构的关系，它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这张大网，这张大网，可以说是我们祖祖辈辈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停地编制起来的，它构成了我们现代中国人生活逻辑的合理性，也许我们还全然不知，它也包含了许多被我们现代人误读的生活法则，以及熟视无睹的智慧奥妙，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无视这张大网，跑到这张大网之外去安排我们生活呢？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自发性的形成过程是自由文明不可或缺的存在基础。摧毁这一基础也许并不困难，但在摧毁它之后重建这样的自由文明，也许就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当前，在中国政府正逐渐把大量的国力投入到“三农”方面的时候，可以预料，中国农民正面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二次实质性生存变化，然而，现今中国农村以外的社会，已远非二十五年前的情况，我们也不得不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时间里，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双手，在城市人歧视的眼光中建造起我们繁荣的现代城市，为城市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生活产品，也包括那些款额微小，但基数巨大的农业税帮助我们完善了城市的公共设施，提高了城市人的生活质量………中国的农民为现代的中国付出的太多了，在此，笔者再次提到对有良心的政治家的由衷的尊敬，只是在心中说，是到了回报中国农民的时候了，但是，当我们将把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中国农村的时候，也是把中国城市建设中得到的教训引介给农村的时候，我们要把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必须高度警醒：那里不仅残存着我们祖辈的老屋，更模糊地保留着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神圣的精神家园。
在笔者看来，对于在中华大地上生存过的一百多亿炎黄子孙来说，当今世界，有比我们的犁、耧、锄、靶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但是没有比《经》、《史》、《子》、《集》以及融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统“更先进”的文化。我们的媒体将原生态民歌展示给民众的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希望遍地生根于中华大地的民间文化，能够唤起我们中国人重建祖先的那种“人与自然有序的亲和、优雅而又浪漫”的生活的理想，借以抵御人类当下普遍流行的那种对物质享受无止境的贪欲和占有，而快速导致人类毁灭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