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路

沈泽玮
台湾蒸焖烧

    流行音乐是台湾重要的文化外销产品，在巅峰时期，它在亚洲华人地区里头占有不可替代的强势传播地位。从东北亚至东南亚，包括上个世纪尚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大陆，不少青春学子都从台湾流行音乐中得到了心灵慰藉和滋养。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民歌风潮是台湾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开启了台湾歌手“唱自己的歌”的精神，为之后的校园歌曲和商业流行歌曲提供了珍贵的原创性养分，也影响了后来30年整个华人歌坛。

    在动荡不安的1970年代，民歌的起落盛衰几乎是台湾社会演变的一面镜子；台湾年轻人通过吉他和歌声抒发情感，在模糊的文化意象中找寻“我是谁”的身份答案，不同形状的失落和呐喊至今余音缭绕，还是清晰可辨。

    《超级星光大道》《超级偶像》或《原视英雄榜》，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台湾电视台的选秀节目。被选上的年轻人从此跨入五光十色的娱乐圈，杨宗纬、萧敬腾、林宥嘉等歌手，就是选秀节目捧出来的。在时光隧道中往回走，可以清楚看到从1977年开始连续举办四届的《金韵奖》民歌歌唱比赛，快速发掘了一批学生歌星与创作队伍——蔡琴、李建复、侯德建、苏来、李宗盛、齐豫、叶佳修……等等原本陌生的脸孔，后来都成为20世纪末华人歌坛闪亮的名字。横跨30年，电视比赛捧星星的功效不变，商业味依旧浓。

　　相比之下，1975年6月6日，民歌运动拉开序幕的那场演唱会就比较简朴了。大学生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演唱诗人学者余光中的《乡愁四韵》等现代诗谱曲的作品，开启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民歌时代，有人把它形容为有如开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隔年，在淡江大学的民歌演唱会上，大学生李双泽在台上抛掉可口可乐瓶，高声问道：“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而要唱外国歌？”尖锐问题轰动四方并引发热烈回响，史称“淡江可口可乐事件”。他也在这一问之后开始唱自己的歌，创作了《少年中国》及《美丽岛》等歌曲。他的反抗及民族主义精神，开启了民歌与社会运动结合的另一分支。

　　当年掀起全民吉打运动的民歌手早已成为遥远的名字，李双泽英年早逝，杨弦移居美国，民歌也不再流行。

　　不过回溯过往，好些研究台湾民歌者都指出，民歌的发展过程，与台湾社会变迁以及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70年代风雨飘摇　失落年轻人反思

　　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经历多个风雨飘摇的年头。虽然经济发展因获得美国支援而稳住阵脚，但也因为美苏两强壁垒分明，美国采取“联中制俄”的策略，而让台湾在政治上接连陷入严重的挫败感。

　　对外方面的挫败连连：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逊访问中国大陆、1975年政治强人蒋介石逝世、1978年台美断交，1979年中美建交。

　　对内则是政治暗潮隐约：处于威权时代的国民党，严格控管媒体之外，也为歌曲设立审查制度，但党外活动开始涌动，并在1978年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研究台湾民歌的媒体工作者张钊维描述，当时的音乐情况是：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在戒严时代压抑台湾本土既有歌曲，大力提倡大陆与西方的古典音乐与戏曲。可是，这两种音乐都无法满足已经进入青春期的战后婴儿，所以年轻人只能从伴随越战美军飘洋过海而来的美国流行音乐里，找寻心灵出口。
　　台湾在政治与外交上遭遇突变，年轻人在音乐上又只能在虚幻中国印象和外来西洋音乐中徘徊，种种的失落促使年轻人对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进行反省、反思。回归乡土、回归民族的呼声开始响起，民歌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孕育而生。

　　李双泽登高一呼“唱自己的歌”后，大家好像被雷打到那样感受到震动，既想表达心声，也要找寻身份。

　　《从流行歌曲看台湾社会》的作者曾慧佳受访时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脑袋瓜都放了一大堆大中国意识，中国的长江或是黄河流经那几省，我都知道，可是就是不认识台湾，也没有想要认同台湾。因为那时候政府一心想要反攻大陆。在威权统治中，学校教育又不准学生发问，所以只要有人跳出来问，我们为什么要唱外国歌的时候，大家好像被人一手打到开始问：对啊！我是谁？我在干吗？台湾是什么，我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疑惑。”

　　曾慧佳以侯德建在1978年创作的《龙的传人》为例说，因为美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当时《龙的传人》这首歌反映了一种激荡于当时台湾的民族情绪，“一种被出卖、被弃置的感受，成为台湾的集体歇斯底里”，也使《龙的传人》在《民生报》的“创作歌谣排行榜”连续数周排第一。

“民歌之母”陶晓清：审查制冲着民歌来

　　民歌运动能够兴起，电视台、电台的传播扮演了一定的助力。当时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的主持人陶晓清就是重要的推手之一。1975年，她在中广主持的节目《热门音乐》中另辟《中西民歌》时段，介绍由台湾青年学子自行创作的歌谣。她还策划了《第一届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以及出版《我们的歌》，让民歌运动成为1970年代中期后，台湾音乐界齐头并进的方向。

　　被称为“民歌之母”的陶晓清目前已经退休，她受访时回忆说，其实当初只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去做，因为和歌手相熟，大家要聚会的时候都会到她家，她就泡一点茶，弄点零食，炒一个蛋炒饭，“大家就吃吃喝喝，一件事情就从零开始，谈谈，后来就让它发生了”。

　　不过，民歌的蓬勃发展也引来新闻局的注意，并规定电台、电视台所播的歌都必须送审。有了送审制度，陶晓清开始“觉得不好玩了”。她认为，当时政府或许是出于保护人民的心态而定下那样的制度，但最大的问题是，评审半年换一次，没有一定的标准，很难让人信服。

　　陶晓清举例说，当时有一首歌叫《答案》，歌词只有两个问题，“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啊？”及“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结果，这首歌最后送审不过，理由是：这首歌没有提供答案，它只给了两个问题。
　　陶晓清笑说：“这不是很可笑吗？可是这在当时，那些评审他很有理由啊。因为一般他们认为，歌词怎么可能只有两句歌词，他没有想到说，可以重复地唱。这首歌变成民歌界一首很经典的歌，民歌20年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唱。”

　　因为审查制度，也注定了那个年代有人被排除和牺牲。当时的民歌手杨祖珺因为走了民歌与社会运动结合的路线，还唱了送审不过的《美丽岛》，结果惨遭国民党政府封杀，被迫淡出音乐圈。后来她与党外人士走得近，民进党创党后，她还是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目前在文化大学任教的杨祖珺婉拒受访，她在电邮中向记者表示，可以参考她在1992年出版的书《玫瑰盛开──杨祖珺十五年来时路》，并说“虽然其中有许多事情我没有明讲或替他人保留，但相信已经有一些没有‘研究者’提过，甚或，没有人在乎的‘事实’”。　

西进大陆

台湾音乐人“反攻大陆”

　　进入1980年代，台湾的政治氛围逐步放松，工资与国民所得大幅提升，都市中产阶级逐渐成型，学生也成了音乐消费市场的主要对象之一。

　　因为各种纷扰，“中国现代民歌”改称为“校园民歌”，并因为商业因素的介入，而渐渐退却大时代的民族性，转而走向迎合年轻人的清新创作歌曲如《橄榄树》及《雨中即景》等。在“创作歌谣排行榜上”，具有民族意含的歌曲如《龙的传人》及《中华民国》等歌曲，也被有乐队伴奏的《童年》和关于爱情的《跟我说爱我》等歌曲取代。

　　发掘民歌人才的《金韵奖》歌唱比赛在1981年停办后，预示着民歌走到终点。不过，民歌的原创精神却一直延续下来，为台湾奠下华语流行歌曲王国的地位。

　　30年过去了，随着网络的兴起，唱片公司纷纷倒闭或合并，台湾很多音乐人到对岸中国大陆去发展。人才的外流，给台湾音乐界带来了隐忧。
不过，陶晓清在受访时非常乐观地笑说：“这个才真的是‘反攻大陆’了。他们把这些know-how全部都带过去，带到中国大陆各地，去帮助大陆很多有创意的人，像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绝对都要记上一笔。”
　　陶晓清说，台湾这批杰出的幕后工作人员都经过磨炼，他们既是音乐人也是制作人，能够抓到市场的需求。另外，因为台湾对文化的保存做得很好，所以很多歌手即便在台湾已经退到二三线，但在大陆仍然广受欢迎，日子过得非常好。

　　80年代后期崛起于校园民歌比赛的民歌手曾淑勤最近也到了南京去表演。她在受访时兴致勃勃地说，在南京的演唱，因为观众反应非常好，时间不断拉长。而对于民歌，她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因为小时候在大自然的环境里成长，歌词唱着花花草草，好像就在讲述她生活那样，而民歌最原始的编曲，“一把吉打，六根弦，最单纯的音乐，最能打动人心”。

　　回看民歌30年，“民歌之母”下了这样的注解，她说：“民歌的原创精神是很珍贵的，它打破了一个制式化的东西，打破了过去很多的理所当然，给唱歌、写歌、变得更加开阔，它有更多的可能性了。本来一些在做西洋乐团的人是不太看得起国语（中文）流行歌曲的，但是民歌的产生，激发了这些人的想法，引发了台湾流行乐坛不流血的革命。”

　　台湾经历过不流血的民主化过程，音乐也经历了不流血的革命。社会的变迁是不自觉的，人们在当下总是看不清楚，但每每回头探索，又可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一个轮廓。

　　有潮流，就有退潮流。民歌生长于70年代的激荡乱局，终结于80年代的商业社会，短短五六年的生命，却一路影响30年来整个华人歌坛，不能不说是大时代遗留下的珍贵资产。

[ 本帖最后由 林中路 于 2009-11-9 00:1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