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展望（摘要）
洛秦
摘要:“2001年第7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开篇中对音乐学性质给予了新的界定，提出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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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文化并不是新名词，但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探讨和认识却是近五十年以来的论题，是人类音乐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促使这个思想或观念转折的动力并不是来自音乐领域本身，而是人类学。事实上，这一转折是几个世纪以来人文思朝的不断发展、更新和完善的产物。人类学关注事物的思维、研究事物的方式、解读事物的角度、分析事物的手段、审视事物的立场，最终认识事物的目的和宗旨，极大地影响了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开始觉醒：音乐不只是音乐本身。
音乐与文化合为一个词语成为“音乐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复合行为，而事实上是体现了一个人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回归自我”的过程。虽然“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出现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地自我斗争、否定，再斗争、再否定，一个接着一个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和被重新审视，正是如此，量变达到了质变，音乐不再是娱乐、不再是物理、不再是技术和形式，也不仅仅是审美或教化，而成为了文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和物质总和中的重要部分。
梳理这个思想、文化和精神积累的过程也就是对音乐人类学两个世纪历程的回顾和发展趋势展望。
1、十九世纪前
欧洲探险家们对非欧洲民族和文化的记载为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民族志的资料。尽管在早期殖民主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有些记载将非欧洲的文化视为潜在平等的竞争者，有些甚至比欧洲更为有优势（诸如对中国文化的叙述等），但从那时起，欧洲文化优越感已经开始滋生。殖民主义有两重性，它在占据他国、他民族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在获取知识，包括那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音乐。音乐在早期旅行者的记载中是一种附带品，只是在进行文化不同性或相似性的全景概观叙述中作为一个点缀的部分。随着不断了解，欧洲逐渐加深对异国音乐的认识，开始进行比较详尽、体系化的考察，并采取“科学性”的中立态度，继之发展了“社会文化进化论理论等。
随着在探索实践中的新发现（包括异国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在欧洲兴起了知识“复兴”的运动，人们从理论上构想返回到古典主义，强调那些体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学识、理智和艺术。在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的影响下，科学成为了宗教的一种有效的美化性的附属品。知识复兴刺激了对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思索。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知识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索，学者的类型非常广泛，例如致力于自然科学、民族志和音乐的研究，对中国和埃及的音乐进行了民族学的考察，将埃及以及古埃及科普特人的音乐与古希腊音乐理论相关联，还研究音乐声学和物理学，包括探究巫术和音乐生理治疗的关系等。
人类的完美意识通过理性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促使产生了人的进步是由狩猎、采集经过农业和文明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进化理论，从而构想出了一个不断上升“进步”的等级制度。知识的世俗化使得达尔文理论不只是一种补充，而成为了自然法则。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强调促使发展了和谐的普遍性理论，同时也促进了对某些非西方音乐理论在数理逻辑上的探究。语言学的研究对许多跨文化研究的音乐理论家们产生了影响，学者们提出“音乐是一种自然的和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的理论，出版有关印度、波斯和希腊之间关系的音乐专著，以及法国百科全书中的音乐论文，强调非西方的音乐是文化多样性的见证，而并非只是物理的普遍规则中的现象。18世纪40年代，持“音乐历史的普遍性”观点的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比较音乐的民族学方法，认为人类所有音乐都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特别是按照和声频率的物理声学原则所构成的。这种理论企图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和声提供基础，而且该理论还认为，按照音之间的关系，或者按照西方音乐的和声关系，所有音乐都是可以被测定的。
2、十九世纪
民族学的兴起与19世纪早期（1820—60年）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学者不仅反对奴隶主义，而且掀起保护土著文化的运动。以科学的基础来强调人类的人种特性，多少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和政治色彩。通过综合生理的、建筑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哲学的各个方面的人类学方法的研究，强调对民族的精神、思维研究的重要性。民族学从语言、家族和哲学意义的考察，来界定人种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18世纪在一些人文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借助了各种思想和方法来说明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在民族学派的研究中，音乐成分不断地增长，以研究音乐文化的交叉性和不同性来说明人类的统一性。音乐的研究开始不断接近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人们开始关注从音阶、节奏等物理因素到语言、习俗等文化因素来说明音乐问题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部落”音乐、西方流行音乐及古典音乐等，将这些不同方面综合起来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学者仍然依靠“Armchair”的方式，仅仅与“当地”学者稍有接触但主要依赖引用他们的材料进行研究，或者在乐器博物馆中对音乐现象从理论进行分析，而不是亲自深入田野进行考察，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
虽然霍恩波斯特尔用“比较方法”来表达其最终目的是对比较理论的关注，但事实上，该学派的同行们在与博厄斯长期合作中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受到了“历史文化理论”的深远影响。他们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对民族志的详尽描述和对特定文化中的音乐分析。虽然霍恩波斯特尔也同样提出进行田野考察的方法论框架和对音乐观察进行实地参与的观念，也有极少量的对音乐活动实地采访，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研究是依靠他人录音的那种“Armchair”方式完成的，并且以西方文化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来对非西方的音乐现象进行分析。
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建立了音响档案馆，体系化地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了比较性地描述和分析研究。他们之间的合作，学术思想上的交流，直接到影响了之后的民族音乐学中的美国人类学传统的建立。另一方面，欧洲比较音乐学发展了欧洲民歌研究的田野工作传统。然而，一部分学者开始转向新兴的“传播主义”理念，另一些与博厄斯学派合作，关注于功能主义学说。荷兰学者Kunst建立了大规模的印度尼西亚“佳美兰”音乐的田野考察的民族志框架，以此强调其“本土”音乐观念。之后，其弟子Hood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了对非欧洲音乐的演奏进行研究的传统，为美国各学校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和专业培养了一批中流砥柱式的人物。
3、 二十世纪初期
“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以“博厄斯”学派或“美国学派”为特征，其为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进化论思想为核心的学派，为避免“Armchair”式的人类学方式，该学派非常强调“田野工作”的实践，以细致和谨慎的比较方式采集资料，偏好于理论的预见性。注重于从自身环境中来审视文化的价值和特性，以“历史特殊论”将不同文化作为各自独立的体系来考察，它们相互间的价值是平等的，认为每一种文化自身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整体，并且与其相邻的文化连接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传承，批判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或一般性。
博厄斯对其传人在音乐研究上给予了重要的指导，使得他们后来在“音乐文化区域研究”和“音乐文化理论研究”中起到了率先作用，之后成为了美国民族音乐学派的重要力量。
田野工作和参与地观察
受人类学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在博厄斯的带领下，在方法上强调直接参与田野工作，不再依赖“Armchair”的手段。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建立了“参与观察”的理论和方法。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Villoteau、Alice Fletcher、Frances Densmore。当然，个人化的田野工作构造了人类学家成为“英雄”形象，夸大了学者对文化的解释权及在拯救文化中所起到的个人作用。
之后出现了“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研究思潮，从较大的地理范围来考察文化的相似和不同，而不是以个别独立的，或者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学派在“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研究中，强调文化内部中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些文化因素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承接。Wissler以生态学理论来描绘美国印第安的文化区域范畴，Kroeber不仅强调生态学基础，而且还加入了更复杂的“数量统计分析”来勾勒地区文化分布特征，提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极点”地区。该理论在音乐上的运用，主要体现在Herzog、Roberts和Nettl对北美音乐文化区域，以及Merriam对非洲音乐文化区域的界定和研究中。最典型的成果体现在Lomax的“Cantometric”理论中，其综合了“文化区域”、心理分析和行为学的研究。虽然地区之间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要进行明确的文化区域的界定是困难的，而且以个别归纳为一般的方法也遭到了学者的批评。
人们开始从外部文化影响的角度来探讨文化之间影响的现象，提出人类的本质是保守而非创新的，因此一旦一种新型文化出现，它将从其发源地向外延伸。为此，美国的“Heliocentric”传播主义认为，任何重要的文化产生和传播都源自于埃及文明，以及德国“文化圈”理论阐述文化的传播都是从其源头按照不同“文化圈”进行的。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Sachs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充分体现了该理论运用。
然而，许多事实显示文化发明的独立性，而且学者批评“人类的本质为保守而非创新”理论是欧洲对其他文化的偏见。之后，人们注重文化和社会各类不同部分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的研究。这种“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正是由于各部分相互作用保持了整个文化或社会的运作，每一个部分具有其与整体产生相关的独特功能，如同生物机体中的各个部分所承担的功能。因此，音乐也如同社会机制中的每一部件，其担负着诸如在特定权力、统治阶层、社会团体、宗教力量，以及族群联姻中的特殊作用。但是，功能主义的非历史观和“超稳定”结构模式，同样也受到了指责。
学者又将目光转向了人本身，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关注考察文化与个人意识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诸如古典心理学派Roheim、Devereux、LaBarre的分析强调“性”在文化中的象征作用，以示复杂性体现在一般性之中。这方面的研究Lomax在其Cantometrics中略有所涉及，其他还有Rouget进行了音乐与巫术和意识的有关研究。
行为主义理念始于19世纪30年代，兴盛于50年代，其受心理学和其他社会“行为主义”科学影响，企图建立一个严谨客观的科学人类学。音乐成果中的著名贡献集中体现在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以及他的民族志著作《Ethnomusicology of the Flethead Indians》，Lomax的Cantometrics研究项目中综合了文化区域、心理分析和行为主义，以及数量统计的方法。
4、二十世纪晚期
进入20世纪晚期，学者从静态模式转向动态过程研究，排斥文化作为稳定或者趋于“功能结构机制”的理论，以文化中的变迁现象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将着眼点安置在各种文化变迁现象之中，诸如西方文化接触、城市化现象、大众流行文化市场等。民族音乐学早期在该领域主要关注“古典”音乐的变迁，诸如Becker对Java的研究，以及博厄斯、Wachsmann的考察，之后的兴趣大量转向流行音乐文化，如Waterman、Coplan、Manuel及其他学者。然而，这只是研究领域的转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方法问题。
作为学派，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将文化的变化视为以技术适应环境为基础的发展过程，强调社会机制和文化发展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的新形式来维系变迁的有效性，把技术环境因素作为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继续发展的动力。White和Harris的文化物质主义认同马克思的观点，提倡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把文化分阶段发展视为通向“高级”文化形式的过程。在西方学者中，较少有从典型文化生态学来涉足音乐的研究，而中国学者由于受“过时”的进化论影响，曾出现一些探讨，以从低级到高级的生物发展链试图解释音乐形态或乐器发展的过程。但是，新进化论与古典社会进化论相似，主观臆想代替了客观事实，文化和社会的因素才是趋势技术环境变化的动力，而不是相反。
城市人类学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并非理论学派，为补充20世纪早期研究仅关注乡村民族志工作，该领域主要集中于城市的人类学研究，强调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民族性、社会机构及其变迁，以及城市环境等问题。音乐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化”城市中流行音乐的发展、音乐中的亚文化族群、移民音乐“飞地”问题，以及西方化接触在城市音乐文化中的作用等，例如Nettl的《八个城市音乐文化》，以及Keil、Waterman、Coplan等学者的研究。虽然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学科理论的价值并未显现。
基于对人类普遍经历，结构主义考察思维的结构问题，它不是一个具有相对集中研究对象的哲学派别，而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思潮。其有着从方法形成、方法传播、社会及文化背景中的运用，到自我批判的后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主要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把结构主义运用于语言学和宗族关系研究。结构主义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诸如：
主要认识事物的内在结构，事物的结构是一个自足整体，结构是普遍存在，以及社会与人即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其立场和方法极大地影响现代哲学，解释学、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都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在音乐上，最好的例证是Feld对Kaluli神话与音乐之间关系的分析与解读。如同功能主义，由于结构主义的研究大多仅限于局部或狭小范围内的“静态结构”观察，其忽略文化之间的交叉影响和文化整体而受到批评。
认知人类学企图从文化“局内人”观点来建立更高层面的体系研究，以创建一整套术语来分析特殊的概念范畴，将这些内容以“分枝”关系排列来说明相互之间的关联。例如著名学者Tyler，包括Lounsbury的宗族关系研究中，涉及了对相同范围以不同方式分类研究来体现夸文化的比较。在音乐上，Hugo Zemp对 ’Are’are音乐的分类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也被称作为“民族科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学者作为观察者的作用，误导人们强调用“体系”来解读现实的客观性。
以象征主义作为关键研究手段来理解文化，象征主义的人类学家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以不同的方法诸如心理分析、社会功能解释，以及经验主义理论等来研究文化活动中的象征意义和作用。Saussure的语言符号理论和Peirce的象征哲学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思想，对社会文化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Clifford Geertz认为，人类学并不是寻求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一种意义的解释。在象征主义的影响中，音乐学的研究不具有“音乐自律”的传统价值，van Gulik的研究使用了大量的象征主义原则，诸如在乐器研究中所反映的各种象征性，以及其他学者研究音乐仪式中的各种音响、行为符号意义和象征作用。
另一种与之相似的学者，从演奏、经验和勾通的解释人类学角度来阐述社会、文化和人格关系，诸如韦伯认为，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讲是由人们和他们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构成的。格尔茨与韦伯一脉相承，为了建构社会、文化与个人关系理论，他极其强调田野工作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意义。他认为，人类学者对异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的了解有“经验接近”于“经验远离”的程度差异，只有两种“经验”的并置才有可能对文化当事人的全面描述。因此，在音乐表演方面，学者必须通过个体、集体和整体的“经验”和“沟通”，才能获得表演所具有的完整的文化意义诠释。Chernoff的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解释学的方式进行了《非洲节奏和非洲感觉》的研究；Friedson对马里民族的治疗音乐仪式研究中，也采用了以现象学的哲学理念进行经验主义的学理解释。其他学者诸如Qureshi和Stone则注重解释学中的沟通与意义的研究。
20世纪晚期，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理论基础来分析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其中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决定人们的意识。从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个方面，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从摩尔根、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各种分支学派诸如重要的“法兰克福学派”等。著名学者阿多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代表，他强烈批评资本主义商品条件下的流行音乐。阿多诺指出，社会语境，包括生产方式和接触音乐方式，是决定音乐的重要性和观众反应的重要因素，因为摇滚乐群体并不把音乐视为音乐，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方式。他在其《美学理论》中指出，艺术品的结构——包括娱乐——总是其“周围社会进程”的结构的反映，那么摇滚乐作为“艺术品”就是这种结构反映的典型例证。Charles Keil属于“民间马克思主义者”（“folk Marxist”），以心理学的特质研究的方法，时而将流行音乐视为低级生产物和消费品，时而又认为其具有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品质。近来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研究中，不再关注流行音乐工业问题，而注重生产者和消费群，例如Waterman的Juju研究便是如此。也可以听到一些批评，诸如，一般而言，古典马克思主义只是进化论的一个变体，而新马克思主义又被批评为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随着人们不断寻求更新的视角来解释各种文化和社会问题，人类学中产生了一类以反思观点作为研究基础的学派，集中研究人类学家与被研究的对象之间的交往经验，主要关注文化对话和感知中的相互影响。一些学者从狭义的角度比较关心田野工作过程所产生的相互作用，而另一些学者则更注重于民族志编撰者与被研究的对象对研究结果的反应的反思分析，例如文化被表达和被接受的各种不同方面。Ruby的《镜中裂缝》（A Crack in The Mirror）和Stocking的《观察者的被观察》（Observer Observed）都是这类研究的典范。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反思哲学的观念极大地反映在民族志研究之中。早年Villoteau的田野过程研究已经具有某种反思理论的意味，之后在20世纪初，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Colin McPhee的《巴厘小屋》（A House in Bali）。Fled的研究也体现了民族音乐学在该领域的成果。
直至20世纪末，二百多年来，由人类学思想发展而来的相关音乐研究，使得人类一直在反省自己。不少欧洲学者从大量的事实中开始思考文明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在人类学思想不断影响下，音乐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一直在完善和发展。1964年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出版给予这一领域研究明确的性质和特征，人类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成为了音乐文化研究的根本基础。随着Merriam的音乐人类学思想的普遍接受，其不仅推动了音乐人类学本身的完善，而且极大地影响了音乐学大学科的成熟。2001年第7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开篇中对音乐学性质给予了新的界定，提出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将不断促进整个音乐学学科建设更为成熟、健全和完善。
(本文来源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