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秧山歌》 郭彦辰摄
吴志明从未停止民间艺术市场化的尝试。 资料图片
6月12日至14日，文化部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专场”在北京天桥剧院顺利演出。在众多音乐舞蹈节目中，有一个节目让人感到震撼，那就是哈尼族多声部民歌《栽秧山歌》。
从一个豪迈响亮的女声开始，加入歌唱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十几个人每个人持一个声部，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和声。一切都是即兴演唱，没有固定下来的旋律，人们听着站在自己左右两个人的音调，判断自己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和谐而神秘的《栽秧山歌》，和侗族大歌一起推翻了“中国民间没有合唱艺术”的传统论断，而演唱的随机性，又让哈尼族多声部民歌具备了一种活态的美。当人们为台上的年轻演员竟能掌握如此玄妙的艺术而赞叹时，很难想到，这样了不起的绝活走向华丽舞台的过程，却是充满坎坷与艰辛的。
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领队吴志明来自云南省红河县，在那里支撑着一个红河文化传习馆。此次参加演出的就是馆里所有的演员。带着这个班子，吴志明曾走了很多地方，还曾经出国参加演出。他跟许多民间艺术的传人不一样的是，不仅自己掌握着所有哈尼族乐器的演奏、制作方法，而且能整理乐谱，发现民族文化的闪光点，更可贵的是他从未停止民间艺术市场化的尝试。他是接受过教育的新一代民间文化传人，从他身上，人们能够看到民间文化的新希望。
日前，吴志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将他与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的故事徐徐道来。
记者：你第一次发现哈尼族多声部唱法是什么时候？
吴志明：我们云南红河哈尼族有8个支系，彼此之间文化差异比较大。我虽然是哈尼族，但是在我专门带着录音机去采集民间音乐之前，并不知道哈尼族还有这样一种民间艺术。1986年，我在一次去收集民间音乐的路上，快到一个山崖口，就听见蜜蜂般的嗡嗡声，但是又看不到蜜蜂。后来转了个弯，走到一个大河谷，发现两侧山上站着好多人，在对着唱歌，那声音气势磅礴。我走到中间的小河边，歌声更美了。我当时就知道这样的声音有许多声部，然而山谷回响大，参与人数多，根本辨不清到底有几个声部。我索性在独木桥上坐了下来，陶醉其中。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我跑去问当时的书记和村长，这是什么歌，人家告诉我叫《吾处阿茨》，即《栽秧山歌》，是栽秧季节村民们要在田间唱的歌。
第二天我委托乡政府叫来5个会唱歌的人，三女两男。可是他们来了却不肯唱。原来乡政府在他们看来是个“皇家地盘”，没法唱那些田间地头唱的火辣辣的情歌。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以后，他们在乡政府的一楼，男女之间隔了一堵墙，只能互闻其声却不见其人。一个胆子大的男村民小声哼着开了腔。
这一开腔就好了，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我到现在还记得每个声部的旋律，特别好听。我很高兴，因为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哈尼族多声部民歌看来至少可以有5个声部。我当时就认为这是很有价值、很值得研究和保护的。
记者：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与当地民俗有关，哈尼多声部有什么来头吗？
吴志明：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对耕作的赞美和期盼丰收的欢乐仪式。这些唱多声部的村民们认为，栽秧季节是耕作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为了将来的收成好，就要娱神。他们将从种植到丰收的过程比喻成男女之间从结合到生育下一代的过程，所以栽秧季节就要唱情歌，以此呼唤秧苗的成长和结果。
在这种思维下，在栽秧季节的田间、野外、山谷、大树下、大石头旁，人们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唱情歌，正如《吾处阿茨》歌中所唱：
“哈尼人最忙的栽秧时间已经来到，
忙得像汉族的赶马大哥一样停不了脚。
为了稻谷的丰收，
为了秧苗的成长，
在栽秧季节里唱栽秧山歌，
不怕三亲六友在身旁。”
大家都觉得栽秧季节唱歌除了娱神，也能驱走吸掉人们魂魄的魔王。而从科学角度来看，湿热的栽秧季节里，田里瘴气重，辛苦劳动的人们很快就会困倦，此时在田里睡觉，便会吸入一些不好的气体，人就会生病。而唱歌使人兴奋，自然不会在瘴气中睡着，也就保证了身体健康。
记者：我们知道你在家乡有一个教授民间歌舞、乐器的红河文化传习馆，此次演出的演员都来自那里。能介绍一下经营传习馆的经历吗？
吴志明：2004年，我把传习馆的牌子挂起来了，挂靠在县文体局，场馆就在老干处一个800平米的场地，是原先做卡拉OK的几间屋子。当时县、州的领导还是很重视的，主要的阻力来自老百姓。大家只晓得我带着孩子们到处抛头露面地演出，说我们“变相卖艺”。
为了争取认可，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我们代表红河县在各种场合比赛，包括青歌赛预选赛等等，在许多歌舞类展演中拿过很多奖。后来还出国演出，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的表演给当地群众带来很大的震撼。县政府也觉得我们给家乡争光了，也给我们发了奖。
我们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县里面的接待工作。不管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领导，我们都接待过。迎宾接送、餐饮供应、礼品馈赠、文艺表演、茶艺礼仪、民歌敬酒……我们就16个人，但是只要来十桌以下，我们全能包办。
虽然是伺候人的事情，但我要争取的是传习馆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同时我们也传播了文化。由于我们服务高端群体，自然班子整体素质也提升了。孩子们也都有了一技之长，待人接物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种一条龙服务让我们成了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团体，社会和官方都承认了我们。现在我们不再是黑户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是正经事。
记者：那这种接待的报酬如何？这是传习馆的主要收入吗？
吴志明：大部分接待费都很少，但是如果做得好，三五千到一万的奖励也有，我主要是想把我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一点。现在连退休的老人、卖冰棍的小贩，都知道而且理解我们的事业，他们说吴老师做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已经没有人对我的传习馆说三道四了。社会承认我们的传习馆是有价值的，我觉得我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这几年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收入，我只有支出，而收入几乎没有。我们每年场地的磨损费要6000元，水电费每个月300至400元，每个人每个月伙食费我要支出250元至300元。搞这个传习馆，一开始我就贷款18万元。后来又贷了四五次，现在总共投入90多万元了，而演出之类的收入大概能抵掉一半。我现在成了“以省钱见长”的“省长”了。我希望我们能有25个固定的演员，而现在只有6男10女，最小的才15岁，最大的是我爸爸，他已经82岁了。
记者：这些演员的收入怎样？
吴志明：我找来的人，头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不给工资的，只有每个月50元到100元的奖金。等他们业务水平差不多了，每个月给500元的工资。但是吃住都在我这里。虽然工资可能不如打工多，但这个平台不一样，从里面出来的孩子也不一样。现在有很多出去打工赚钱的孩子很羡慕我们这样的平台，因为打工赚了钱，不打工就又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这里出来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记者：传习馆教的知识和专业艺术院校有什么区别呢？
吴志明：我们现在传习的内容很多，唱歌、跳舞、乐器等等，因为哈尼族的民间艺术十分丰富。另外我们有9个民间艺人是外围人士，我还会把他们找来传授刺绣等工艺。我们自己整理曲目，自己作练习曲，虽然不华丽，但是非常实用。
传习馆每天的学习训练安排得与全日制学校大致相同，很紧凑。上午的时间练习舞蹈基本功，下午学器乐，孩子们还要始终曲不离口地练习民歌。我们的特色是内容多样，而且训练中始终贯穿着民族思想。我们晚上要学艺术理论、哈尼文字、彝族文字、民族历史。大家都能够好好思考自己的文化，哪里是精华，哪里不足，哪里要发扬光大。还有社会、道德、文化，这些都要学习。
记者：哈尼族多声部民歌没有固定旋律，但是大家唱得很和谐，有什么特殊的训练方式吗？
吴志明：曾有外面的老师想给我们排演一首固定调子的歌，但大家一张嘴仍然每次唱的都不同。所以我们的民歌非常原生态。它唱起来还是有技巧的。首先要掌握基本调式，掌握和声的方式，加上特有的乐感，抓住那种此起彼伏的感觉，经过长期训练还是能唱好的。
记者：这些唱多声部民歌的演员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吴志明：我曾经跑遍了全县14个乡镇，尽量到偏远山寨挑选有培养前途的艺术苗子，一年下来，家里的摩托车骑坏了两辆。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偏远山寨的孩子，接触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多一些。
现在我也在初中毕业的孩子里寻找，因为他们虽然没有那么勤奋，但是理解起来很快，有悟性。我的选拔很挑剔，像训练一样严格，除了是哈尼族和彝族的少数民族孩子之外，还要天赋好、上手快。
这些演员的共同特点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愿意坚持。2004年到现在，我没有跟任何人签约，虽然训练很苦，收入也不多，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在这里跟我一起，从开始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我觉得签约什么的不好，如果人的心不在这里了，出工不出力，那他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能有作为的。我不用合同，但留住的是人心，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东西唱出来演出来很纯粹，大家都卯足了劲。
记者：你做这一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吴志明：我知道我不是救世主，我只是想在文化的长廊里面，有人能做这样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民族文化消失得慢一点，或者延续久一点。我做这样的人就行了。现在民族文化消失得很快的，我不怪谁。如果一种民间艺术不能带来效益，是很难维持的。我就是在不断寻找市场化的出路。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家乡的文化氛围很好，等我20岁读书、工作回来，发现那些传统的东西大家都不会了也不学了，很痛心啊。现在我搞这个传习馆，有时还找一些老人来，他们曾经会制作乐器、会吹拉弹唱，一段时间放下了，有的就忘记了。我重新把他们教会，他们又可以好好享受民间艺术了。现在我的学生已经可以教学生了。
有时候我是自讨苦吃。人家有钱买车，我没钱，好不容易弄到点钱就花在传习馆了。因为这事，我和我爱人经常闹翻天，但是她嫁给我了也没办法，至少我没做坏事。
我曾经有机会走仕途，后来自己放弃了。当知道自己不用当副局长也不用当主任的时候，我跳起来，真是太好了。民间艺术才是我真正热爱的东西，用尽心力也在所不辞。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