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剑冰
去年秋天，[1]我去内蒙乌拉特前旗做了两个月的搜集工作。时间太短了，所以经验是无从谈起的，我只能给大家讲点实际情况，再夹叙点不成熟的议论吧。 这一带是接近牧区的农业区。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又多半是数十年前从山西、陕西等省迁徙过来的。解放前因土地相当集中，给地主当佃户、干长活的很多。解放后农民分得的土地较多(普通农民每人11亩至15亩)，生活日渐富裕，十有八九都盖了新房。 我是和韩燕如同志一块去的。我们到的时候，正是麦收季节，农民忙得很。搜集工作自然要服从中心任务。加上规定的工作期限要求我们一切必须集中，所以我们就决定抓住六个村子，主要以邀请人来开会和个别访问的方式进行工作。他还搞他的爬山歌，我搜集小型的传说故事。 进村前的准备工作，我们主要是向干部和群众了解一些与上作有关的问题，如社会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人民生活情况等。进村以后，便急速调查能说会唱的工作对象，过后把这些人请来，用故事、民歌中的例子，结合一两点通俗易解的说明，去打动他们，激起他们说、唱的兴头，也同时使他们理解这一工作的意义。接着，就分成小组，说的说，唱的唱；或者不分，先说后唱。会的开头多半是沉默的。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寻人开头，也可以自己做引子。例如搜集者想要某一方面的材料，就必要自己先行说、唱。 这种邀请人来开会，也可说是自由集会的搜集方式，有几点好处： (一)便于搜集同一主题、同一体裁、互有关系或多相近之处的资料。 (二)便于发现重点的工作对象。 (三)听故事的人多了，讲故事的就高兴，可以使讲故事这一人民口头创作的表现形式，尽量发挥它独具的特色。 例如某人在会上说了个故事，故事是好的，讲得也很生动；讲述者与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分离的艺术效果，这会使我们想到：第一，搜集者把这个故事完善地记录下来，即使再占有同类故事的全部资料，经过整理，进入书面，无论如何，那生动的表演艺术(讲述者独特的声色、音调、手势与面部表情等)和听众的反映，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感情的共鸣，是不会再现了；而所有这些，于记录者对该故事的理解与整理，都是有帮助的。第二，同一个人的同一个故事，由他本人在不同的场合（例如只有一个听众——记录者)重述，差别不但会有，而且常常是蛮大的。 唱爬山歌也是人多了红火。“唱歌不怕和的多，打鱼不怕乱石窠；和的越多越好唱……”在民歌中已老早这样说过了。 由于爬山歌中有一部分坏歌(旧有的其他各地民歌也是如此)，如教人以奴隶的德行的和“酸曲”等等，因此，土改期间，这里就有些外来的干部提出“禁止唱山曲(主要指爬山歌）”的口号，他们以为“山曲全是封建的”，“唱山曲的都是二流子”。这当然是对山曲的一种片面的看法。他们既不熟悉农民在爬山歌里对封建阶级和国民党军队是怎样诅咒与反抗的，也忘记了农民会编唱新山曲斗争地主，把它变作锋利的武器。结果呢，他们一阵叫喊，把“山曲”“镇住”了。把人弄得啼笑皆非。 自从《爬山歌选》等书出版并流行于农村后，唱山曲的空气才逐渐抬头。这回我们走到那里，在会上一宣传，一提倡，歌唱的情绪就高涨起来了。有的农民说： “对嘛，就要唱咧!杏虎(猫头鹰)似的蹲到炕上，还象个新农民咧?再说锄上地不声不响，老到不了头；唱起山曲锄吧，没觉得就到地顶头啦。它能帮咱生产咧!” 我们在傅家圪堵村开歌唱会，王贵营子村的男女青年听到消息，便连夜赶来参加。结果，屋里挤不下，门外也站得满满的。又如苏木图村的吕白女，东油坊村的袁闹宵、袁湘生、郭老生，蓝湖圪堵村的卜成子、王六红、阎银旺等人，都是连唱数日数晚，不唱一支重歌的歌手。他们还说“这几年不唱，都忘干净了”呢。 连老人们听到歌声，也嗓门发痒。李虎圪堵村有个刘三，解放前干了几十年长工，现在头发都白了，牙也没啦，还是单身汉。我们每次集会唱歌，他都自动来参加。头回来他没开口，光笑；二回看样子是憋不住了，一气下来唱了几十首，都是既古老又新鲜的歌词。因为他会唱各种调子(中滩调、蒙汉调、伊盟调、后套调……)，加上嘴不兜风，歌声就特具风味。例如他唱了几首这样的情歌： 进了你家门，上了你家坑， 脑袋挂在门头上。 下了炕，穿上鞋， 才把个脑袋安起来。 出了大门走三步， 才把个脑袋保险住…… 他还没唱完，就惹得满屋里的人抱着肚子直笑。过后有人说：“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旧时受苦人娶不上媳妇，可造孽咧，看回朋友，担天大的心!” 不管担多大的心，真正的人民口头创作的本质，是何等健康、何等风趣啊。这不仅表现了工农的幽默感，也表现了他们乐观主义的性格。 邀请人开会是搜集材料的一种较好的办法，但它不是惟一的办法，不必受它的限制。生活本身是现实的，复杂、生动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做法也不能单一化。得根据群众的需要，从实际出发，来解决方式、方法问题。同时方法也不是孤立的东西，它是服从任务的。 不妨再从实例谈起。蓝湖圪堵村有个放猪的，叫李红，很会说故事。但是他误会我们是“以收山曲、故事为名”，实则“下乡私访坏人”的，怕说错了话背上个二流子名，所以不愿给我们讲故事。我了解了他的心思，就陪他在黄河坝上放猪，一块坐起，谈了两个下午。等把他这些错误的想头解除了，一开始，他就给我说了个“瞪眼干部”的故事，讽刺个别干部听话尚未听清，就忙着瞪起眼睛，批评群众一顿，弄得人们哭笑不得。像这类针对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进行批评的现实生活的故事，李红只愿讲给知心听；我们要想听到他的故事，就得和他处得好些才行。 又如苏木图村有位青年妇女蓝子，很会唱歌，可是她在鲻上始终不开口。我们劝她，请求她，她只推说“不会”。我心里想：“还是农业社生产组长、积极分子呢，怎么这样不开通！”事后我才摸清底细，原来她大伯子在场，她不敢唱。她丈夫兄弟两个。这位丈夫不仅身体衰弱，性情也懦弱，虽然弟兄俩已分家另居了，他们夫妇还经常受大伯的气。第二天，我们请唱歌最积极的吕白女老太太，悄悄地叫上蓝子和另外两个妇女，在歇晌时间，到党员张繁业(女)家中去唱。这一来，便得到很多“骨头单头的曲”。蓝子是从编唱她的真实生活开始的：“黄猫黑猫逼不了鼠。寻上个男人不做主……” 这类事例说明，搜集工作光靠开会是不行的；否则，好事也会变作孬事。就是开会，也要从具体工作对象的具体情况出发，尽可能使这一工作方式灵活些才好；不然，我们希望的事情，就不一定办得到。 搜集资料和整理、研究工作是紧相联系的。搜集的性质虽则是调查，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研究。所以它一开始，就应当有整理、研究的目标。否则，搜集会成为盲目的搜集，工作会陷于混乱状态。 为了做好搜集工作，实地搜集者要考虑的事情满多，但必须考虑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典型，抓住典型。因为这是决定全部搜集工作有无成就的关键。任何搜集工作者，如果没有抓住典型，即使他捞到很多零星资料，也可以说是“捏住了芝麻，漏掉了西瓜”。 所谓发现典型的人，也就是用尽全力，兢兢业业，发现劳动人民中的真正的诗人。有了诗人，典型的资料就摆在我们眼前了。 在发现典型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四种情况： 第一种，最经常遇到的工作对象，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几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歌唱。这些故事和歌唱的社会、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又难免是一般化的，平平常常，并不出奇。所以我们小能满足于这些。接近它，吸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又要离开它，去寻找更好的东西。 第二种情况，可以说是“双重误会”。由于搜集者缺乏客观冷静的调查，往往听风就是雨，一时瞎捕一阵，结果，浪费了精力时间，工作收获极少。 譬如在道听途说的场合，常会有人告诉我们：“某人说的可好哩!”或“某某的故事有枝有叶有根源哩!”这时我们如不经过具体的调查了解，就马上跑去访问，往往失败的时候多，成功的时候少。 农村中有一部分破落户子弟，他们或者早年读过旧书，或是在外面跑过腿，能给大家讲成本的书(无非是征东、征西，公子佳人之类)或外地见闻，加上口齿伶俐，能言会讲，就被大家公认为“故事家”。这些人的故事，一般地说，都是老生常谈、语言无味、思想贫乏的，更坏的是封建色彩重，低级趣味浓。这类人从阶级成分上讲，现在也大多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但是从思想实质上讲，他们还说不上是真正的劳动人民。 第三种情况，是会说故事的人被群众忽略了。例如傅家圪堵村有位老婆婆秦地女，附近一带，没有谁不知道她，可是知道她会说故事的人极少。实际上，她却是个真正的故事家。 我们初到傅村研究说唱名单时，秦地女也在场。能讲故事的人大家只提出两个，我有些不安地说：“太少啦!”秦地女赶上一句：“不怕，这事你还愁咧?我给你说!” 当天晚上，她就给我讲了第一个故事。她述说着：“……鱼哭啦，长长地流下两道眼泪……”这就把童话故事的风格和诗意给传达出来了。这不是一个平庸的转述者能够做到的。 我前后两次访问秦地女，记录了她的九个故事。把她第一次的讲述和第二次的重述比较，故事的内容、情节和讲述风格，没有什么出入，但是语句有些不同了。这当然好，它给我以后的整理工作以较多的方便。 几乎没人知道秦地女会说故事，这并不奇怪。因为旧社会不容妇女公开讲话，在人场里说故事更办不到。解放以后，她是个忙人，是本乡的拥军模范、本村的生产模范和各项工作中的积极分子。象她自己所说的：“只要毛主席的号召到了村上，我没有个不完成的。”所以她平时来不及也想不起来说故事。再，她的故事又多半是童话，童话大人也能听，但它更是孩子们的精神财富。所以这些故事不见得是在很多人面前出现的，常常，在母亲守望着孩子的枕边，它们做了漫长的冬夜的来客。秦地女的两个儿子早年病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年长的侄女。从这方面说，她的“故事环境”也不好。因此，她的故事的流传，就有了较多的限制。秦地女今年67岁啦，要不是我们去，她的故事也许会失传的。 我问秦地女：“你老人家这些故事从哪听来的?”她说：“我十二三岁那会，晚上睡不着觉，我妈就给我说故事；她讲一遍，第二天我再给她讲一遍，这就记住了。”“您母亲听谁说的?”“我姥姥!”“您姥姥听谁说的?”“我老姥姥呀!”“这话靠得住?”“一点也不假，我妈告给我的。”……果真如此，这些故事至少流行民间百把年了；至多呢，她老姥姥那一代，又不知从哪辈子传下来的呢。是的，一代传一代，劳动人民就是这样，用教人勤劳、勇敢与智慧的故事，来陶冶自己的子女的。 第四种情况，是我们需要调查的对象已经被群众确定了，像在等待我们去发掘。如出名的民间艺人、歌手和故事家等皆是。 职业艺人我这次没接触，不便空谈。业余艺人倒访问了一些。如蓝湖圪堵村的二人台剧团，是村上几代传下来的业余自发性组织，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弹唱一阵；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更加热闹。其中演员卜成子、王六红等，就同时是著名的爬山歌手。又如苏木图村的张三海，过去是“打玩意的”(跟上业余剧团唱二人台)，也同时是说故事的能手。 还有一些普通的劳动妇女，如李虎圪堵村的张三白，陈河鱼村的陈仙女，则是因善唱而左近闻名的。 张三白寻了个老男人，想离婚，受到当地某些村干部的阻难，心下非常苦恼。我们去她家访问，先闲话她的生活经历、婚姻问题等，然后请她唱歌。她唱： 骑上骡子马跑啦， 我们年轻你老啦! 白布衫衫黑襟头， 我左看右看没看头! 走水黄米淘不利砂， 男人不好更调他! 冰片疙墙雪盖房， 抓髻夫妻不久长。…… 这一带是尚未贯彻婚姻法的地区，只做了重点的宣传。张白的歌声显示了新政权给她的力量，和劳动妇女传统的倔强的格。但是当她回忆到以往的生活，唱起“爸爸妈妈太狠心，拿肉疙瘩换白银……”的时候，她由不住哭了。我们也很难过。到这种场合，我们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感情不可能和她的由衷的歌声共鸣；因为哭中必有好曲；可是同时呢，我是害怕她哭的，因为一哭就唱不下去了，工作就得停顿。 内蒙人民代表、劳动英雄余占海的妻子陈仙女，是个很会的人，她还有点创作才能。她唱新的幸福生活的感受，唱她的地陈河鱼村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唱她的丈夫去见毛主席……她歌显示了爬山歌新的特色。 我们和她分别的时候，她送我们到门外。我们说：“临走送支歌呀!”她一眼瞟见电线杆，随口唱：“电线杆杆好比活水龙，陈仙女想念新北京。” 这些普通劳动妇女的歌，是创新的。她们不光唱旧歌，也不是单纯为了娱乐而歌唱；主要的是由于生活的需要、感情的冲激，才使她们不能不编，不能不唱。这就是爬山歌为什么这样流行．和永远唱不完、也搜集不完的原因。 上述四类情况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常遇到的。虽然接触第一种情况，会有些收获，接触第二种情况，会得到失败的教训，但是为了发掘典型工作做得较好，我们更应该重视后两种情况。 搜集者深入实际，获得了所需要的资料，准备回去整理、研究。可是事情也还不能算完结，因为这里还存在一个就地扶植人民口头创作的发展问题，需要有人来解决。总的说来，党的文艺政策和若干文学工作部门出版书刊，当然是对人民口头创作的领导与指导，但是下层有很多具体工作，是需要我们大家动手去做的，任何搜集工作者都不应放弃责任。例如我们进入每一个村庄发动群众说、唱时，不管好坏，要先请他们尽量说，尽量唱，不必阻拦、批判，否则，是不利于搜集工作的；可是当我们离开一个村的时候，就必须向群众好好做宣传工作，把自己对这些材料的认识说一说，供群众去思索。口头创作的发展过程很慢，常常一首东西反复流传很久，加工的细致，分歧的复杂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必这样想：经过一次宣传，就会得到明显的效果，那是不可能的吧?恐怕要依靠大家，做大量的工作才行。 在我看来，搜集工作是必须做好的。怎样才能做好呢?最中心的一点，是搜集到真实可靠的材料。材料是有差别的，有真也有假。什么叫假?凡是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思想实质，而又冒充劳动人民的材料，可以说是假的。这样的材料的确是有的。其次，有的材料不能说全假，但不能表现劳动人民最美的质地，有点含混，也就是说，掺进了游离的因素。例如中上层的中农思想感情，虽然从政治上说必须团结这阶层，但这不等于说，在思想实质上，他们和无产阶级是完全一致的。不宜混淆呀。还有用艺集刊》第二期出版后，赵树理同志说：“那十几首歌谣篇篇都值得背。”他是跟研究会工作人员说的。《格林童话》是语言学家不清楚，叫研究家无法理解。最好是有原始材料，叫人能够查阅。作家创作、文艺工作者的习作，不必和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也不见得就对，人云亦云，加上点个人的视觉与想法，如此而已。注 释
[1]即1954年。本篇第一次写于1955年3月20日。(选自《天女牛郎配夫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