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的歌瑶与仪礼国际研讨会”述评
中国艺术人类学网 2016-04-19 作者：赵书峰
2015年11月27 至30日，由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瑶族的歌瑶与仪礼国际研讨会“在日本横滨校区开幕。会上来自日本神奈川大学、东京学艺大学、筑波大学、大阪成蹊大学、宫城教育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大东文化大学，以及中央音乐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以及中国湖南蓝山县瑶族师公、书表师出席会议。会议内容以“瑶族的歌谣与仪礼”作为讨论主题，针对瑶族传统仪式中的歌唱文本、歌词文本、瑶族的宗教特征、神像图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互动交流。
一、会议论文综述
会议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中国湖南蓝山瑶族还家愿仪式文化及其音乐研究
会议主要内容是日本学者对湖南蓝山瑶族还家愿仪式与音乐的集中性总结研究。涉及还家愿仪式经文文本、仪式歌唱文本的结构特征、仪式喃诵调中的“意者书”内容与分类、仪式神像图等展开的系统性研究。代表性文章有：日本筑波大学丸山宏教授《从瑶族宗教<意者书>看还家愿仪式》，针对瑶族还家愿仪式中的“意者书”在不同仪式中的内容、特征与其文化意义展开的深入研究。并提出以下问题：1)《意者书》的种类;2)不同仪式上所用的意者书之间有没有共同之处?3)个别仪式中所展演之大小仪节与《意者书》之间的关系如何?4)地域、法师、所属姓氏之不同如何反映在《意者书》中，等等问题。日本国学院大学浅野春二教授《在“招兵愿”仪式中的五谷神、阴兵、元宵神》，是对湖南蓝山瑶族还家愿仪式中的“招兵”环节的文化象征隐喻功能展开的拓展研究。
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瑶族文化研究者赵金付师公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广田律子教授合作的《关于仪礼中歌书之诵读——湖南省蓝山县瑶族还家愿仪礼中进行的歌唱问答》，该文是日本学者与中国瑶族师公合作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针对蓝山县瑶族还家愿仪式中“盘王大歌”的歌唱文本结构与演唱格律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由瑶族师公赵金付先生亲自现场示唱，体现了“文化持有者”(主位)与学者(客位)双视角研究的典范。其次，瑶族书表师冯荣军先生、赵金付师公、蓝山瑶族干部盘荣富先生三人合作的《过山瑶<盘王大歌>的版本与演唱特征》，作者以局内人的视角对蓝山县汇源瑶族还家愿仪式中“盘王大歌”的版本与歌词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介绍。其他还有广西民族大学青年教师民俗学专业谭静博士针对湖南蓝山县瑶族仪式神像内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总之，可以看出，本次会议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多年来有关湖南蓝山瑶族还家愿仪式音乐与文化象征功能研究的一次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
2.滇、桂瑶族支系的婚礼音乐研究
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对瑶族还盘王愿、度戒、民歌音乐的考察分析研究，尤其在其婚俗仪式音乐的考察研究方面相对较少。本次会议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赵书峰博士两位学者针对中国广西、云南的过山瑶、蓝靛瑶仪式音乐的结构特征，以及在当下的发展变迁状况与参会学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杨民康研究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广西过山瑶、云南蓝靛瑶的传统音乐文化有着十分深入的调查研究。本次会议他提交的论文《云南河口蓝靛瑶婚仪礼式音乐研究》，详细描述了云南河口蓝靛瑶婚俗仪式过程，重点分析了婚俗仪式中对歌的基本模式与变体，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研究瑶婚礼音乐的重要参考文献。赵书峰的文章《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比较研究——以湘粤桂滇瑶族为例》，重点分析了广西贺州、云南文山州两地的过山瑶、蓝靛瑶婚俗中的仪式与音乐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特征，并对其在当下的发展现状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作者认为：1)瑶族婚俗音乐具有典型的道教色彩;2)过山瑶婚礼中唢呐曲牌(如【朝天子】【大开门】【小开门】等)是瑶、汉文化互动、交流的产物;3)现代化、城镇化等多重语境因素影响下瑶族婚俗音乐呈现出本土化与现代性的二元建构特点;4)过山瑶婚礼音乐主要由唢呐曲牌构成，而蓝靛瑶则多为对歌场景。
3.泰国瑶族仪式歌谣研究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吉野晃教授是泰国勉瑶的著名专家，他多年立足于泰北瑶族传统仪式信仰的考察研究。他常年扎根泰国勉瑶地区，学习掌握了十分流利的勉语。他在泰国与中国湖南蓝山瑶族还家愿仪式[①]、瑶族丧葬仪式的跨界比较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交的论文《关于泰国北部勉瑶的歌谣与仪礼的新形态》，是作者多年以来在泰国瑶族地区田野考察的成果。文章主要针对瑶族传统仪式信仰中女性巫师的出现对于其仪式歌谣形态的影响，以及女性巫师的仪式参与对于由男性巫师垄断的瑶族传统仪式过程建构的影响给予的深入研究。
4.美国与德国图书馆瑶族经文文献文本的研究
当下国内瑶族音乐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瑶族传统仪式民族志文本的描述与记录，甚少结合文献学、文学、民俗学理论对瑶族师公保存的经文文本结构及其文化功能的考察研究。本次日本会议提交的论文正式弥补了上述研究缺憾，不但将瑶族经文文本置于在场的仪式中进行解读，而且结合历史学、文献学理论对瑶族传统文献所蕴含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宗教内涵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比如中南民族大学的何红一教授与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的卢西亚·欧碧(Lucia Obi)女士多年针对美国、德国图书馆馆藏瑶族传统文献进行的深入分析研究。何红一教授提交的论文《瑶人经书<从人·财楼科>中的歌谣与仪礼》，重点分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清光绪四年的瑶族写本“从人科”“财楼科”两大部分经书内容，结合民族文献学、民俗学理论对其中相关的谣与仪礼进行的考梳与解读。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的卢西亚·欧碧女士提交的文章《瑶族仪礼歌谣中的武神》，作者重点结合瑶族传统仪式歌谣文本中的记载的武神(内容涉及瑶族仪式神画中的三元将军、四大元帅、梅山教祖师等)所呈现的宗教文化内涵进行的深入分析研究。可以看出，瑶族经文文献作为瑶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载体，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不但是一种仪式中歌谣唱本，同时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
在会议的互动环节，学者们还针对瑶族宗教(瑶族道教、梅山教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热烈的探讨。有日本学者对瑶族道教的界定提出了一些质疑，并认为瑶族的宗教不是道教而是法教或者巫教。还有有学者认为，瑶族的宗教信仰主要分为梅山教、闾山教，不能用瑶族道教或瑶传道教对其宗教现象进行界定。比如在还家愿仪式中，前半部分基本上类似于道教的成分，而下半部分则是瑶族传统文化色彩的还盘王愿仪式内容，如主要诵唱唱盘王大歌。因此不能完全用瑶族道教的概念来界定瑶族的宗教信仰，它则更具有巫教的文化色彩。同时日本学界还针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如侗族、白族)对歌习俗结合民俗学、语言学理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总之，本次会议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自2008年以来，开展的具有跨学科、多学科互动视野下的瑶族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报告会。主办方期望通过这次国际性研讨会，使瑶族文化研究更上一个台阶，并使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成为瑶族仪礼文献的保存、继承和活用的研究据点，从而为建构一个展示瑶族传统文化研究的国际性网络平台。会议最后达成初步共识，以后将在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的带领下，依靠多学科交叉互动的优势，针对越南、泰国的瑶族展开系统的田野考察研究工作。
二、本次会议的几大亮点
1.多学科互动合作视域下的瑶族传统文化研究
本次会议体现出一种跨学科互动与合作性质的学术交流。会上来自中日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学界的专家学者与湖南蓝山瑶族师公一起，针对瑶族歌谣的唱词规律与仪礼特点、经文文献、仪式神像图的象征隐喻、瑶族宗教特性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跨学科互动交流。尤其是会议主办方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在广田律子教授的带领下，召集了来自中日德美等国的一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界、音乐学界的专家学者，打造了一个跨学科性质的瑶族研究团队。多年以来针对中国湖南蓝山瑶族、泰国北部瑶族、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的瑶族文献进行了跨学科性质的综合考察研究。他们结合民族学、人类学、历史文献学、民俗学等研究理论针对瑶族传统仪式音乐、经文文本的特性、仪式神像图的宗教象征隐喻等内容展开了多学科的互动研究。该研究所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用一种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展开对国际瑶族传统文化的立体多维度研究。
2.对瑶族传统文化展开跨越时空性质的定点考察研究
日本学者的瑶族研究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的，早期以白鸟芳郎[②]、竹村卓二[③]为代表对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瑶族传统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田野考察。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也是延续了日本学者以往的学术传统，是目前国际上较为系统、集中地对国际瑶族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据笔者了解，自2008年12月以来，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项目团队开始针对中国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传统文化展开了长达8年之久的定点田野考察工作。研究项目是2008年至2015年日本政府主管的课题研究经费(课题名：基盘研究[B]“瑶族的仪礼与仪礼文献的综合性研究”)和丰田财团设立的2009年度亚洲文化研究特定课题经费“有关亚洲的传统文书的保存、利用与继承”(本研究所申请的课题名为：“中国湖南省蓝山县的尤勉的度戒仪礼中使用的仪礼文献、仪式文书的保存、利用和继承”)的赞助。[④]针对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的度戒、还家愿、渡难桥、送船、丧葬仪式等传统仪式文化中的歌谣的艺术特征与歌词结构、念诵调经文文本内容、仪式神像图的文化隐喻内容进行的多年集中定点式的调查研究。
3.作为“文化持有者”瑶族师公的亲自参与，并以局内人的视角对本文化的解读是会议的最大亮点
首先，作为文化持有者的瑶族师公，以文化局内人身份来参与瑶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其次，作为艺术执行者的师公亲自聆听来自于不同学科之间对其族群传统文化的多声道的表述。会议上来自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的赵金付师公，冯荣军书表师，瑶族干部盘荣福先生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审视与观照中外学术界对其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尤其是他们以局内人的视角针对瑶族盘王大歌的歌唱文本与歌词文本的结构规律进行了现场的演示，使很多学者现场聆听了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师公对于本文化的一种主位视角的认识与解读。
三、余论
总之，本次会议的最大感受是一场跨学科交叉下的“瑶族的歌谣与仪礼”文化研究。它是以跨界学科的研究视野对瑶族传统文化的多维审视与观照。这对于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性意义。因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种门类的研究都在走向多学科互动交叉的学术语境中。当然，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也不例外，跨学科视野下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跨学科互动交流，多学科交叉研究，并不是远离某一学科的本质属性。也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音乐不够、人类学来凑”，以及多学科交叉互动势必导致民族音乐学走向“去音乐文化”或“远音乐”的尴尬处境。笔者认为，跨学科互动研究更是为了多维度、立体地解读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是如何建构、使用音乐的，去分析音乐在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象征隐喻功能问题，或者是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涉关系。比如日本学者针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瑶族、侗族、白族、彝族等)对歌的考察研究，就是一种集音乐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为一体的跨学科互动交叉性的学术研究，而不单单是音乐学或语言学性质的研究。正如有民族音乐学者认为:“任何个人都无法全面诠释某种音乐文化，只有来自许多观点的多种声音才可以编织出有关一个民族的音乐上比较清楚的画面。”[⑤]
假如我们要认真梳理与回望世界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出，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时期其实也是在提倡跨学科间的互动交叉研究。从柏林学派的学者身份构成看出，他们基本上是来自于音乐学、音响学、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语言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如霍恩博斯特尔(音乐学家、自然科学与哲学家、化学家、实验心理学、音响心理学)、卡尔·施通普夫(德国音响学家、音乐学家)、A.J.艾利斯(英国语言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等学者。尤其是卡尔·施通普夫晚年企图将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以及美学融为一体，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音乐学。[⑥]所以看出，民族音乐学的早期发展阶段的比较音乐学时期，其实就是跨学科互动交叉下的产物。综观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与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动态一样，在学科的不断发展进步中逐渐受到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形成一种兼具包容性、开放性、跨学科特性的人文社会学科门类。因为，对音乐的观照不能完全将其作为艺术的本体研究，要视其作为文化背景中的音乐研究，进而将其上升到人文社会科学层面的综合研究。时至今日，美国音乐人类学界的“胡梅之争”(即M·胡德代表的“音乐学派”与A·梅丽娅姆代表的“人类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在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大有延续之风，这种争论甚至伴随着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 2015年11月)[⑦]再次将其推向学术热潮。为此，笔者引用杨民康研究员的那句话最能说明问题，即“艺术切入——随缘选择——文化思考”是音乐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视域与研究过程[⑧]。因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后现代的多重语境下，多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合作、对话已经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展的趋势与主流，当然民族音乐学也不例外。
注：本文是笔者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课题编号：15BD044)，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16年第4期)
[①] [日]吉野晃：《论优勉(瑶族)的“家先”祭祀——泰国与蓝山县的“家先单”之比较》，载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编《第二届国际瑶族传统文化研讨会——资源与创意——论文集》，2012年8月27日刊印，第293-301页。
[②] [日]白鸟芳郎：《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近邻诸民族》，东京讲谈社，昭和53年(1978年)。
[③] [日]竹村卓二著，金省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④] 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主编：《瑶族的歌谣和仪礼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11月刊印，第8页。
[⑤] 汤亚汀：《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⑥] 参见
http://baike.sogou.com/v73194041.htm
[⑦] 《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第一号)》，参见中国音乐学网
http://musicology.cn/news/news_9128.html
[⑧] 杨民康：《艺术切入——随缘选择——文化思考———论音乐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及研究过程》，《黄钟》2009年第2期，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