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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Whose Music? Sources and Contexts in Indic Musicology”）

时间：2007-10-24；地点：E研究院512室
授课教师：曹本冶教授
主讲报告人：黄婉

Qureshi, Regula. 1991. “Whose Music? Sources and Contexts in Indic Musicology,” in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edited by Bruno Nettl and Philip Bohl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谁的音乐？印度音乐学的文献史料和语境》

第一部分：文章详解
文章结构
前言
一：文献资料及其所属语境
二：印度文献资料（梵文、土语）
三：伊斯兰文献资料（波斯语、乌尔都语）
四：英国文献资料（英文）
五：图像资料（宫廷绘画和影像图片）
六：印度学和印度音乐民族主义

前言
印度艺术音乐历史是一段有着丰富文献史料记载的音乐历史。许多文献中都对术语“后天教化获得的音乐共识（educated musical consciousness）”和“交流规范（communicative norms）”给以翔实论述。局外人正是首先通过这些术语，才得以了解该音乐。他们或多或少会带着如同西方音乐史领域的学生一样的认知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来看待史料。
“个人认知框架”给过我一些启发，18年前我与一位举足轻重的专攻印度音乐的美国学者就音乐本质的重要观念（fundamental notions of musical substance）和音乐术语（terminology）曾经发生过意见冲突，我们都对印度音乐进行了一年的考察，他在印度东北的贝拿纳斯大学考察，我在卡拉奇和努克瑙考察，这两座城市都是穆斯林中心城市，离开那里时，我感到身心交瘁，因为与他不同，我获得的资料都是从非正常渠道，即从不识字的本地穆斯林乐人（illiterate Muslin practitioner）手中获得，这些人并不懂由教育良好的婆罗门书写的梵语音乐历史。
两位北美学者之间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各自掌握的音乐史料的矛盾。第一个矛盾：史料的宗教社群母体（Religious-communal Matrix）：印度教VS 穆斯林，这一点最明显。第二个矛盾：史料的社会阶层认同（Social Class Identity）：有识中产阶层 VS 底层服务阶层第三个矛盾：史料权威性（Musical Authority）：书写历史VS口传历史。不奇怪，很难发现音乐文献史料带有“我”的立场，这类文献资料主要是统一共识下的印度艺术音乐理论、思想、和历史。该体系下设教、学、表演分支体系和机构。的确，一种强烈的规范充斥着整个印度古典音乐事业，受到来自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精英赞助者的支持，文化精英聚合在一起，肩负重塑国家、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历史重任。
与之大相径庭的是，边界另一端的巴基斯坦尽管独立后，国家文化重塑的重任也交给了本地精英阶层，但音乐在国家文化全局中完全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同样的印度艺术音乐“语言（language）”在迥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各自发展，形成了迥异的印度艺术音乐历史。其中，印度国内的艺术音乐相对多元，虽然融入了浓郁的孟加拉和马拉地地方音乐传统，但构成的印度艺术音乐历史是由本地精英用英文书写的历史。虽然音乐期刊为音乐学论文（musical discourse）提供了平台，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也积极地开展各种音乐历史学术研究项目，但所有的研究范式（paradigm）都在规范框架内进行。
与之不同，巴基斯坦的音乐历史没有这种范式的约束。该国探索的规范和国界另一端的印度的音乐体系中的规范（norms）不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和英文音乐文献很少写音乐历史的，唯有一本刚发行的音乐期刊与此有关。少数精英阶层音乐爱好者的共识只是针对大家共同关心的艺术音乐的生存问题而达成的，而音乐规范更多意义上是暗示的，而非具体阐明的。一方面，在人们的努力下肯定了本地传统音乐文化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提及印度中心音乐传统的规范，包括源自印度音乐文献中的史料。
因此，印度音乐在政治区域上的分布突出反映出印度音乐长期存在的文化历史多样性的现实。但人们必须超越（look beyond）两种音乐观点—印度的音乐更具无比真实性（veracity）--如果史学研究/撰史（historiography）不仅仅是充当一名合乎规范的仆人（a servant of the normative）的话，那么历史的复杂性就需要得到说明。本文通过详细审阅各种数据、标准/特征、和动机，拟理清对于浩瀚的印度音乐史料文献的纷繁复杂的观点。需要对包括了音乐习语（musical idiom）和人为因素（human agent）的史料上给与更多的关注，这是将重点从关注音乐产品（product）向关注音乐过程（process）的转变。
研究印度音乐实际上有很多史料可以查阅。但是出现的问题是史料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因性质、因环境（in context and in character）而多样。将史料数据相互联系的唯一合理做法只能是将这些资料放诸其特定的社会功能环境中，这样一来，史料数据的相似与差异就暗示了建立联系的历史有效基础。撰史/史学研究的质量取决于这个做法，可以直接得出属于同一主题的不同史料之间的一致性的程度。
假定史学研究/撰史不能做到中立，用Collingwood的术语，历史的“共识”理论并不能真正生产“事实（facts）”，追求Rankean理想的历史真理/真实的史学家必须因此要开始明确与手中掌握的资料/史料有关的社会功能和动机环境—用Kuhnian的话来说，要在史料所属的适当特定范式框架内审阅史料。学习印度的史学研究/撰史多元传统，可以帮助提供印度史料中所回避的历史的真实复杂性。
让印度音乐地域的撰史者的任务复杂体现在“范式的覆盖（paradigmatic overlay）”。看看史学家界定的“现代（modern）”，即从1556年到现在，可以发现存在三个范式，深深嵌入/印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包含着各自的对音乐和音乐历史的观念。广义上的印度、穆斯林、和英国/西方，都是三个独立的成功文明范例。结果反映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的复杂的历史覆盖。本质上，这些范式代表了三个文明后来的精英权利阶层的自身眼光，均带有各自特定的意识形态，正如史学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所阐述的。
正是因为艺术音乐和精英传统（elite establishment）性质同一，所以，“权威、标准（canonical）”的名称很适合来形容印度音乐，指代的是一种由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和其代表的意识形态所制定的音乐体系。因此，在精英阶层的庇护和左右下，“权威、标准”音乐的文献史料编撰反映出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和目的；确实，音乐历史最终是由这些精英阶层书写并为其所用。因而，另一个明确这三个音乐范式的途径是北部印度的这三种音乐的后来的统治代表：印度、伊斯兰、和英国，或更准确地说是英国的印度、英国的伊斯兰，即后来转变为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一：史料和背景渊源
细心研读鲍威尔在《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大辞典》中的全面历史概览，生动说明了史料在种类、内容上的多样，包括：专著、图像证据、以及鲍威尔所说的“传统”，即史记和叙事这些间接的口头传统。似乎含蓄地暗示这些并非主要的或直接和音乐有关的文献资料，这些历史图片占据了那个历史时期。实际上，音乐历史学家要进入艺术、文学、宫廷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领域。而且，当他们面对梵语和波斯语、以及现代印度语、欧洲语言书写的历史时，也同时意味着他们要面对天城书（Devanagari，梵文的一种）和波斯语的手写资料。的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手写体需要在完全不同的两个文明世界（intellectual world）去加以认识—尽管事实上这两种语言之间有联系。不奇怪，全面的印度音乐史学家可遇不可求！那些历史上能够沟通两个世界的都是在伊斯兰宫廷内适应生存的印度人。本文最初尝试对相关史料的分类（relevant source category）。将这些依照其各自所属的背景（paradigmatic contexts）进行分类后得出以下史料，文字历史、图像历史、和口述历史。

二：印度文献资料（天城书书写的梵语文本、相关土语史料）
首先的，也是最真实的史料是在印度音乐范式中产生的。在传统的印度文献、审美/美学、其他表现艺术、以及相关的或类似的象征体系的部分的学术性的著作文献中的认识论（epistemologies），在印度宇宙论（cosmology）中多少有具体体现。他们的知识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基本上是神话学的，而非历史学的。用Savakar的话来说：“印度人不是以世纪来计算历史，而是以循环（Circle）来计算，即印度教认为的历史循环时代（Yuga）和劫（Kalpa，经过万年后人类历经的灭顶之劫），以及一些惊异的讯问：噢，罗摩（占陀罗）神，Ayodhya王国去哪里了？噢，罗摩神，Mathura到哪里去了？”。印度的历史观因此是一个始终存在的/总是在场的（ever-present）的
norm，是在最原初的物质（primal matter）和精神的最初的本质上建立的。因果理论（theory of causation）可以在真实和基本现实中找到，逐渐显露（manifest）--真实的（truth）或貌似真实的（apparently）--在现象的世界。在吠檀多（Vedanta，古印度哲学中一直发展到现代的唯心主义理论）哲学中，这个基本的二元性（duality）是在绝对和相对之间、或者更高或更低的知识之间。因此，短暂的（temporality）变得不重要或至少是次要了。
甚至在伊斯兰统治的时期和地区，大量文献一直在说到这个二元性。作者都是上流有教养社会的学者/婆罗门学者（brahmin），他们的著述的贡献是普遍的文学-神话学-美学地阐述规范（norm）和感知（percepts），将它们和真实原型（authentic prototype）联系起来。因此，绝大多数的梵语著述通过改写或评注，在结构和内容上反映出13世纪的Sangita-Ratnakara，模式（model）。甚至当代的音乐信息中也参照了同样的模式。无论通过模仿还是创造，其目的都是normative。方法是分类，历史的提示/参照（reference）明显不存在，因为音乐最后总是被确定为神的：“崇拜音乐就是崇拜圣灵”、“通过音乐可以和湿婆（Shiva）达到合一”等一些将音乐和神联系起来的表述。
具体来看，历史著作文献是由封建主或宗教庇护人书写或授权书写的，是为其自身的文化或宗教的传统以及炫耀他庇护下的专业音乐知识和从业者的。但是他们的规范性-意识形态性的本质意味着功能性的内容、并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挑战。
另外一个和音乐制作有关的史料是印度语和土语的祈祷/礼拜诗歌集（devotional poetry），内容有关音乐表演的背景环境。

三：伊斯兰文献资料（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波斯语、乌尔都语史料）
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观是按年月顺序（chronological）的，靠预言家用伊斯兰惯例（norm）将现在联系起来，并建立未来判断的记载/记录。按照Ziauddin Barni的话说：历史是过去伟大人物/功绩/典范（examples）的接触成就/事情，因而证明传统是真实可信、有效的，因为这是与真实不可分割的。（history is the deeds of the past of great examples, hence it authenticates tradition, for it is inseparable from truth. Its writing is a great obligation, as a record for judgment day. 时间、地点、和名称构成了record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概念贯穿传统的始终。
伊斯兰统治者编撰的或为其编撰的历史文献直接源自这种历史观，编年纪事（Chronicals）主要是政治事件，也包括宫廷传统中的音乐、音乐家、雇主/赞助人、表演传统/机构等。宫廷记录（court record），也是以波斯语书写，提供了类似的信息，但更具体到乐人和他们的职责，因此也提供了有关音乐范畴/类型的界定。这里的宫廷指的是Japur的Mahalajah宫廷的印度统治者。尽管存在伊斯兰宗教领域对音乐的负面评价（the negative religious valuation of music in Islam），但在这种观念中，音乐本身完全是世俗的（secular），是“高雅艺术”的主要部分，是属于传统的伊斯兰高文明的。音乐的这种脱离宗教意识形态束缚的自由，结果导致艺术的折中主义（artistic eclecticism），但同时也导致音乐缺少了重要的赞助（patronage）的动力。
折中主义在波斯音乐文献中显而易见，几乎不变地互相跟风、对折衷主义的评论、或翻译印度的梵语音乐文献，使婆罗门音乐传统可以为伊斯兰穆斯林上流精英阶层所掌握。他们也，虽然不是持续这么做，目的在于将波斯音乐理论和素材合入到印度体系，也在于将当代的实践（practice）编撰。除此之外，史诗或者后来的乌尔都诗歌中的文学故事也提供了音乐实践（practice）的有价值的资料。

四：英国文献资料（英文）
西方看待历史的观念以及看待印度的年代观念将音乐脱离原来的轨道，因为懂得印度习语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尽管权威的西方音乐是不实际的和不足够必要引入，正是英国人观念中潜在的东方主义直接影响了印度音乐，通过出版梵语文献和少量的绝大多数是缺乏文化占有的英文音乐文献。更重要的是通过英语进行古代文献史料研究的名声（the prestige lent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sourc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English ）。
和伊斯兰史料不同，英国的统治（British rule）一直对印度来讲是本质上不熟悉的，因此，其对于印度的观点是欧洲中心主义的（Eurocentric）。因此直接生产出对于娱乐和更好的殖民为目的的欧洲中心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音乐产品。因此出现的史料包括了游记—包括英国以外的欧洲人的游记—日记，以及“习俗和惯例”的文字叙述，社会结构的文字记载，尤其是社会阶层研究，后者包括把音乐家形容为：“无业游民（Vagrant）”，甚至“罪犯”，以此反映出殖民统治着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对于阶层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使得类似的报告没有实际的用处。行政报告、地区观察、及普查报告只能够提供人口信息，大都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超越这些资料事实的重要性是主要来自较低阶层的，包括音乐人，的客体化。利用“本地”合作者收集资料数据进一步有助于传播范式和有助于新西方精英的自我定义。

五：图像资料（Iconography）（绘画和影像图片）
虽然提供了大量的音乐表演的信息，但通常这类资源很难去解释和界定。因此图像学研究领域成果不丰。
印度和伊斯兰的宫廷绘画（court painting）传统浓郁，而且流派分立。而且互相难以区分。这也说明无声的艺术之间的交流和影响的自然畅顺（ease）。不同的绘画流派也反映出不同的雇主的宗教信仰。
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宫廷绘画传统同时也是宫廷活动的一种记录，只不过是以表现艺术的形式记录。包括一些古典音乐娱乐活动，通常都是些有钱的主子在欣赏音乐活动的内容。但通常这类资料缺乏准确的时间定位，也缺少确切的数据记录。宫廷绘画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无论是印度还是伊斯兰世界的，音乐是受到雇主/庇护人庇护的，共同的社会经济固有的习俗和传统。这和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和十八世纪的德国一样，音乐被用作强化社会文化传统的工具。
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许多影像图片资料，展示的是一些当地乐人在向来访的官员们表演的内容。和绘画一样，对于这些影像图片资料的解释需要注意，因为这些表现力强的资料通常给人以真实的假象。
和书写的资料一样，图像资料也反映出英国人和伊斯兰统治阶层在当地和非伊斯兰世界里找到为其服务的对象。

六：印度学（Indology）和印度音乐民族主义（musical nationalism）
西方的历史观，以及欧洲的东方主义，接受印度的圣经的/书写的和神化的过去，是当代印度认同的基础。从文化开始到政治民族主义达到高潮。这引领着不断增长的印度理想和传统的宣扬，但这是在西方化或西方体系下的进行的。包括社会政治领域。
以真实的印度过去来巩固集体认同，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集中历史的焦点，生产大量的真实的、古典印度文化的图景；二是把理想具体化/物化，赋有其适合现代生活的具体形式，这意味着重建真实的印度文化，让历史记载中的印度文化得以在现代化、西方化的城市生活中展现。
音乐是可以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目标的很好的途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自从Upanishads以来，音乐在宗教领域地位显著，被认为是“可以和湿婆达致精神思想合一的有效工具”。音乐在印度意识形态中的根源赋予音乐一种精神上的重要地位；二，音乐不像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如果没有被英国精英贬低和轻视的话，就不会一直被忽视。尽管受到政治的影响，音乐可以说是政治上中立的。尽管受到宗教的影响，音乐是可以在世俗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比如英国例子中的会议、音乐会、大学和媒体。相应地，梵语文献史料成为了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文献资料来源，因为这些资料提供了音乐理论的传统的规范和标准的来源，同时也包括术语体系，因此，音乐可以以文字来进行研究。
事实上，活的/现存的音乐知识和表演能力一直在底层服务阶层手中，他们是封建制度统治劳动者阶层的一部分。 在穆斯林统治时期，他们的世袭的服务阶层很自然都是穆斯林。甚至在许多艺术体制和传统从德里流散到各地非穆斯林的宫廷后，穆斯林音乐家在同一个雇主安排下保留了他们的地位和音乐的世俗性、竞争的意识和由封建雇主圈定的美的标准相一致。
英国的东方主义遇到穆斯林，不能导致融合。原因一，英国的伊斯兰文明的东方主义目标是印度以外的文化，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伊朗， 因此并不会直接接触到印度的穆斯林。 原因二， 印度穆斯林仅仅是很少/不重要地参与到在印度的英国教育事业，因此很难西方化。没有什么运动可以和印度音乐复兴相比较。艺术音乐继续生存主要是通过口传传承。
印度音乐历史学家的暗示很清楚：穆斯林口传音乐传统和印度口传传统需要被视作为有价值的历史资源，尤其是和这些传统相匹配的那些规范。换句话说，我今天不在为我从文盲的或没有受过教育的，既不懂梵文也不懂英文的老师们那里学到的“非标准/非权威”的拉迦或表演实践而感到难为情了。
笔者认识到，需要的是系统考察这种具有高度价值的口头资源，将此类资料和其他去到获得的音乐历史史料整合起来对待。一开始先评估这些口传历史的作者和他们的重要观点以及这种在源自广泛的社会音乐环境中的史料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种口传传统不仅是自成一体，又是不能单独独立对待的。回顾口传历史内容，慢慢从延长的/推迟的和近的联合中慢慢收集整理，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显示出一个由乐人建立的和为其所用的知识体系，有关他们的独一无二的专业音乐创作和表演领域。 密密交织着辅助的和传承传播有关的辅助的知识领域：教学过程，获得和维持竞争力（质量控制），以及通过美学和意识形态对其的加强和合法化，主要是阿拉伯和伊斯兰意识体系。研究口传传统就意味着研究近代音乐历史，但是“从下面”研究要求和“从上面”作为互补。

第二部分：课堂讨论及老师总结
1）课堂讨论问题集中在何谓史料？史料记载的事实的真实性是否是唯一的？但课堂的讨论并没有抓住本文的重点，所以，老师集中地对本文做了总结。

2）老师总结概述：
作者回忆了十八年前遇到一位同样研究印度古典音乐历史的传统史学研究者，当发现自己所收集的史料和他大相径庭，并非官方文献史料，而是民间艺人口传历史资料时，为此感到局促不安。但作者在通过分析宗教、政治原因后认识到，今天的印度音乐存在印度教注重书写文化和伊斯兰教注重口传文化的两个文化层面。
老师注：传统史学研究视角注重文献资料考据，不重口传历史，因为他们认为口传历史非常短、记忆不完全可信，用现在检验历史上的过去，存在方法学上的问题。而民族音乐学，如借鉴人类学，从口传历史追寻历史的过去，与史学的历史相比，相对来说实缺乏史学思维，是共时性的平面的视角。这个问题对研究具長远书写历史记载的文化，如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文化，是十分关键的。在这里，典型的人类学倾向的民族音乐学便显不全，必须要具史学的思维。
文章讲述的是作者对上述文化事实认识的一个过程。18年前，作者使用的就是民族音乐学借用人类学的眼光去看印度音乐，所以，她看到的是口传历史。
印度——2个族群、2种信仰、2种文化（伊斯兰和印度教、口传和书写），英国将其分为两个国家，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对音乐的记录以口传为主，而印度则注重文献书写。政治的变迁导致了目前印度音乐文化分层的形成。解决何谓印度音乐这个概念就要兼顾两种宗教体系下的文化传统。所以，检阅“印度”音乐文化历史时，要把传统史学全部关注文献的思路配合口传史料一起进行研究。
本文的结构如下：
Introduction
           Complexity of Hindustani music historiography
           “Documentable” history (written tradition)
           “Disharmonies”(in terms of ethnicity, social class, musical authority)
           Hindustan music history—India and Pakistan
           Purpose of the paper: examination of source documents on bowed string playing in terms of “musical idiom and human agent”(“process”)
Methodology
           Societal functional contexts: paradigms of Hindu, Muslim, British/Western
Sources and Their Contexts
           Hindu (Sanskrit, vernaculars, Devanagari)
           Muslim (Persian, Aiso Urdu, Arabic)
           English (British)
           Iconography (painting, photography)
           Indology and musical notation
Conclusion

Introduction
           p. 152  Hindustani art music has a rich, documentable history… It is through these norms that the outsider normally gains access to the music...and are…likely to remain his or her frame of reference for any consider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a frame of reference much like the one shared by students of Western music history.
对象的属性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学直接有关
           3“disharmonies”of Hindustani music as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study of Hindustani music historiography: (1) ethnicity: Hindu vs Muslim; (2) social classes: educated Hindu vs service professional Muslim; (3) musical authority: Hindu written tradition vs Muslim oral tradition
Methodology
p. 154
  
置史学于其社会功能之中
  

吻合印度政治演变的3个范例（观）paradigms (views from three groups of people: Hindu, Muslim, and British/Western)  

  

确實，书写历史主要是社会上层成员的历史
p. 160
  

音乐为国家认同的象征（好比Rice的“metaphor”）
Conclusion
p. 164
  
“noncanonical tradition”指的是口传传统；历史研究应兼融口传传统

Qureshi的文中对印度音乐历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类同历史音乐学。这也是本论文集（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的目的——对学科历史和定位的反思：民族音乐学不只是人类学的民族音乐学。
并请同学们注意Qureshi对来自印度文化自身学术传统的尊重，是民族音乐学把“音乐置于其文化环境中研究”的精神；这里的“音乐”是“本土学术传统”。


帖子来源：中国音乐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