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区别是什么？
“关于音乐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区别是什么？一个看似枯燥且无聊的问题，其实反映出两种关于音乐的存在论。音乐人类学家Anthony Seeger这样来对比这两个概念：在"关于音乐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中, 音乐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的；而在“音乐人类学”(概念上是Musical Anthropology，在学科建制上是ethnomusicology)里，音乐则是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根源而存在。原话是这样的：
“an anthropology of music looks at the way music is a part of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By the way of contrast a musical anthropology looks at the way musical performances create many aspects of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Rather than study music in culture (as proposed by Alan Merriam 1960), a musical anthropology studies social life as a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assuming that there is a pre-existing and logically prior social and cultural matrix withinin which music is performed, it examines the way music is part of the very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conceptual relationships and processes (Seeger, 2004, xiv).
在这里，Seeger道出的是一个什么是学科主体的问题。在音乐人类学里，音乐不是（或者说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功能块，也不是被人类文化框架事先设定好的；它是社会生产的建构的一种动因和核心驱动力量。人们在音乐（音乐表演）里“动态地”塑造自我、社区、和社会。人们在音乐里定义生活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了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关系“。Seeger作为一个音乐人类学历史上重要的学者，当然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音乐形式塑造了人（的意识）。当然，这些都仅仅是学术上的抽象概念，在现实生活里面，我想，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理论是可笑的吧：音乐怎么能塑造人和生活呢？其实，我们只需要历史地看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得到答案：人（作为文化的主体）和音乐至少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关系。人是一种被技术所控制的技术，而音乐恰恰是一种技术模式。
古时候，当人们有一块石头，还没有能力加工石头的时候，只好甩起石头来，当成一种武器，在那时候，也许”呼呼“的声音就是音乐，人们天天听着这声音，明白了：哦，这就是我们的“音乐”，能发出“呼呼”的声音的东西是“我们”，而不是“野兽”。因此，人类就有了早期的抽象概念“我们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的声音是什么”？
封建社会里，当古典的中国宫廷乐器（古筝、古琴）和民间的乐器（唢呐）相遇的时候，都会碰撞出社会认同的火花：宫廷的是”雅“的，而民间的是“野”的。这样一来，更多的抽象概念诞生了，人们不仅了解了“我们和动物”有什么区别，还了解了同样作为人的“雅的我们”和“野的他们”的区别。是音乐，在听觉方面，带给了人这样的抽象意识上的区别。
在当代，年轻人恐怕在接触KTV之前也很少能定义“我们这代”和“我们上一代”的区别（除了老一代人的生理特征），“泡KTV“这样的玩音乐的方式使得他们具体化了”代与代“的区别。
如果说，“我们是谁”，“我们和他们”这样的抽象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话，那么，是这些意识（文化）决定了音乐形式吗？从以上这些例子来看，显然是音乐创造了这些意识，只是我们平时不会这么去反思罢了。
所以说，在Seeger的世界里，“人”不过是一种被音乐所塑造的、相对化的意识罢了。从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复合型的学科在被创立的同时，一个新的研究主体（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客体，根据我们的视角而定）也被创造了出来，它不等于是两种旧的研究主体的简单拼凑，而是一种全新的事物（附上一种全新的存在论）。其中，考验学界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全新的视野去体验这个新事物。
Anthony Seeger的名著Why Suya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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