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古文字资料对先秦史研究的推进
朱凤瀚
清华简
相比于其他史学学科，当代中国的先秦史领域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其中一部分也是考古发掘获得的)的不断发现经常会给研究者带来新的惊喜，并不断出现新的学术热点，从而使传世文献史料稀缺的先秦史研究得以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持续的、长足的进展。
上博楚竹书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战国时期楚国的竹简，因内容皆为典籍，习称“上博楚竹书”。其中对于先秦古史尤有意义的是一篇题为《讼成氐》的古书。经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整理、考释后发表，其内容引起众多学者的讨论。“讼成氐”，即同为战国文献的《庄子·胠篋》中讲到的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容成氏。此篇从容成氏等上古帝王开始，依序叙及尧、舜，直到禹、商汤与周文王、武王。文章一方面颂扬三代以上古帝王实行禅让制，在权力传承方面举贤让贤而不传子，且政绩卓著，得天下之人拥戴;另一方面，则讲至三代以下，已废禅让之道而以兵戎相见来改朝换代，伐无道而伸张正义。由于其中心思想在于鼓吹禅让，因而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篇竹书是战国时期努力推行禅让制度的学派的作品，属儒家或墨家。严格说来，这是一篇重在通过讲史事申述政治主张的子书性质的文章。令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以下诸点均与先秦历史密切相关。其一，文中提到三代以前的古帝王中，有以往所知文献中未见过的“乔结氏”“■■氏”等，虽属古史传说体系，但战国人既然知其名则势必有今人不知之相关史迹为背景。学者们还注意到，《容成氏》所述禹以前上古帝王的次第、出身多有与《史记·五帝本纪》那种大一统的五帝系统不同，这不仅说明《容成氏》成文较早，而大一统的五帝系统实非史实，而且也为现代学者了解更早的古帝王系统(或同五帝系统并存的另一套系统)的传说，以及推知五帝系统形成之年代和渊源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其二，文中讲到禹治水，使九州“可处”，所列举九州之名，亦与《尚书·禹贡》所言名称与次序不尽相同。学者由此推知，战国时期“九州”系统亦非单一。其三，文中讲夏启至桀共十六世，汤至纣三十又一世，均与《史记》所说同，更证明司马迁之说实为战国史家旧识。其中夏世系清楚至此，对于考察夏王朝史实之文本根据甚有价值。此外，《容成氏》讲商纣王暴虐“于是乎作为金桎三千”，学者或释此“金桎”即贾谊《新书·道术》之“梏”。简文还讲商纣王荒淫无道而“九邦叛之”，周文王遂笼络九邦积聚反商力量，此事可补史载之阙。“九邦”之名，传世文献未见。特别是“九邦”之中还有“丰”、“镐”，此二邦在周文王与武王时先后成为周人都邑，为了解西周王朝建立前西土政治地理结构提供了前所未知的材料。
郭店楚简
与《容成氏》相类似的楚竹书，还有1993年湖南荆门市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楚简中名为《唐虞之道》的一篇，也是将宣传古代帝王禅让思想作为其宗旨，但文中提到有“六帝”皆因奉此种观念而兴，此“六帝”所指各为何人，尚未能尽知。类似上述记载古史传说的战国竹书之发现，不仅引发了若干具体的重要古史问题的讨论，而且对于如何科学地对待记载古史传说的东周史书及其所反映的体系与史观，与如何从古史传说中提炼王国维所说的“为之素地”的史实，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清华简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竹书，轰动学界。其中两篇，即《保训》与《■夜》，已有李学勤先生的释读，且前一文曾有较多学者参与讨论。二文皆关乎西周史。前一文讲文王五十年时，因病重而告诫武王的话语，类似遗嘱。其内容重在通过讲舜与商王先祖上甲微之事迹来强调要贯彻“中”道。文中还言及“阴阳”。这种文章体例，也是通过所记史事或古人之言来阐发义理，尤对于研究后世儒家思想之源泉有重要意义。《■夜》记周武王八祀时，戡灭■国(李学勤先生以为即黎国)后，在文王大室举行“饮至”这种庆功酒会时，武王、周公所作诗句。其中周公所赋诗近于《诗经·唐风》中的《蟋蟀》，对于了解周初重要史事及《诗经》中相关诗篇之来历皆有意义，使学者们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清华简正在整理中，其文献史料价值尚有待更多竹书内容的刊布。
殷墟花园庄甲骨刻辞
与上述战国楚竹书作为典籍的性质与史料类别不同，1991年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殷墟花园庄甲骨刻辞则是商后期非王的商人贵族占卜事项之实录，属于所谓“非王卜辞”。这批甲骨的特点是，皆为龟腹甲，且多完整大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一曼、曹定云两位先生缀合、整理与释文，全部甲骨已于2003年刊布。这批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卜辞中牵扯多位武丁王卜辞中出现过的人物，如著名的妇好等，以及一些身份为王子的“子某”。卜辞卜问的所祭祀的直系、旁系祖先包括商先王，说明占卜主体之贵族(即“子”)属于与王同姓的子姓贵族。而且这批卜辞与20世纪30年代在小屯M127坑等地出土的另外几种“非王卜辞”在内容上可以相互联系。众所周知，成文于商代的典籍，迄今未见，殷墟甲骨刻辞即成为研究商史最基本的文字资料。其中王卜辞多涉及王朝政治、军事、经济与王室诸事项，其内容多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商王朝历史。但“非王卜辞”所卜问的主要是一些贵族之家族事宜，给我们提供了当时一个较大的商人贵族家族这样一个小社会内部的情况与其同王朝之间关系的“档案”，所卜事项更为具体，而且更为生动，成为洞悉商后期商人社会基层状态与不同层面的人际关系之弥足珍贵的史料。但是也正因为展示的这样具体、这样真实，加之“非王卜辞”喜用的字词与语法习惯颇有特色，不尽同于王卜辞，所以对看懂卜辞、理解辞义，带来不少困难。故而自资料一公布，甲骨学商史学界即围绕花园庄甲骨中涉及的众多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涉及卜辞的年代、辞例与字词考释、占卜主体贵族“子”的身份、卜辞中频频出现的“□(丁)”的所指与其身份，以及其他重要政治制度与史事。这些讨论将甲骨文商史研究引向了深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虽然花园庄甲骨进一步证实了在商后期，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共同体的商人诸宗族(特别是其中子姓贵族家族)是商王朝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对这批甲骨之研究也揭示出，在当时商人诸宗族与王(王朝)间及彼此间，以及商人不同等级贵族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政治与宗法关系。而且这批甲骨还反映出诸家族居地与王之都邑的相对位置，也启发了对当时政治地理结构的深刻思考。
其他有铭青铜器
近年来西周史研究更因若干重要有铭青铜器的陆续发现而呈现应接不暇的局面，新资料往往事关重大，并促使研究者对以往几成定式的认识作新的思考。2003年眉县杨家村发现单氏家族青铜器群，其中■盘有350字铭文，在颂扬宣王以前历代周王伟绩的同时，还依世代先后赞颂了自己的先祖考服事周王的功业，由此可见作器者所属单氏家族之世代显赫。这些先人名字有行辈字，但并非皆排行为伯，而多有称仲、称叔的，那么作器者所赞颂的这些先人是否皆是单氏之大宗，是否皆其所属家族之直系先人?行辈非嫡长子的先人是否可以担任单氏家族的宗子?研究者为此展开讨论，因事关对西周社会中一个大的世族内宗法关系与继承制度及亲属组织结构的理解，故而发人深省。由■器铭文可以联系20世纪50年代在眉县李家村发现的一组盠器(盠是■的先祖，其名见于■盘)。李家村与■器群出土地杨家村相近，由此又可想见当时一个大的世族内大小宗家族世代盘踞于一块地域的聚居状态。
同样有助于深入了解西周社会内宗族、宗法关系的新资料，是2006年陕西扶风城关镇五郡村出土的两件同形同铭的所记王年为五年的■生尊。有趣的是，这两件尊的铭文内容与传世已久的■生所作纪年为五年、六年的两件簋的铭文所述为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其出土令所有熟悉西周金文的学者颇感意外。将新出土的五年尊铭文与五、六年■生簋相对读，使将以往从两件簋铭文中得到的对人物关系与史实的认识又需重新思考。综合几件器铭所述，可知其大意是讲西周晚期作为周初召公后裔之召氏宗族内，宗子召伯虎与小宗■生在宗族内土田附庸(即附着于土田的农民)等财产面临狱讼时，为维护共同的宗族利益，大小宗协力应付这一局面的事件，但铭文中许多情节并未完全搞清。五年■生尊的新发现，细化了两件■生簋所记述的史实，为了解西周宗族制度、宗法关系提供了一个异常生动的案例。2800年前发生在西周王畿区域内的贵族家族内的事情，竟能如此细致地展现于我们面前，是以往西周史研究中很少遇见的。
讲到新发现的西周金文对西周史研究的促进作用，还不能不提到2007年刊布的西周早期铜器■公簋。簋铭仅20余字，记■公为其姚姓妻子作器，时间是某周王二十又八年“命唐伯侯于晋”时。《史记·晋世家》记成王弟唐叔受封于唐，称晋侯实始于其子燮父。则铭文中的唐伯应即燮父，这是研究者均无异议的，但二十又八年是哪个王的纪年，从器形、纹饰看，有成王、康王两种可能，而以成王更为妥帖。但无论怎样，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所刊布的西周金文年历表中，成王只有二十二年，康王也只给了二十五年，皆有所不合，从而迫使学者们对西周早期王年的认识作出新的调整，也可能会影响及武王克商年的推定。不仅如此，簋铭明记王命唐伯去往晋地为侯，则唐叔初封之唐必不在晋(其地理位置应即是北赵晋侯墓地之所在)，这对于考古与先秦史学界探寻唐地之所在与明确北赵晋侯墓地所在区域都是有帮助的。
由上举诸例可以看到，古老的中国先秦史学科，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不断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这些新资料的意义，并非在于仅仅揭示一些前所未知的史实，提供一些新的具体的史料，更在于它们常常会冲击旧有的观念与定说，给研究者以深刻启示，促使研究者在理论、方法上不断深化与更新，以追求更为实事求是、更为严谨、更为深刻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当代中国先秦史研究不断向更高的水平攀升。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9-24 15:18:37
